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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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这是我们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有责任向年轻人讲述中华民族那段椎心泣血的历史教训，要让他们知道，在共和国的青年时期，他们的父辈……共和国的同代人，为了防止所谓修正主义的侵入，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运动，几乎浪费了个人的宝贵青春。他们给历史留下了一条断代，一条人才的断代，历史给他们留下的是一块文化知识的空白，一块足以令人抱憾终生的空白。
要让后代人懂得，不但共和国的建立，需要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即使在和平建设年代，民族的进步，共和国的成长，同样需要有人为其做出牺牲、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时甚至是惨痛的，而代价的承受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用热血、热泪、用一代人昂贵的青春所换取的历史教训，能被世世代代永远铭记。那是共和国不可回避的一段悲壮的历史，它将永远地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有付出才有挚爱
60年来，我们这代人始终与共和国同行，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苦痛，共同经受了各种自然灾害和政治风云的磨难。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逐步清醒地认识了个人与共和国的联系。今天在反省那段人生经历的同时，我们有责任告诫自己的儿女，不要一提起祖国就妄自菲薄，更不要奢谈什么超脱于时代的人生价值。经历过那场人生磨难之后，才使我们真切感知到，每个人时刻都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甘苦同在。共和国的命运始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共和国的前途始终与我们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无法分隔，共和国永远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共和国的安宁和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个人价值和前途。这就是那段动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所悟出的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
同时也正是由于在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中曾付出过青春的代价，才使我们对共和国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热爱。那是一种诚挚而深沉的爱。它会让我们每当听到国歌响起就会热血沸腾、每当看到国旗升起就会噙满骄傲泪水的爱。这种爱是未曾品尝过那段经历的当代青年所无法理解的。
60年来，随着岁月长河的冲刷，年轻时的浮躁和张狂渐渐被滤去，我们逐渐从幼稚走向了成熟，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练就了我们每临大事的静气、淡定和从容，增添了几分豁达与平和，对人生有了超然的解读。正如宋代词人苏轼所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苦短，岁月无痕。今天我们无须再寻觅那稍纵即逝的人生，更无须纠缠那永远也理不清的怨悔与得失。该逝去的将永不复返。其实，过去的一切已变得无关紧要，而唯有那段经历留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将永远沉淀在心底，让人受用终生。
当年我们曾战斗过的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们美好的怀念，纯真的友情，神圣的追求和百折不挠的执着。今天只要我们守望住那精神的执着，一如既往，有所追求，豁达、从容地面对人生，我们的生活就将更加充实，就将充满活力和生机。让我们在心中默默吟唱那支歌吧。那是一曲悲与欢的重奏，苦与乐的和弦，是饱蘸着青春的激情和热血谱写的一支歌，一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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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1）
难忘的岁月
葛元仁
作者简介：葛元仁，男，1947年8月出生。*党员。大学本科毕业，工学士，高级工程师、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全国注册电气工程师。1966年7月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现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同年在北京师院附中参加“*”，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2月至1975年6月在山西夏县禹王乡西其里村插队，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6月至1978年3月在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工务段任团委书记。1978年3月考入山西矿业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任校学生会主席。1982年1月至1993年3月在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工作，任机电设计室主任。后调回北京，现在京兴国际工程管理公司技术质量部专家组工作。
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铁路工作，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晚上，办公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雪白的馒头，那是他们用过年才舍得吃的最白的面蒸的；地上还有两篮子的鸡蛋，那是他们平时用来换钱，买盐和日用品的。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我在农村七年插队的肯定，使我特别感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第二天早上，大队副支书违反了前一天晚上的承诺，在广播里宣布了我动身的时间。结果，各小队干部和一些群众都来送我。到了村口，在我一再让大家回去收麦的劝说下，大家才离去。
一 我的学习之路
我从小生活在科研部队的大院里，父亲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当时人们那种为了国防现代化拼命工作的精神始终在熏陶、感染着我。所以，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掌握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我从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4月，我即将高三毕业。学校要召开高三年级“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家长会，而我的父母因为工作的需要，随部队研究所搬离了北京。所以，我问班主任：“是否需要我父母来北京参加家长会？或是监护人来？”他说：“你的家长和监护人都不用来，你还考不上大学？”我知道老师是指，能够在中学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德、智、体”和“学习成绩优良”奖状的，全校只有我和班里其他两个同学了。所以他对我充满信心，但是，我心里没底。另外两个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而我不是。初中升高中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被“保送”。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心里沉甸甸的。“*”中，我才知道，班里一些受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想影响的团员，认为我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不属于工农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抓住我说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话，认为我没有阶级观点，是走“白专”道路，所以一直反对我入团。尽管学校党总支了解我父亲在部队从事保密的科研工作，又在老师中间了解到我的表现很好，并通过班主任做团支部工作，发展我入团。然而，“*”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1966年6月7日，北京师院附中被卷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盛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我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66年7月24日，*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主要精神是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到1967年1月1日开始，1月底结束。
难忘的岁月（2）
1966年8月8日，*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中，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内容，实际上宣布了大学不可能在1967年招生了。可是自己觉得，既然1967年1月招生是*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说的，就一定会实行。所以后来不管是到工厂、农村劳动，还是徒步长征，“1967年1月大学招生”这句话，总在我脑海中萦绕。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批示公布不久，解放军进驻学校，开展军训，帮助“复课闹革命”。我被同学们推荐为军训领导组副组长，在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中，又被老师，同学们以的选票，选入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
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积极、努力的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在军训解放军和老师们的帮助下，不仅各年级又回到了教室，还招收了六六、六七两届小学毕业生。当时我想，既然小学毕业生升入了初中，初中毕业生必然要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理所当然地应该升入大学，感到大学招生有望了。没想到在1967年底，我刚表露出自己还是希望上大学的想法后，就遭到了几十张大字报的批判。1968年春节后，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由于自己的大学梦不死，一直拖到12月才报名到山西插队，无奈地放弃了从中学升入大学的愿望。
1968年12月20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夏县禹王公社西其里大队插队。
在学校时，每次到图书馆去借书，都看到贴在墙上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和“爱书吧，它是你知识的源泉……高尔基”这两句名言。所以插队时，我带了两箱以马列着作为主的社会科学类书。而且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所以，白天我在地里劳动，晚上就在小煤油灯下不知疲倦地读马列的书，作笔记……这是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自己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必定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了解、掌握这个规律，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希望通过对马列、毛主席着作的学习，找到自己无法理解的种种现象的答案。插队七年我读完了《列宁选集》四卷和《*恩格斯选集》四卷。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阶级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和恩格斯早就阐明了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属性。他们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认为，工人阶级既包括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也包括与生产有关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人员，包括经理、工程师、技术员等，因为他们都受雇于资本家，都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创造。因此，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是不符合*主义的。
马列主义的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所以我重点进行了学习。懂得了“存在决定意识”，应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待历史问题；应该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现实的人和事；任何存在于现实中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有其合理性；同时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当新的社会物质基础出现后，原来的存在就将灭亡，而更加合理的存在就将出现。明白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人们只能通过对相对真理的不断认识，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所以*多次表示，他并没有终极真理，而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难忘的岁月（3）
从学习中看到：马列主义严谨的理论观点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然后再来指导实践，并且通过实践来证明是否正确。以前，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都要求我们尊重劳动人民，向劳动人民学习。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不清楚。
当看到农民在使用原始的耕作工具，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每年只能分到原麦280斤左右，一天最多才能挣元的恶劣生存环境下，仍然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这就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了。正是他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无闻的劳动，才使得我们城里人有饭吃，才使得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的生产劳动中自己看到，农民们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农业知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道理。
1969年夏，因为在劳动中表现突出，我被评为大队、公社的“毛着”学习积极分子。年底，在全县知青中我第一个被大队党支部发展入党。因为父亲还未“解放”，公社党委不批准我入党。后来又连续三年不批准，使我在“*”中上大学受阻。
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还是要求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知青可以报名，但是要大队推荐，公社“政审”，学校面试后录取。
前几次招生时，我没有报名，因为父亲还没有“解放”，“政审”过不了关。*自我爆炸后，父亲被“解放”，从干校回到了单位。不久，他来信告诉我，由于前两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太差，大学普遍反映无法进行高等教育。周总理决定，1973年大学招生采用“考试＋推荐”的方法，让我抓紧复习功课。因为自己始终没有放弃上大学的念头，去插队时，把高中的所有教科书和各科复习总结都用纸包好放在了家里。我专程回家，把书和复习总结都看了一遍。
1972年秋天，父亲为了我能够上大学和入党，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完有关问题后，专程到我插队的农村来了一趟。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表现，然后驱车去公社，将部队重新出具的对他的政审结论交给了公社，又驱车去了县革委会，将部队的一个希望能够让我在同等条件下上大学的函件给了他们。父亲走后，我想：政治障碍应该是扫除了，就看我的文化考试了。
1973年文化课考试，我的成绩是全县第一。从各种渠道汇聚的信息都是：你上大学没问题。然而 “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了。“四人帮”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拼命宣传他的“事迹”，否定文化课考试，矛头直指周总理。结果，我的名字被从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划掉。当我获悉自己又不能上大学时，昏昏沉沉地躺了好几天。我怎么也想不通，学习好反而不能上大学的道理。面对接踵而来的入党、上大学的挫折，我审视了自己的所有作为。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社会不会抛弃一个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在努力调整心态的同时，想起了一句名言“别人能够剥夺你的任何权力，却无法剥夺你学习的权力”，想到司马迁受“宫刑”，写“史记”，高尔基、华罗庚、爱迪生都没有上过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我为什么不能走和他们一样的路呢？于是，从村里一个大学物理系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