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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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呢？高考制度已经废除了，毛主席说过必须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呀。”女支书看我不相信有点急了：“今后考试上大学，这是*说的。”听罢，我虽然没再说什么，心里却在想：“就是那个在‘*’中两次被打倒，刚刚复出的*？他说的话算数吗？”此时，“两个凡是”仍在盛行，社会上小道消息甚多。因此，我很快便将这一十分重要的忠告淡忘了，每天依然十分单纯地在车间里埋头工作。因为“上大学”对我来说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大约半个多月后的10月12日，“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消息的正式公布，骤然打破了我一年来平静的工厂生活。
四 一波三折的高考经历
“如果考得好，我也能够上大学了！”……在无比的兴奋之余，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省委干部子女的团支书消息灵通。此时，距高考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了，毫无准备且正在上班的我，真后悔自己早先太“自以为是”；没有早半个月开始高考复习。
报名很快就开始了。报文科，还是报理科？我毅然决定报考理科中的医学院……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险些毁了我的大学梦。我在中学时已初显文科方面的特长，那么如何选择医学院呢？这当然是“阅历”使然。在刚刚经历的十年浩劫中，从军委总政调任军区报社社长仅半年的父亲，便惨遭*，全家因此被赶到苏北农村“流放”了近七年；而由部队转业后就当医生、一直受人尊重的母亲，恰恰让我和家人感到了“白衣天使”职业的安全、神圣和高尚。
作为生产一线的工人，参加高考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当年我高考复习的情景和艰难程度，是今天的考生们无法想象的。身为一名工人考生，最伤脑筋的是缺少复习时间、没有复习资料和指导老师。当时正值“*”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口号（在我们数千平米的车间里便赫然挂着这幅标语），全厂职工都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紧张工作着。我跟平师傅一个班，每天8小时，要将每个批次一斤至数十公斤重的零件在操作台前搬上搬下，工作任务重，劳动纪律严，等下班到家时已是筋疲力尽，几乎没有什么精力再看书复习了。我们车间直至12月考试前才给了几天假，冒着严寒匆匆走进考场的我，颇有些茫然和无措。一连数日，政治、语文倒是凭借平日的积累答出了不少，然而，毕竟我的四年中学都是“*”时在乡村中学读的，数理化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加上备考仓促，答对的题并不多。当年山东省的考卷究竟考了些什么内容，已全无印象。至今我只是隐约记得，考卷纸似乎与平时的用纸有些不同。后来才知道，由于中央决定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较迟，因而考生多、纸张少的矛盾凸现，中央政治局决定动用印刷《毛选》第五卷的专用纸赶印了全部考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9）
记得1977年的山东省高考很奇特：未公布分数前先填志愿。自知高考成绩不佳，当时我仍抱了“也许能考上”的侥幸心理，郑重其事地填上了“山东医学院”、“青岛医学院”等一连串医学院。转眼，在期盼之中日历已掀到了1978年春节前夕，迟迟没接到“体检通知”的我方知自己已名落孙山。这次失利对我的触动很大，也使我第一次亲身感悟到“坎坷”的滋味（当年好像没有公布考分，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首次高考中究竟考了多少分）。今年为开设《我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学风》专题讲座，我从《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决策恢复高考》中查到：“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万人”，当年的高考录取率仅为。
1978年的春节在欢庆与沮丧中悄然度过。年后，在少数成为“天之骄子”的幸运儿满面春风地走进大学校园之际，我暗暗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再接再厉，力争在1978年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然而，我所面对的现实是十分严峻的：与1977年高考截然不同的是，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首次全国统一考试，在考试更加严格规范的同时，放宽了考生的年龄限制，除了大量落榜或尚未参加高考的“老三届”之外，这一年将有大批实力雄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夏季高考，即使是像我一样的非“老三届”考生，也大多因待业、或刚刚返城而有大量时间去上各种各样的高考补习班（1977年高考时这类补习班几乎没有）。新一年的高考，对我这样一个1974年毕业于乡村中学、倒班工作、不能请假补习的工人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就在高考前，厂里在正常生产的同时又接到生产一批援外磨床的任务，我们钻床班的工作量骤增，每天8小时昼夜两班倒十分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是在凌晨天蒙蒙亮时才下夜班，当我洗完沾满机油的双手、迎着晨曦骑车穿越市区回家时，宁静、朦胧的大街上只有几位清洁工人在清扫马路。途中，找到一家刚刚开门的烧饼店，坐下等候可能是全城第一炉的烧饼出炉；待用残留着机油的手吃罢热乎乎、香喷喷的烧饼后，每每再捎上几只给家人当早点。等我从西郊赶到家时已十分疲惫，洗漱之后倒头猛睡。傍晚时分，又要开始新的一轮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进行着各科高考复习。开始，我仍抱着“考医学院、当白衣天使”的信念备考理科。渐渐发现自己数理化基础太差，与其他理科生的差距日渐拉大，内心很是着急。一天，因复习时间过长而睡眠不足，夜班操作钻床时，我一走神不慎将贵重的精密模具弄坏了，导致磨床某种零件的机加工停产半天，受到师傅和班组长的批评，我的心里难过极了。转眼“五一”将至，正在自己焦虑和彷徨之际，一天工间休息时同车间的一位老大哥以乐观的口吻鼓励我马上转考文科。
回首往事，当年多亏这位老技校毕业生的明智教诲。转向文科后，对我来说真可谓“扬长避短”：除数学这一弱项外，文史、政治、地理等我均可在父亲的指点下靠自学复习。令人难忘的是，在1978年高考前我得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秘书谢芬桂先生悉心指点。谢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国初期曾在政务院担任劳动部部长李立三的秘书多年，后因李立三的“历史问题”被贬至我厂工作。他学识渊博、待人真诚，多次热情地帮我审改作文，一有空就在其库房办公室或家中教我如何改病句、读好书，俨然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在辅导孩子的功课。1977年的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其子谢伯阳在首都一家工厂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及一些高考成功的经验。这些消息和经验对处于迷茫之中转而报考文科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和帮助（谢伯阳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源现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由此，我们两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0）
当年家长对待孩子的高考，全然不像今天这般重视。记得在我1978年7月参加高考之时，父母根本不在身边陪伴：父亲在此前几天，已随济南军区师以上干部参观团赴京参观新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去了；母亲作为医院科室负责人，每天早早地赶往办公室。与1977年的高考一样，1978年我依然是只身赶赴考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高考补习班，但因有备而来，却多了几分沉着和坦然。几天考下来，除数学之外，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门除个别题外，解题基本上顺利，似乎都算发挥正常。然而有“前车之鉴”，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我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回厂上班大约一个月后，我无比兴奋地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336分，除数学仅考了38分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均在70分以上，其中地理分数最高，历史次之。1978年在山东省，310分以上便可以上本科院校。这个成绩表明：我终于将在1978年秋天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了！
1978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正在车间工作。似乎已经有一点预感，心情特别愉快。大约九十点钟，忽然有人大声地喊我快去厂部取通知，说有好消息。“肯定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极度兴奋，连蹦带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厂部二楼的办公室。在我从领导手中接过那份装在普通牛皮纸信封内的《录取通知》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上哪所大学。当我展开《录取通知》，确信自己已被山东省第二大高校……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为本科生之时，激动得手有些颤抖。这一年，在1000余人的济南第六机床厂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另一位“老三届”考上了山东建工学院）。厂里特意在厂门口醒目位置张贴了大红喜报，以示庆贺。
令人欣喜的是，几天之后我和父母又接到了大哥在苏北泰兴考上扬州医专的喜讯。一连数日，全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在当年高考录取率不足7％的情况下，谁家能考上一个大专生已是十分荣耀，而我们家竟然一下子出了两名大学生！这条独一无二的新闻，当年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宿舍的大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被传为佳话（据《党的文献》披露：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本、专科新生万人。录取率为）。
我深知，自己将要告别工作了近两年的工厂和钻床，告别两年来朝夕相处的师傅和工友。于是在秋日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请了一位懂摄影的大学生为我在操作了近两年的大型摇臂钻前拍下了这张有特殊意义的照片，作为自己一生的珍贵纪念。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伴随祖国和时代的巨变，掀开崭新的一页。此时的我，刚刚度过21周岁生日。
五 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经历了许许多多个四年。然而四年的大学生涯，对我来说应该是最重要、最难忘怀的日子。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为我日后成长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1978年10月那个去山东师大报到的日子：国庆节后的泉城秋高气爽，自己的心情也如同那午后的阳光一样灿烂。手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我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一路上，仿佛所有的路人都在向自己行注目礼……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比自豪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1）
恢复高考初期的校园生活，充实且洋溢着勃勃生机。那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几乎都是山东、乃至全国的名师：秦汉史专家安祚章、美国史专家刘祚昌、中国近代史专家胡滨……一批史学名流大家云集山师历史系传道授业，让我们这些闯过“独木桥”的莘莘学子受益匪浅。历史系的课程密度大，各门专业课的笔记量更是大得出奇。几乎每次上课都如同速记大赛，偌大的教室一片“沙沙”的书写声，我常常在猛记上千字后抬头望黑板时眼前茫然一片模糊，许久方能看清老师板书的字迹。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入学报到时才买的新钢笔因“不堪重负”，刚上到大学三年级便用秃了笔尖、摔坏了笔杆，不得不更换一支新笔。
当时的校园文化生活既纯朴，又高雅。我因自幼爱好唱歌，因此，男声独唱便成为大学和系里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几乎场场必到。久而久之，我便被同学们亲切的称之为“胡松华的弟弟。”当年我登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北国之春》等歌曲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今天，每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便会油然想起那个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中“天之骄子”们的物质生活之艰苦，恐怕是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的。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山师大的食堂晚六点下班后校园内便买不到任何食品了。在我的记忆中，食堂晚餐的主菜似乎永远是大白菜熬粉条加酱油，多盐少油难以下咽，晚自习时总是饿肚子。而学校每月区区元的伙食费；让人根本不敢奢望外出下饭馆、开洋荤。为了解决晚间的饥饿问题，我只有在晚餐时多买一个大馒头，再买一分钱的粗咸菜夹在其中（有时买2分钱的咸菜已很“奢侈”了。）放在书包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食品袋，只好放进洗净了的“白猫”洗衣粉袋中，去锅炉房打上一瓶开水后，便到教学楼找一间清静、适宜的教室坐下看书自习。每晚九点多饥肠辘辘之时，便取出凉馒头、就着开水充饥。此时，我感觉那馒头夹咸菜的口感，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之一。这段“清贫苦读”的亲身经历，我曾多次在课堂上向自己的学生叙述，以此勉励他们珍惜今天、发奋学习。有趣的是，每当我讲到这段往事时，即使是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都出奇地宁静，学生们睁大了眼睛，一脸虔诚，仿佛是在聆听一段古老的传说。
毕业前夕，所有师范院校的学生都有一段教学实习。说起我的毕业实习，还真有一段“特殊的阅历”。
1981年10月中旬，我和几位同学被安排在当时泉城小有名气的济南二中，给初中生上中国历史课，谁知于不经意之中给后来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巩俐当了一回老师。如今细细想来，大约是实习两周之后，我发现所教初二年级中有一位秀丽端庄、大眼睛的女孩子，在全校上千名衣着款式单一的学生当中，她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当时并无统一校服，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衣着均以蓝灰等冷色调为主）。然而，她的名字似乎有些独特……巩俐。听二中的老师讲，巩俐平日爱好文艺，父亲是位山东大学教师，但其各门文化课成绩平平。正因如此，在一个多月的实习中，这名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数年之后，当几经周折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巩俐凭借其在《红高粱》中的不俗演技声名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