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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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刚刚到来，队上还派了一名团支部书记，帮我们做第一顿饭。她是个姑娘，叫王春花，十六七岁的年龄，穿着大红棉袄，大眼睛，长辫子，红衣服映衬的双颊红红的。她很热情，一边帮我们做面条，一边告诉我们，去哪里挑水，去哪里打柴，去哪里买盐。在城市里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到了农村，一切自己动手。
城里青年下农村，首先要经历三关考验：烧饭、砍柴、干农活。
先说烧饭，也许城里的孩子说，烧饭有什么难，来包方便面，开水一冲不就行啦！岂不知，40年前，根本就没有方便面，也没有现在城市里的煤气、天然气、液化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全是白米和细面。那时，我们吃的70％是粗粮，玉米面、玉米糁、高粱面，头10个月根本就没有大米可吃，烧的是山上砍下的木柴，甚至连油也没有，只有少量的腊肉。起初，知青组实行的是每天每人轮流做饭，其余的同学下地干活，这样，轮到谁做饭，从担水、劈柴到点火烧饭全由他一人完成。
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20岁左右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来说，学会自己做饭并不难，最难受的是该地没有风箱，只有一根长40公分的竹筒子，他们叫吹火筒。由于当地的燃料是山柴，引火十分困难。记得668班两位同学刘东、马奔年纪小，仅17岁，又是工厂子弟，轮他们做饭，常常是大家收工后到家饿得肚子咕咕叫，他们的饭还尚未烧好。后来，到夏收时节，我们就改为女生留家烧饭，男生全部下地干活。对男生来说，农活再累，也不愿留在家中烧饭。
知青落户的第二关是砍柴。当地农民家家房前屋后都堆着像山一样的山柴。一般在冬天，山上树叶落完后，农民都要上山把今后一年用的柴砍下。因为冬天里枝上无叶，树枝较轻，比较好砍好拉。二来冬天里农活不多，拉柴不误工。所以，我们一住下，队长和农民朋友就告诉我们应当先砍柴。于是，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们几位男生就上坡了，大约爬了三里多路，就开始砍柴。不一会儿，就砍倒一大片，要用绳子或藤条把山柴捆起来才便于拉下山。当地农民多用藤条捆柴，既结实又好拉，又好背；而我们多用绳子，有时没有拉到家就散架了，又要再捆，很费事。一早上，每人赶吃早饭只能拉回一捆柴，而当地农民一般要拉回三四捆柴。所以，我们知青点存的山柴是最少的。
难以忘却的记忆（5）
第三关就是干农活。对于我们这些城里娃，谁干过农活？连见都未见过，所以就得向农民学习。时值冬季，主要的农活是给田里送粪。这粪是各家猪圈、队上牛圈、羊圈提供的。牛粪、羊粪气味刺鼻地臭。而且，当地山*要运输工具不是架子车，而是背篓。背在身上。站在那里，有人一锹一锹地往里装，装满后，背到几十米外的田里，弯腰倒下。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背过，所以，常常倒粪时把牛粪、羊粪倒在自己的脖子里，妇女们就止不住地大笑。有不少农村男青年告诉我们倒粪时应当往边上侧一下。一试，果然好多了。这说明干农活也要动脑子，懂技巧才行。后来在农民朋友的指导下，我们知青相继学会了插秧、犁地、割麦、背麦、锄草等一系列农活。
那时，我们不仅年轻，而且十分革命，“左”的可爱。明明牛粪、羊粪臭不可闻。但是，我们嘴上还要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工人农民尽管手是脏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的心是最红的……”
在那个年代，我们就是这样，用我们对毛主席的忠诚，用我们的身体力行和青春热情，度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我们这些小伙子干活不怕累，不怕脏，所以，在生产队记工分时都是被看作一级劳动力，每天记11个工分。女生也记8个工分。
“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在那个计划经济体制、公社化时代，农业生产劳动是集体工作制。生产队每年按社员的工分进行分配。然而，一个工分的价值低得可怜，说出来现在的孩子们可能绝不会相信。两个月后，我们知青小组的王晓军帮助生产队进行年终决算，结果是，每个劳动日，10个工分的价值仅仅只有8分钱！尽管，我们知青不参与第一年的分配。但是，这样低的价值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第二年队上搞了些副业，达到元，第三年达到元。
在背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多，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少，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轻，有的农民家的猪粪较重。这是为什么呢？生产队长庞正德的儿子凯娃子告诉我们，那些分量重的主要是土多、粪少，要求给他们的质量降等，不然，他们就占了队上太多便宜。因为队上是按各家各户提供的农家肥的数量来折现金的。这件事，在我们知青小组内部，使大家认识到列宁说的对，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三 知青用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落户不久，到年关时，生产队进行决算或叫年终分配，这时，我们才发现，生产队的账务竟是如此混乱。
生产队原有一名会计，叫刘有财，外号有娃子，30多岁，160厘米的个头，瘦瘦的，人很精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一接触才发现此人管理的财务账竟是一塌糊涂。拿来几个账本和一些白条子，账本上收入、支出不分，一大堆条子写的平时张家借多少玉米，李家借多少稻谷，王家称多少斤土豆，连个年月日也没有，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的条子。
鉴于这种情况，生产队长庞正德请我们知青帮助有娃子算账。我们知青组负责管理生活的王晓军，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头脑清楚，办事公道。我们就推选王晓军帮助有娃子从头开始，补建收入账、支出账、明细账、现金账、种子账。从1968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差不多用了20多天，对仓库里存留的籽种一一过秤，终于盘清了库存。然后，给各户按人头分粮，有稻谷、小麦、玉米等不同品种。由于我们知青特别是王晓军办事认真，处事公道，所以，第三生产队在腊月初七前已经把过年的粮食、现金全部分配到户。这是过去历年来从来没有的现象。连庞队长和社员们都说，多亏了知识青年，不然，今年连过年也不得安宁。
难以忘却的记忆（6）
原来，以往生产队的确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有的农户，刚过正月初五，就找庞队长要求借粮，说没啥吃的了，只好先借给30斤玉米。别人一看，也跟着要借，这就没完没了。反正，集体经济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就是因为王晓军同学1968年在帮有娃子清理生产队账务的突出贡献，全队社员一致推选要求王晓军当会计。这件事叫王晓军还真犯了难，这是因为，王晓军担心，他当上会计后，将来招工时，生产队会因为离不开他而不让他走。于是，我们知青小组到公社找当时的公社书记魏继学汇报这件事。魏继学书记明确表态，绝对不会。他亲自找庞正德队长说明，要求庞队长在全队社员大会上讲：“公社魏书记对我讲，王晓军现在在队上当会计当得很好，一旦有招工机会，公社会优先推荐表现突出的知青先走，这一点必须做到。不然，谁还愿意好好干！”这样，王晓军同学才愉快地担当了生产队会计，直到他三年后被兰字826部队…… 一家三线厂招工为止。
生产队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单位，管理着全队34户，110多口人的吃、喝等花费，没有一个好管家实在不行。加之，集体经济家底有限，更要精打细算才行。记得因为1969年早春一场冰冻，冻死了麦苗，全队有十多户春天缺粮。经公社联系，队上派20多位男劳力跑了60多里山路去谷家庄生产队借粮，才帮他们度过了春荒。
常言道，不住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高粱面，不知道粮食的粗细。有道是富汉不知饿汉饥。我们知青插队落户，到农村前10个月吃的是粮站供应的粮食，叫返销粮。粗细粮比例为7∶3，即70％是高粱面，30％细粮。我们几乎天天是两顿粗粮，一顿细粮。由于农村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用高粱面做的锅贴、发糕，吃过后，大便十分困难。不少知青的肛门都撕裂了，有时不得已，大便时用手从肛门中往外掏，真是苦不堪言。
那时，我们人年轻，干的农活又很繁重，不是修水平田就是犁地，加上缺油水。个个食量很大，常常一顿饭能吃4个碗口大的馍。这样供应的每月30斤粮，有时不到25天就吃完了。剩下一周怎么办？或是从队上借玉米磨些玉米糁子吃，或是借一些稻谷去臼成米。带壳的稻谷，要在石头做的臼子里，打半天经过反复扬，才能碾成白米。那时的粮食加工远未实现机械化，一切都要靠手工劳动才能完成呀。这些经历，不仅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根本不知道大米是怎样碾成的，白面是怎样磨出来的，玉米糁子是怎样磨出来的。而且，对于今天在城市长大的，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的孩子们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
我们插队落户三个月后，在我们知青小组建议下，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建成了一座小型水轮泵站，利用温江河的水通过引水渠到水轮泵房里，水流冲击水轮泵转，只要用皮带连接发电机就能发电，连接磨面机就能实现机械磨面。于是，生产队派了一人随同我们知青组的王晓军同学，一块儿到县城去买回了磨面机、榨油机、碾米机，并由王晓军具体负责管理，才实现了机械磨面、机械碾米、机械榨油。机械磨面比手工磨面、碾米，不仅快，而且省力。这一变化，不仅使我们队许多老头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而且，消息一传出，上下几十公里，几乎全公社各队的农民都赶来看新鲜。大约一个多月里，参观学习的人一拨接一拨，络绎不绝。在1969年夏天，温江寺三队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带来了电气化、机械化的事，几乎成为该公社，甚至全县的一大新闻。这件事，使我们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句话的正确。记得，魏继学书记还曾经邀请凤县广播站的记者专门找王晓军同学采访，询问我们知青组是如何想到改变农村粮食加工落后面貌这一问题的，县上广播站在广播里连续播送了三天之久。
难以忘却的记忆（7）
四 知青落户有“三怕”
在农村当农民的日子里，最令人无法适应的是农村落后的卫生条件和习惯。刚到农村最不习惯的是找不到厕所。农民各家解手直接到猪圈去，而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男生女生无法适应。于是，我们就用玉米秆当墙，自己动手盖了男女分开的简易厕所。
提起当农民的日子，知青们会不约而同地说起“三怕”。第一怕就是农村的跳蚤和虱子。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多么需要好好睡一觉呀！但是，跳蚤令你难以入睡。无奈，起床开灯掀开被子打吧。这小动物很难打杀，它比你还快。记得马奔同学很聪明，他起身用脸盆打了半盆水，放在床上。您别说，这招还真管用，果然，不少跳蚤落在水盆里就再也跳不起来了。有时实在太困了，这些小虫子咬也顾不上了。第二天早上一看，雪白的被单上全是星星点点的血点，农民们说那是跳蚤粪。
由于没有条件洗澡，干活时一身汗，衣服湿透贴在身上，又被身体再暖干。所以，秋冬季节身上长满了肥头大耳的虱子，不少农民常在中午太阳出来时脱下棉袄捉这种小动物。用两只手的大拇指甲盖一挤，立刻发出清脆的咯吧声，那声音会令人浑身发痒。以至于我们知青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每隔十天或半个月就赶到县城双石铺的大众澡堂里去洗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衣服。然后，把脱下的脏衣服放在滚烫的热水中浸泡，以便把那些小动物和它们的卵杀死。直到今天，知青们每每说起下乡，就会说，最令人难忘的是跳蚤和虱子带给我们的烦恼。
第二怕是老鼠。由于我们住的是队里的仓库，楼上堆满了各种粮食，于是，这里成为老鼠的天堂。山里的老鼠胆子大，有时大白天也跑来跑去，个个吃得肥肥胖胖。最令人讨厌的是晚上，熄灯不久，就会听到楼上老鼠跑来跑去，互相打架。听农村青年讲，那是雄鼠追赶雌鼠*。因为，老鼠是胎生的，一年产四次，每三个月一批，可见其繁殖能力之强。有时楼上的雌鼠被雄鼠追赶，仓皇之中从楼上檐上掉下来。有一次夜半时分，一只老鼠掉在刘东同学的头上，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引得大家一块儿起来打了一个小时的老鼠，方才平静下来。
还有一次，李世玲同学回到她住的房间，天刚刚黑下来，屋里光线较暗，加之她的眼睛有些近视，去掉眼镜后，看东西不大清楚。她只看到枕头上隐隐约约卧着一只猫样的东西，便口中叫着“咪咪……”，用手去抚摸，不料等快摸着时，那个东西忽然跳起来向她身上扑来，吓得她“哇呀！”一声大叫，跑到门外，原来竟是一只大老鼠。从此，“山鼠大如猫”便成为一个故事传开了。
还有一次，是1970年的春节，我们知青组同学回西安过节，大约就是15天左右吧。我走时没有把自己的被褥捆起来，只草草堆在床头。谁知，等半个月后归来，拉开被褥一看，我的被子中间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下了一窝小老鼠，一共有十多只，红红的，没有毛，连眼睛还未睁开。原来，鼠妈妈把我的被褥当成产床和育婴房了。
所以，知青最讨厌、最痛恨的就是老鼠。只要一看到，必然打杀。我们也想过不少办法，什么夹子捕捉，用毒药毒死等。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公社卫生院找了些老鼠药，睡前放在食物里，第二天清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