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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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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971年8月,我被县里分配到离油田家70里、距吉安市30里的桐坪中学。在那里一干就是6年,我一直担任校政教组长(即教导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初中一个毕业班班主任,教语文,有时兼教政治,指导校文艺宣传队。这已经很忙的了,公社党政团武(人民武装部)还经常找我帮着写各种报告材料,我都答应了下来,并尽可能让他们满意。看起来忙了许多,但这不就多了一些了解社会、为社会服务的锻炼机会吗?后来我被选调进党政机关,还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不论什么岗位,我都得心应手,其能力就是当时无意中锻炼出来的。
  当了老师,又是学校管理人员之一,就得研究教育、教学,我自学到的唯物论辩证法、《教育学》《心理学》等,都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中发挥了指导、影响作用。我教的班,总是全校最活跃的班,哪怕中途接手“差班”,不需多久,班风和成绩就赶上来了。那几年,我跑遍了桐坪公社所有的村子,到许多学生家进行家访,和大队干部沟通,发展了许多新团员。我创办壁报和写作兴趣小组,组织文学青年们读书评报评论电影,指导他们提高写作水平。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风气并不好的社会环境下,桐坪中学能有如此的学习风气和育才氛围,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后还一直影响着这个学校的校风,师生间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前一两年还时有昔日的学生在报刊或网站上写文章提到我的名字,怀念那段令他们难忘的往事。
  1977年秋,我父亲离休(时任吉安县革委会副主任),回万安定居了,而我的妻子在远离油田圩镇15里的井头山区小学当月报酬14元的民办教师,带着两个也跟着母亲吃农村粮的女儿。因此在我的要求下,县里调我到油田中学,教高中毕业班。两年后又进井头中学,均为教导主任、毕业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在这几个学校,我一边把课堂教学搞好,一边编办刻印语文小报,敞开我的藏书,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我每月办一期剪报栏,融政治教育和启发写作为一体,配合教学,评析所选文章,效果很好。有一年,我带队参加中考,我班的学生交卷最早,冲出考场,兴奋地高喊:“耿老师捉到了题目!”弄得其他学校以为泄漏了考题被我们先知。后来才明白,该年的作文题是《〈钱被风吹走之后……〉读后感》,两个多月前,我读报时发现这篇记述钱被风吹落满地,人们拾到后都交还失主的通讯,是学雷锋的特好教材,文章也写得有特点,因此推荐贴在剪报栏上,几次讲评了该文,还要学生写了读后感,我又一一作了批改。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巧遇这码子事,还不跳起来?不用说,我所带的班这年升学的特多。我发现一个学习一般、但嗓子特好的学生,就平时辅导他练唱歌。不久,遇上省文艺学校招生,吉安分校只招20名男生,报名的很多,为的是毕业后有工作分配。我鼓励这个学生也去报了名,临时教他练唱“*”前流行而“*”中没人听过的、有点难度的《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他带着我的推荐信(其实我不认识任何考官,只不过凭一个老师的良知而写),一个人去了。几百人来考,城市的、厂矿的、找人培训过的特多。我的山区学生土了吧唧的,但放喉一唱,当时谁听过这么好的三节拍歌曲!复考也过了关。就这样,九龙山沟里破天荒有人考上了中专,至今那大山里还时有人提起这传奇般的往事。机遇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这个山民的后代从艺校毕业后,分配在吉安县剧团工作。一次在湖南的演出中,遇上知己。现在他已是浏阳县剧团的艺术室主任、有点名气的活动主持人,早已将父母接了过去。当老师当到这个份上,是该有点自豪感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4)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的第二年,是老三届们值得庆祝的日子:国家恢复高考了!我也兴奋地跑到教育局询问、报名,但得到的答复是:“你已经参加工作了,又是骨干老师,县里不会同意带工资去读书的。”没工资怎么办?你得攒钱养家育女啊!无奈,我只好茫然地又回到百多里外的山区。
  不能脱产上大学,我就报名参加吉安师专的中文函授。买来教材很认真地读,作业及时做及时交,每个月还要骑着自行车到35里外的一个函授点上听一次面授课,三年时间,风雨无阻。一科科考完,企盼快些拿到大专文凭。但就在赶最后一科熟悉顺手的《古代汉语》考试那天,天下暴雨,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在30里外,因公路塌陷无法进山来而折返,我久等误考。那时函授又刚好转由江西师范学院接办,不办补考。无奈,只得等到下一届开到这一门课程时再考。直到1986年,我才拿到大专文凭,那时我已经出山,担任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政务副主任了。我这一辈子尽是好事多磨,连赶个考也搭不到车!
  我虽然处在许多无奈之中,但从不愿消沉和自暴自弃,不怨天尤人,而是积极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面对未来。我立志要当个好教师,教学之余,比较关注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怎样当好一个班主任,怎样去做好一个称职的中学语文教师。正因为平时勤于思考和分析、总结,在1981年前后,我陆续在省内外地市级以上教育刊物发表了《关于“宫中”“府中”》《班上怎么跑出个“A”同学?》《评作文〈猎狗老黑〉》等多篇文章;县教研室对我的课堂教学大加赞赏,上级*门还抽我参加中考出题和阅卷,使我这样一个山区中学的语文教师在吉安县和地区教育界有些知名度,成为吉安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发起成立暨首届学术年会的会员。文学和文史,也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很有好处。由于我的努力、勤奋和公认的成绩,我多次被评为校、公社、县的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1982年,我被地委行署授予吉安地区优秀人民教师称号,荣获奖章一枚。
  干一行,得爱一行,得钻研一行,得尽力干好它,努力在这一行里成为行家,才能做出成绩,这是我的体会。
  四    “王阿寿”一鸣惊人
  吉安县油田山区是土地革命时期赣西南延福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打下吉安城后,安置伤病员的后方医院所在,也是苏区肃反的重灾区。后来我多次去东固山区采风,又听到不少关于大肃反中引发的“富田事变”的说法。这引起我的关注,并寻找和查阅历史文献,有意对此进行探讨。1979年,《江西大学学报》上刊发了几篇文章对“富田事变”进行讨论,我虽在很闭塞的大山沟里,竟也知晓了。我就提起笔来,苦战三昼夜,一气呵成《谈谈“富田事变”发生的种种因素》一文,寄往江西大学,参加争鸣。文章直究事变的发生原因,认为江西苏区路线分歧尖锐引发冲突,逼供信导致肃反扩大化,才最终演成“富田事变”;并认为当时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双方各打50板、“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其实批评处理还是有侧重,但定性正确)本来是对的,可促使各方冷静和进行反思,促进红军和苏区的团结对敌。由于有人不服,反而批判项英“右倾”、“调和路线”,结果导致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和更多的赣西南苏区干部被错杀,教训是深刻的。论文很快发表在《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二期,上了要目,立即产生很大反响,引起萧克将军(中央委派他牵头负责对苏区肃反、“富田事变”进行调查研究)等的关注。一些苏区老干部还写信给我(编辑部转),泪陈往事,对我支持鼓励。人们都以为这个“王阿寿”一定是个权威人士。那年暑假我在县文化馆参加文学作品改稿会,就常常遭遇人们拿“王阿寿”的文章来为苏区肃反问题争雄。我哪敢讲“王阿寿”就是我呀,讲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当时虽说敢闯禁区,但中国的政治运动太多,因文章招祸的例子太多了,顾着一个家,我也有害怕,所以发稿前,就临时想了这么一个笔名。文章发表两个月了,我还不敢去信用社领取“王阿寿”的15元稿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5)
纸包不住火,一年后,吉安县终于有人打听出“王阿寿”就是百多里外大山沟里的耿艳鹏。1982年,全国兴起党史资料征集编研高潮,吉安县承接到的中央和省下达的专题任务特别重,还要新修县志,县委就把我调到了史志办公室。我负责军史资料征研,第一块“骨头”,就是红二十军军史和“富田事变”。我费了近一年时间,在东固、兴国、赣南等大山间跑了好几个月,寻找到红二十军军长曾炳春的知情亲属,和几十个散在各地的健在的红二十军老战士,以及其他当事人知情人,征集到很多资料。还到南京、南昌等地访问一些老红军,查阅历史档案,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收集了许多党史军史民国史资料,为我能几十年不懈地研究军史、赣西南区域史和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罗炳辉,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我下放当知识青年,在大山沟里,并没有想到后来会怎么样,只不过觉得即使当个农民,虽然很辛苦,但也可以从物资到精神,过得充实一些,所以我把上天平分给我的光阴利用好,迎对各种磨炼,学习学习再学习,无意中有了今天的成绩。
  山区小地方查找需要的资料太难了,即使像万安这样的县城,很长时间也找不全二十五史。为了学习和研究,逼得你必须自己搜寻和积累资料。为此,多年来,我省吃俭用买书看书,陆续建立了藏书近万册、剪报300卷、抄书和录卡片500万字,三套党史、文献杂志从创刊订到今,还有大量藏报的个人资料库。从考古文献到二十五史,从古代军事到三教九流,从毛泽东朱德到蒋介石蒋经国,从苏俄到日本,从民俗文化到古建筑知识,我这里都有丰富的资料。吴晗等老学者治学的经验给我很好的启发,许多东西我是越不懂越想懂,于是到处向人讨教,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寄出过许多请教书,得到过胡华、程应缪、陶菊隐、严庆澍(唐人)等先生回信指教,受益匪浅。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或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我都是很认真地听取他们的讲谈意见。有时间我就看书报想问题,或走到古村老寨,去采风问史,进行田野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80年到现在,我用本名及王阿寿、王鹤翔、阿山等笔名,在70多家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史文章、文学作品300多篇百多万字。
  人生苦短,日月岁长。与祖国同龄的我,祖地山东寿光,在黑龙江阿城来到人间,1954年走到井冈山下,一晃就将近花甲,上山下乡当知青也30年了!酸甜苦辣,我们老三届,品味最深。可幸我们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落伍,没有消沉。艰苦磨砺了我们,使我们始终与党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健步走向了灿烂的21世纪。我们也可以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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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堡…那难忘的歌(1)
保安堡
  ……那难忘的歌
  齐每丰
  作者简介:齐每丰,男,1948年生于北京,“*”前在北京十三中读书,1968年到山西省左云县插队落户,1971年抽调到大同铁路公安处工作,1990年调北京铁路公安局,曾任局警务处处长。现退休。
  今天我们追忆那段往事,绝不是在这里顾影自怜,自作多情;也不想怨天尤人,慨叹人生;更不愿撩开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乞求后人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之所以追忆那段往事,就是要通过那段经历的反思和回顾,反省历史,感悟人生,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这是我们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有责任向年轻人讲述中华民族那段椎心泣血的历史教训,要让他们知道,在共和国的青年时期,他们的父辈……共和国的同代人,为了防止所谓修正主义的侵入,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运动,几乎浪费了个人的宝贵青春;他们给历史留下了一条断代,一条人才的断代,历史给他们留下的是一块文化知识的空白,一块足以令人抱憾终生的空白。
  经历过那场人生磨难之后,才使我们真切感知到,每个人时刻都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甘苦同在。共和国的命运始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共和国的前途始终与我们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无法分隔,共和国永远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共和国的安宁和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个人价值和前途。这就是那段动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所悟出的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
  凝视着照片上那突兀的烽火台、那蜿蜒的古长城颓垣,不禁忆起了动荡年代塞北高原上,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流年似水,岁月如梭,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往事非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反而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令人魂牵梦萦,难以释怀。那挥之不去的情结,宛如一支拨动心弦的歌,一支令人永远难忘的歌。
  在那命运多舛的年代
  谁都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末,那个多雪的冬天;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为响应伟人的一声召唤,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的广阔天地,上山下乡,去接受“很有必要”的“再教育”。他们不惜以奉献自己的青春为代价,心甘情愿地投身于那股特殊的潮流中,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迁徙,规模之宏大,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亘古难寻。当年我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股狂潮之中,只见在浩瀚的塞外原野上,白雪皑皑,气温低达零下二十多度,十几名热血青年在风雪中相聚,怀着脱胎换骨的渴望,跟随着三架拉行李的马车,在没脚踝的雪地上艰难跋涉,蹒跚前行;犹如朝觐路上的*教徒,虔诚地寻找着修炼心灵的圣地。在一望无垠白茫茫的雪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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