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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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13级降为17级，作复员处理。”当时；全军尚无行政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复员”之先例，为了实施其荒唐处分，有关主管部门竟然不惜将父亲连降4级、作为一名营级干部开除了军籍。不仅如此，在我们一家五口的安置问题上也可谓“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军人“复员”的基本原则是回到原籍所在地，父亲自幼生长于上海，1941年10月在上海中学经地下党介绍离沪参加了新四军，即使是因犯严重错误而复员，也理应回到原籍上海。但有关领导硬是以“根据*副主席一号战备命令，上海疏散人口”为由，指令将我们全家驱赶到母亲的老家江苏省泰兴县吴庄公社（今南沙乡），而且非但不给父亲安排任何工作，甚至连其户籍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农村户口；落在我外祖父所在的生产队里。这样严重且荒唐的处置，对于17岁便在抗日烽火中投笔从戎、此时年仅45岁的父亲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我上中学后的第一个班主任是一位约50岁、教语文课的女老师。那是1970年2月的一天早晨，记得当我去十六中办理转学手续之时，她送我至门外悄悄地询问了我们全家的去向、我到农村后能否继续上学等问题。最后，她柔声细语地勉励我：“以后情况可能会好些，你要好好地学习啊！”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里，这短短两句看似平常的话语，仿佛寒冬里的一缕阳光给我以温暖和希望。正是这位朴素善良的老师，以她特有的正直和慈母般的关爱给我那饱受创痛的幼小心灵以莫大的抚慰，是她以无私的大爱给我以生活的勇气、学习的信心。至今忆起当年那依依惜别的场景，仍不禁令人为之动容。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5）
1970年春节过后，我们被迫举家南迁，踏上了对未来迷茫而苦涩的旅途。4月初，我们全家五口人经苏州、无锡、江阴一路北上，抵达母亲的老家苏北泰兴县吴庄公社唐庄大队。这是母亲自1948年参军之后第一次以如此特殊的方式回归故里。对我们这些自幼生长于首都北京、一直在条件优越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猛然之间来到靠点煤油灯、喝河沟水生活的穷乡僻壤定居（人生的前途未卜），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根本始料不及的，我的内心真是痛苦极了。今天想来，在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于心灵上默默承受着最大痛苦的并非是我们三个孩子，而恰恰是我们的父母！幸好我们来到的是母亲的故乡。出身贫寒的外公外婆和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我们这些远方的游子，从精神到物质他们都给我们以宝贵的安慰、无私的帮助，我和家人在一个远离城市政治喧嚣的偏远乡村，感受到了久违的人间温暖。
得益于由部队转业到县卫生局的老战友张伟生同志热情相助，两个月后，伴随母亲的工作被安置在吴庄公社卫生院，我们举家迁至条件稍好一些的公社所在地定居。一位曾在中央军委机关任过职的高级干部、“因犯严重错误”被打倒成了无业者，这迅速成为整个吴庄公社、乃至全县人们街谈巷议的一则新闻。一时间，我们全家五口人成了当地百姓用疑惑目光关注的焦点。由于父亲此时既无工作，又无城镇户口，母亲每月那56元的工资，便成为我们全家五口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由于父母一次次赴京上访开销巨大（当时为了避开原单位的“造反派”对上访的阻拦，父母赴京上访时不敢走京浦线，而绕道京广线、经郑州北上），在此后的六七年间，我们全家和当地的居民一样，一直过着担水劈柴、养鸡种菜、节衣缩食的艰苦生活。
1970年9月，我终于结束了中断达半年之久的学业，进入吴庄公社住地唯一的中学……南沙楼中学初一学习。“*”时期苏北公社中学的条件十分简陋，南沙中学每年只能新增一个高一班，因此高中新生的名额十分紧缺。在我和二哥两人中只能一人上高中的情况下，因我年仅15岁，于是有幸成为1972年南沙楼中学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新生之一。然而，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由于父亲的冤案迟迟未能*，对我们全家的政治歧视也一直都在持续着，我们兄弟三人都被无情地一次又一次剥夺了入团和参军的权利。“*”中如此盛行的唯成分论，让我倍感世事的不公。当时举国上下“左”的禁锢无所不在，真不知耽误了多少立志报国者的宝贵年华。
粉碎*反党集团后，各级领导班子急待调整和充实，周恩来总理力主落实干部政策、重新起用老干部，在得到毛泽东首肯后，以*等一批老革命家的逐步复出为标志，1973年起全国出现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暖流。在这股暖流的推动下，在北京刘海峻、石青野等老战友的热情帮助之下，大军区党委于当年8月对父亲做出了《关于恢复胡宗耀同志行政十三级的决定》（但对他是否回到部队工作却迟迟没有任何说法）。至此，我们兄弟三人的身份终于完成了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革命干部子女”的转变。在学校期间，我因品学兼优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然而由于父亲的冤案，写了多年入团申请；却一直被挡在团组织大门之外。直到1973年9月，本人才有幸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此时作为一名已年满16岁的高中生，我对这一姗姗来迟的消息失去了应有的兴奋和激动。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6）
1973年冬，中央军委为培养新一代飞行员，决定从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部队航校学习。南沙楼中学遴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几十名应届高中生，先赴12里路外的黄桥镇医院进行第一轮体检。几天后，我作为合格者之一被集中到设于县委招待所大院内的“招飞体检中心”，进行更为严格的又一轮全面体检。及至年底全部体检结束之时，身高米的我有幸成为泰兴全县为数不多的几名合格者之一。1974年的新年，我是在“招飞体检中心”与部队干部和负责体检的医务人员们一起度过的。由于外调直系亲属的政审工作组均已派出，我连日沉浸在对当年最为荣耀的“既可参军，又能上军校”那个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之中。然而，在那个宁“左”勿右的“*”时代，由于父亲所犯的“严重错误”一时尚无明确结论，关于我的“预备飞行学员”政审最终未能通过。倘若本人当年能进入空军航校学习，我的人生无疑将会在祖国的蓝天上划出另一条轨迹。
由于当时高中的学制为两年，1974年7月，17岁的我从南沙中学毕业了。苦于父亲的冤案被拖着迟迟不*、不作结论，因而，我们全家五口人的前途一直处于迷茫未知中。受母亲职业的熏陶，我自幼便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十分羡慕，加上在“*”中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到职业对一个人、乃至其家庭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在高中毕业之时就坚信当医生是自己未来的理想职业，父母均表示支持。当时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为了培养大批赤脚医生，全国乡镇开办了不少名为“七·二一大学”的非正规学校。经母亲介绍，我很快进入公社为培养赤脚医生而举办的“七·二一大学”跟班学习并参加临床实践。从此，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医生涯。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为我在1977年第一次高考中“名落孙山”埋下了伏笔。
1975年秋，由于军委副主席*下达“部队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凡已被处理离开军队的，一律收回部队”的指示，有关主管部门才在年底做出让父亲重返部队的决定。记得当父亲穿着崭新的绿军装，佩戴着鲜艳的红领章、红帽徽回到吴庄公社的家中时，我们一家人高兴极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将此当作一件大喜事奔走相告。冬日的一天，父母在商定之后告诉我们：决定1976年元旦过后携全家赴沪、杭等地省亲并看望老战友。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对于在 “*”中整整痛苦、郁闷了近十年的家人来说，这个决定真是太有必要了。
这次为期半个多月的苏、沪、杭省亲之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父亲前往瞻仰鲁迅生前在上海居住的寓所和绍兴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了。当时这些故居均不对外开放，父亲破例请蓝瑛、沈象两位老战友开了“后门”，正因如此，有关方面专门为我们一家五人单独开放参观的情景至今难忘：我有幸于“三味书屋”轻轻抚摸鲁迅当年为鞭策自己在书桌上刻下的那个“早”字；有幸在上海故居鲁迅曾奋笔疾书的写字台边手持他晚年使用过的“金不换”毛笔……一生秉公办事的父亲这唯一的一次的“走后门”，让刚满18岁的我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有了格外真切的了解和感悟。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7）
三 终生难忘的钻工生涯
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习惯地将恢复高考前后的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今天回忆起30年前我是怎样由一名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钻床工人变成“天之骄子”，还真有许多与众不同的难忘经历呢。
粉碎“四人帮”一个月后的1976年11月初，我随*后的父母终于结束了在苏北泰兴吴庄公社近七年的“流放”生活，回到军区机关所在地济南。不久，被分配到国营大厂……以生产精细磨床着称的济南第六机床厂三车间钻床组当了一名钻工。我和平方荣师傅操作的是中捷友谊工厂生产的高达3米的Z130大型摇臂钻床。此时，全国范围的下乡运动方兴未艾，能返城当工人，尤其是到国营大厂当一名技术工人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至今；在我家的相册中仍珍藏着一张1977年元月我身着第一套背带式工装、胸佩团徽意气风发的“标准相”）。
“*”刚刚结束后的工厂生活新鲜且生机勃勃。勤奋好学的我，在班组师傅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掌握了钻床加工的基本技能，不久便可以独立操作了。由于劳动强度大，每到开饭时间，我都会觉得工厂食堂的“粗茶淡饭”特别醇香可口，仿佛是世上最好的美味佳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工厂团员青年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大干快上”，“把‘四人帮’浪费的时间夺回来”，“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激励人心的口号；我们车间内外上述内容的标语十分醒目、催人奋进。机床厂团委和车间团支部组织我们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并展开了生产技能比赛。我们大家都在内心深处将雷锋作为自己学习的好榜样，以“甘当革命螺丝钉”的精神激励自己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着。青年工友们的心境犹如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样纯净且充满激情。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正如一首老歌中所唱道的：“莫叹息、莫停留，要思考、要奋斗。 趁风华正茂，莫让年华付水流。”我除了每天坚持在上班之前清扫车间厕所外，还经常与学雷锋小组的工友们一起在厂区进行各种形式的义务劳动，并利用节假日走访和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总之，我们每一名团员青年都希望自己能像雷锋那样奉献自己，温暖他人。记得当年我去一位青年工友家作客时，淳朴的他热情地向其母亲介绍道：“我们是同一个学雷锋小组的！”话语之中流露着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特有的自豪感，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一年之后，我被评为厂“民兵积极分子”，并且和平方荣师傅共同荣获全厂1977年度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令人终生难忘的是，在1977年早春时节，我们济南第六机床厂接到了为毛主席纪念堂加工红色花岗岩基石的光荣任务。这项限时完成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多半由我们三车间的龙门刨组承担。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车间昼夜充斥着刨刀切削巨大花岗岩时所产生的雷鸣般的刺耳噪音。巨大的噪音令人无法静心，但一车车石材运往北京则令人兴奋不已。我时常来到大型龙门刨前，迎着飞溅的石屑观看加工石料的过程。由于红色花岗岩质地坚硬，我记得刨床组的师傅每半小时就要更换一副被磨秃了的大刨刀。当年5月，我们全厂职工每人都获得了一件“时髦”的奖品…… 一只白底红字、印有“毛主席纪念堂花岗石加工纪念”的大搪瓷缸……这件纪念品我已整整珍藏了30年而舍不得动用（30年来我曾多次自豪地告诉亲友和学生：“毛主席纪念堂基座上那象征着‘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的红色花岗岩多半是我上大学前所在工厂加工的，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时，可别忘了去看一看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8）
由于我的小姑妈和表叔是“*”前山东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六一级大学生，当年他们除节假日常来家中作客讲述大学生活外，还曾带我去参观过北航校园和大学生宿舍。所以我从小便十分崇拜大学生，将其视为“知识的化身”。然而，在“*”以来只能“从工农兵中选送大学生”的制度下，我从不敢奢望自己有生之年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尽管如此，在每个批量工件加工的间隙，我总是习惯地坐在工具柜边的小板凳上，借着钻床的照明灯读一阵书报。我曾一度满足于大型国企按部就班、略显单调的工作，但内心深处萌动着的对知识的渴求，又隐约让我不太情愿安于现状、当一辈子工人。
冬去春来，光阴飞逝，转眼间1977年的秋天来到了，我在高高的摇臂钻前迎来了自己的20岁生日。
国庆节前的一天上午，在北侧工区开铣床的车间女团支部书记突然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小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马上就要恢复考试上大学了。你赶快准备准备，能考上大学多好啊！”当时“*”刚刚结束不到一年，很多“*”中的做法均在沿用，“左”的思想偏见仍然当道。所以，我听了这位年轻团支书的话之后很不以为然：“怎么可能呢？高考制度已经废除了，毛主席说过必须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呀。”女支书看我不相信有点急了：“今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