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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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这一段教学时光，我首先要感谢师院附中我的老师们。是他们对教育兢兢业业的精神，给我做出了榜样。他们身体力行实践了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渊博的知识和教学方法使我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学的各科知识，尤其是他们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我以后的教学、学习和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样的好老师，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
掌握知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生产实践中运用，自己力图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为农民们做点事情。1973年，我担任大队副主任后解决了这么几件事。
二队和五队，每年耕地时都会为了一块地的边界问题发生争执，不是二队说五队越界，就是五队说二队越界。一次“官司”打到我这儿，两个队长把我拉到了机耕路旁的现场。我听完他们各自的理由后，知道了原委。原来地界两边的土地，解放初期土改时划分给的两户农民现在分别在二队和五队。而这两块地的地界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在中间，折向东后又折向西南的一条折线，因此犁地时一不留神，就可能越界。当时我也无法马上“断案”，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法，就让两个队长先按照土改时的地界丈量出来，把数据给我。回到住处，我反复研究这组数据，并以机耕路为参照物，信手在纸上勾画，考虑如何为这两个队画出一条由南至北的直线的地界，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的争执。画着画着，突然发现这实际上是一道平面几何的面积证明题。只要证明直线地界两侧，二队划给五队的地和五队划给二队的地面积相等就可以了，需要证明的是一个三角形和一个梯形面积相等，而关键是确定这条直线的起点与原地界起点的距离。这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通过计算，很快就确定了起点。第二天，我把两个队长都叫到大队，他们两个都是初中毕业生，听我说完理由，一看我的证明过程和画的图，就同意了。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忘的岁月（8）
四队在岭上的半坡打了一口深120多米的机井，水泵的22千瓦电动机怎么也开不起来。大队电工找到我，要我出主意。我先跟他去看了安装在村口机耕路边的变压器，又去看了距变压器直线距离500多米的机井。从电工那里了解到这台变压器还要供四队、五队、六队的磨面机、粉碎机用电，我又随他去看了这些设备的安装地点和功率。看后发现，每个小队的磨面机、粉碎机用电设备加起来基本在5千瓦左右，只有四队需要用电的设备加起来是27千瓦。而且，现在变压器的位置距五队、六队的磨房最近，不到50米，距四队磨房300米左右。当时，我并没有上大学，也没有学过有关电气方面的知识。只是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市少年宫数学组时，老师讲的打麦场如何设置才最佳，满足各块麦地打麦要求的问题。老师用不同重量的砝码代表各块麦地的产量，用等长的绳子系在砝码上，将所有绳头系在一起，在有等距离的玻璃板洞上轻轻放下，系在一起的绳头偏向了产量最大的麦地。答案是，打麦场应该靠近产量最大的麦地设置，同时能够兼顾其他产量少的麦地。我想，变压器安装地点是否也是这样呢？和电工商量后决定试试，将变压器移到机井旁边。这样，变压器到五队、六队磨房的直线距离不到300米，距四队磨房不到100米。一试，成功了，所有设备都能够开起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电气设计上说的“变压器设置应该靠近负荷中心”。开始机井电动机无法启动，是变压器低压侧配出的线路距离过长，线路电压降太大，电动机端子处电压不能满足启动要求。
当时三队看到四队打了深井后，庄稼长的比他们好，就积极筹资也要打深井。一天，三队的干部拉我一起去看井位。到了地里，我发现他们定的井位与四队已经使用的深井隔沟相望，直线距离不到300米。而我事先查看的打井资料告诉我，两个井间距至少500米，否则两个井的水泵同时开启时，同一层的地下水因无法及时补给，将造成两个井出水量都达不到要求。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调整一下井位。他们坚持认为，现在定的井位最有利于三队这片坡地的灌溉。因为是小队核算，大队不能强制命令，所以只有今后用事实教育他们了。事情的发展完全和事先预料的一样：两个井的泵同时一开，水量很小，都不能满足灌溉要求。面对事实，三队、四队的干部只能要求大队协调。因为我分管科学种田，这个责任就落到我头上了。我一方面批评三队干部，不尊重科学，不听劝告。一方面也只能面对现实，协调两个队在不同农时的灌溉用水。根据两个队各自深井灌溉的土地面积，制定了两个井轮流开泵抽水的时间表。起初还相安无事，但当小麦灌浆期需要大量用水的时候，矛盾出现了。一次三队违反双方商定的开泵时间表，提前二小时启动水泵，使得四队深井抽不上水来。记得那天我正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和乡亲们一起看露天电影，四队的电工气冲冲地跑来“告状”说：三队违规开泵，四队的深井水抽不上来了。他开始以为水泵坏了，检查后没问题。到泵房外一看，三队的人开始浇地了，知道是他们提前开泵，造成水抽不上来的。“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我拿上手电筒和他一起到村外二里多路的三队深井去查看。事实确如四队电工反映的那样。我把三队当晚负责浇地的副队长叫过来，指着贴在三队泵房墙上的开泵时间表和我手表上的时间让他看，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马上停，马上停。”我让他先把安排来浇地的社员们打发回村看电影，两小时后再来。然后拉着他在田埂上坐下，对他说：“你们队干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希望自己小队今年有个好收成，社员们能够多分一点口粮。可是也不能不考虑四队啊。本来四队是可以敞开用这口深井的水浇地的，因为你们井位选择错误，造成他们只能和你们错开时间浇地。既然他们考虑了你们三队，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考虑人家啊？”从此，两个队再也没有因为用深井浇地问题发生矛盾。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忘的岁月（9）
通过上面几件事，可以知道，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才能发挥作用，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生产。
1972…1973年，山西农村掀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公社派了一个三人工作组到村里，指导这项工作。要求各小队上报到集市上卖柿子、柿饼、梨、大枣、猪崽、鸡、鸡蛋、蜂蜜、药材、芒硝等农副产品以及私人养种猪配种的人员名单。并且召开大会，把这些统统列为资本主义尾巴，要一律禁止，割掉。实际上，就是一切都要由国家“统购统销”，不允许农民在集市上有任何的自由买卖。在农村的四五年里，我知道农民只有靠这些农副产品去集市上卖钱，然后才能再买回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不让他们这么做，农民就要断了生计。这绝不是党的政策！大队党支部也认为“太过分了”，可是他们又无法阻止工作组的行动。借过年回家之际，我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这是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工作一直是按照这个文件执行的，“*”中也没有宣布作废。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文件第五章“社员家庭副业”中明确了的社员可以搞家庭副业及其范围，全部都是工作组要“割”的“资本主义尾巴”。第四十一条还规定了“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回村后，我先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了这个文件，统一了思想。然后，拿着文件找到工作组，指着相关条文给他们看。工作组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中央文件，更不要说看过了。他们看后说：自己家也在农村，这么做也觉得有点不对，可是上级让这么做，他们也只好执行。要求把文件借给他们，拿回公社汇报。一周后，他们派了一个同志把文件给我送回来后就走了，其他工作组成员再也没有回到村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在我们村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农村很多事办不好的根本，是基层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太低造成的。因此，提高农村，以至所有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是搞好我们国家的根本。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铁路工作，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晚上，办公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雪白的馒头，那是他们用过年才舍得吃的最白的面蒸的；地上还有两篮子的鸡蛋，那是他们平时用来换钱，买盐和日用品的。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我在农村七年插队的肯定，使我特别感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第二天早上，大队副支书违反了前一天晚上的承诺，在广播里宣布了我动身的时间。结果，各小队干部和一些群众都来送我。到了村口，在我一再让大家回去收麦的劝说下，大家才离去。
我离开农村的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批准了我入党。我是1969年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大队党支部通过入党的，但是，由于父亲的问题直到*自我爆炸后才得以解决，以及公社干部中派性的干扰，在我连续五次被大队党支部通过，填了五份正式入党志愿书后，才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我到了新工作岗位后的第一周，就接到了大队党支部的来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且转告我。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不要怕别人误解你，只要自己站得直，走得正，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你有正确认识的。按照*主义哲学的观点解释，就是：任何人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难忘的岁月（10）
三 改 变
2005年5月1日，我回到了阔别30年的曾经插队的山西夏县禹王乡（原禹王公社）西其里村（大队）。
第一天原大队主任就陪着我在岭上、岭下、滩地里把全村8000多亩的土地转了一遍。我看到，在国家的资助下，岭上最高处又打了好几口深水井，村里全部土地都成了水浇地。承包到户的土地都平平整整，精耕细作。有的种上了果树，有的种上了棉花，有的种上了蔬菜大棚，还有的种上了药材，当然，小麦是不可或缺的。各种农作物都长得非常好。小麦播种、收割，也全部采用了机械。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了机动车辆，到地里干活时，不是开摩托车，就是开手扶拖拉机或是小四轮拖拉机，不像过去，到最远的地里也必须步行，要耗费不少时间。村前的土质机耕路改成了柏油路，通了长途汽车。村里原来两条主路也改成了水泥路。不少人家盖起了新的二层楼砖房，安装了电话，还用上了手机和液化石油气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晚上都在家里看电视。大人、孩子的穿戴相当城市中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小麦亩产达到了七八百斤，家家户户都吃白面，而且每天都能吃上肉，不像过去，吃豆腐都算改善生活了。也没有人吃不饱饭了。县里还为农村青年办了各类培训班，经过培训的青年由县里推荐到大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
在1970年我们住过的房东家里，当年跟着父母去要饭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已经娶妻生子，现在从事种猪配种，一年收入不少。原来住的两口窑洞，一口倒塌了，另一口作为养种猪的猪圈。家里的院子里盖起了五间砖房，有摩托车、彩电、冰箱。我在他女儿的房间里看到的是和城里女孩一样的贴在墙上的电影明星照片。
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几年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有关农村的文件，采用实行土地承包等各种方法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农村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农业税，使得生产关系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党的这些政策符合*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只有符合生产力，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论断。是顺民心，合民意，农民从心眼里拥护。
回想当年，虽然整个村子所处的山西晋南黄土高原的丘陵地带，是棉、麦产区。全大队有8000多亩地（其中，水浇地不到1000亩，其他都为旱地），1800多口人。但不论是从亩产、口粮，还是工分值与周围的几个大队比，生产、生活都处于落后状态。
插队时的我，对于农村是既不陌生又陌生。不陌生，是因为过去为了贯彻毛主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学校每学期有两周到农村、工矿劳动， 我已经多次到北京近郊农村劳动过了，而且徒步“长征”中也到了很多农村。说陌生，是因为过去的农村劳动都是短时的，最多两周，而且单独住宿。现在是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同酬”。一年四季将和农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手捉犁杖鞭打牛”，从播种到收割，样样农活都要干。并且这里的农村比北京的农村要破落得多，农民大都住在土坯房或窑洞里，靠到集市上出卖一些自留地的农产品，换回日常生活用品，每年只能分到两三斤左右的棉籽油，生活非常贫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难忘的岁月（11）
在第一年夏收过程中自己被生产队指定为打场组的组长。每天三四点钟，太阳出来前，我就要把组里的几个社员叫到场上，将成捆的小麦用三齿叉立在场上，待太阳晒一上午后，下午两三点钟用牛或驴拉着石头碌碡，进行碾场。碾场时我们站在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