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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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口号一度把我们“圈”回教室。但事实上，课并没有真的恢复。就我记忆所及，数学课好像讲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课则由于同学用国际音标的发音侮辱老师，便永久停在字母阶段。那时，我们的主课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一种类似集体出游性质的活动。在工厂和农村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参加劳动和训练。
大自然永远是明媚的。它衬映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涉世之浅、少人之忧。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大动荡年代，我们“六九届”同真正参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届”相比，的确存在社会性差距。这就难怪，“老三届”后来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被历史文本反复记录，而我们“六九届”，却成了他们身后的一片“流年碎影”。
几个星期前，一则发表在号称拥有百万知识分子读者的《南方周末》上的按语，使我感到不平。编者按是这么写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前高、初中各三届学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状，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价也还有待由粗到细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则是毋庸置疑的。”（《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23版）编者按先生在这里将“上山下乡”、“知青”、“共和国一代人的命运”等大词汇，同“老三届”排他性地联系起来，以至在这关涉祖国历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群体……“六九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届”并非仅仅是“碎影”。这个巨大生命群体的命运，同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紧密联系。而更准确地说，在40年前，我们是同“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走到了社会底层的。这个无与伦比的社会阶层重塑运动，瞬间即融化了“老三届”、“六九届”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乡”之路的人的年龄、社会差别。而一旦来到农村，“老三届”和“六九届”在外形上就再无法区分：我们一样晒得黧黑、炼得坚韧；我们同样在艰苦环境中长大、闯荡，经历着生活的裂变。但比较起来，我们毕竟年少、幼稚，我们的脆弱、无知，在上山下乡之初，就暴露了出来。这注定使我们要经历更多磨难和坎坷。但是，我敢断言，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并没有随波逐流。在改变命运的奋斗里，“六九届”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都可面对后人。记录这些成功与失败，以寻找我“六九届”伙伴的生活轨迹，在我说来是一种精神补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3）
作为全国最大规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整届学生走进“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并未完全理解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后来在许多伙伴们的回忆里，乘火车转汽车走了几天几夜，来到天空特别晴朗，遍地铺满黄色、红色小花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时，都以为又是一次愉快的春游。可是，当我们刚下汽车、双腿陷进没膝的泥浆，头和脸以及所有裸露的部位，瞬间被蚊虫、小咬叮起层层大包时，大家都傻了。女同学的哭声首先奏起。在满是泥浆的帐篷里，先是细小的抽泣声，后来汇成了响亮的一片。男孩子们一个个目光呆散，状若木鸡。连平时最不吝的哥们，也完全傻了眼。记得最不幸的事，是连队为我们煮的小米稀饭，被一位早来几天的上海女知青端到帐篷门口时，脚一滑连人带盆摔将下去。热粥立刻烫伤了上海女知青的脸和上身，疼得她号啕大哭。以后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电影：车老板子迅疾套好马车，男知青抱来一堆棉被，连长指导员忙得团团转，女知青被安放在马车上飞奔营部，一串马鞭的响声又脆又长。而我们，早被这一系列的变故弄得目瞪口呆。
那一夜，我是钻进一位天津男知青的被窝里度过的。“懒汉鞋”丢在了泥浆里再无法找回。满腿是泥的我，就这样盖着别人的被子，度过了北大荒的第一夜。自然，我估计所有和我同来的“六九届”，都在各自的被窝里彻底了断了“春游”梦。和我分享被窝的天津知青，是一位“老三届”。他们天津知青和哈尔滨、上海知青早我们四个月来到北大荒。那时他们已显得比我们成熟很多。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共同生活，我们成了生死之交的哥们。
到建设兵团的第一课，当然是劳动。那时，我们连队完全是新建，其选点考虑，主要是战备。我们是1969年9月1日抵达黑龙江省孙吴县辰清镇的。当时，珍宝岛战斗过去还不到半年，而新疆铁克列提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刚刚以我军遭受损失而结束。“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成了全党全国的响亮口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其实身负着抗击侵略者的使命。我们连队的正式番号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15连”（后组建为1师64团）。按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师“建设钢铁边防”的代号排列，我们独立4营称为“建字111”。独立4营共20个连队，几乎都扼守在孙（吴）…龙（镇）公路一线，因为这是一条战略要道。在近代历史上，孙吴始终为日本人所觊觎。日本关东军在孙吴曾屯驻了万人，是很大的一个军事集结。为筹备北进，关东军在孙吴的沿江一带，修筑了庞大的战略工事“胜山要塞”。而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的三个主突击方向中，黑河…孙吴…龙镇正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辅攻方向。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15连选点在大道旁的一处山冈密林里，准备着打仗。
仗什么时候打我们无法预料，但黑龙江北部9月中旬即开始飘落的大雪，却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始料未及。为了过冬，我们必须加紧盖房。于是连队全力以赴，赶盖宿舍。盖房三件宝：砖坯、木料和茅草。为备这些料，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开始了大劳动量的工作。
脱坯和泥是最累的活。一般说来，男知青的任务是和泥和运泥。和泥要先备土然后将铡成一段段的茅草揉进泥里，用三齿耙子反复搅拌，最终形成可以脱坯的好泥。说实在话，十五六岁的我们，还真没有那么大力气一下把泥和好拌好。但力气有限，面子却不能丢。泥和不动也要拼命。有时早上泥水已经结了冰，为便利干活，我们要光脚跳进泥坑。干到日头偏中，气温高起来时，牛虻又开始来扰。被牛虻叮咬的地方，剧痛奇痒，所以只要牛虻往身上一落（气温高时我们都是*膀子干活），别人哪怕是手里正抓着泥，你也得忍受同伴扇过来的泥巴掌。在大伙看来，你身上留下的泥手印，实实在在表现了劳动的光荣。有一次，为同天津知青比试抬泥，我的一个同学身材瘦弱，硬撑着走在前面，结果由于泥太重，他一个趔趄栽进泥坑，成了泥人。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4）
伐木和抬木头，也是重体力活。我初次进山，才为森林的庞大、深远和幽暗所震慑。头上看不见天，地上是腐殖土，点点光线透过林木的间隙，撒在松软的地上，让人想起了童话世界。但干活决非童话。伐木使用的大锯，半人来高。两人要配合默契，才能按上下（有时是三面）锯口将大树顺山势放倒。如果操作不当，往往会夹锯，也就是锯因树木重心的偏移而被挤住。如果夹锯，就必须往锯口里打楔子，才能把锯拽出。
抡大斧也有学问。斧子抡起来要把劲运到刃上，一下两下，茬口要小而切进，讲究的是不能把树皮削去过多。先在树的一面砍出茬口，然后再在另一面稍稍上方处砍进，树的倒向就控制住了。我第一次使大斧，先是捋胳膊挽袖子，学别人的样子，往手心啐口唾沫，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没想到，出师未捷衣先毁。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斧子把挂在旁边树上新发的军棉袄砍了个正着。棉袄袖子顿时断了半截，雪白的棉花一下从断口中涌了出来。我瞪着那半截袖子，就差哭出了声。刚满15岁的我，离家不到半月，就把过冬的棉袄砍坏了。我伤心的是，谁来为我缝上这半截袖子？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伐木时事故出了不少。作为新手，我们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有的把斧头抡飞出去，差点开了别人的脑瓢，还听说有个别同学，不幸被砍倒的大树砸到或被崩起枝头击中，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退却。到后来，我们个个成了伐木和砍树高手。大锯被我们“伐”（即用锉刀磨锯齿使其锐利）得锃亮飞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飕飕带风，岔口砍得又低又齐。
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头。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树在截去树头清理了枝杈后，被称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来，行话叫“归楞”。“归楞”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大劳动量的力气活。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头的直径和长度决定的。小头直径乘以6米、8米或10米规格的长度，得到的就是这根“楗子”的体积。我抬过的最大单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红松，其重量可能将近一吨。北大荒的“归楞”工具，叫“葫芦头”。这是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无比，两个细头非常尖，为的是让“归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两个“葫芦头”四个人一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绳索和横杠连接“扒钩”。“扒钩”是铁制的。它通过恰到好处的弧度，将钩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这就是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劲的道理。
我和同伴在城里长大，一般比较瘦弱，再加上年龄的原因，对抗巨大的“楞”，的确是力不从心。但北大荒的粗犷和野性，从来不会怜惜弱者，只有勇敢大气的人，才能得到认可和赞许。抬木头，规矩很大。只要你上了杠，就别想装孬，除非你认栽不敢接杠待在一边。一旦上了杠，无论多重的木头，也不能弯腰就合，必须咬牙挺直腰往前走。这是因为，你窝着身子晃晃悠悠，别人不仅迈不开步，而且还可能被扭伤，整个“楗子”根本走不了。此外，抬木头的诀窍，是讲究4副杠即16个人抬不起来，就减为3副杠12个人；而如果再抬不动，就再减一副，由8个人抬。这种遇重反而减人的办法，有着深刻的哲理：人越少，力越精，步调越容易统一。8个精壮汉子，胜过16个乌合之众。在以团体为单位的力量比拼中，往往是精干的队伍比臃肿的队伍更胜一筹，各行无不如此。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5）
我和我的同伴们先后上了杠，并且腰杆越挺越直，成了连里“归楞”的主力。过去在电影《锦上添花》里看到抬木头，是和着好听的号子。现在我们也开始大声地喊号子。号子的功能是指挥节奏。当抬杠的人按号子迈步前进时，节奏使“楗子”在步履中“悠”了起来，一步一悠，行走变得非常顺当，肩头也就不那么死重了。号子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侃、讥笑甚至谩骂走不好的人。比如，领号的人一边唱一边编词，说“某某杠某某人不使劲呀，想偷懒呀；某某杠的谁谁谁呀，尽装熊呀”，等等，当然还有更难听的骂人话。然而，当你认识了北大荒、亲近了北大荒之后，这些调侃和骂声，就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上杠的人被“熊”过骂过，也骂过“熊”过别人。没有了劳动号子，伐木的生命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熬过了最难的关口，你就有了自信。当巨大的“楞”被抬起、码好，别人在旁边听着你嬉笑怒骂的号子，你常会有种“英雄”似的陶醉。
仅仅一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显现在改变的肤色和强壮的力量上，更构成于我们自我成长的精神里。我们不再娇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女同学们不再有哭声。她们把辫子盘在军帽里，与男同学干几乎一样的活……脱坯、打草、盖房。而男同学同老知青已经没有了区别，几乎所有的活路都撑了起来。虽然我们还不能样样都成主力，但连队的重活、累活已经少不了我们。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饭量大得惊人。原本在北京一块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国庆会餐时，竟就着肥猪肉炖粉条子，吃掉六个二两多重的大馒头。有幸的是，我那断了半截袖子的棉袄，也被一位哈尔滨女知青修补好了。这滴水之恩，长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怀念这位好心的大姐。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这个春天特别漫长，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由于战备的原因，我们连第一年完全没有种地打粮。其实，在山林里也无地可种。开春，我们曾尝试着把坡上的树砍光，在生荒草地上开垦土地。但是，亿万年渺无人烟的草地，草皮牢牢缠结在一起，东方红75拖拉机拖着大犁，只能在它们的表皮上划一道缝。后来，我们强行用播种机把麦种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我记得，当年规定麦种每亩30斤，而麦收下来，我们每亩地的收成，却只有28斤。这个颇为吊诡的收成，让我们15连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全连知青一个春天都在苦干，砍树、烧荒、犁田，几乎没有休息。无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们彻底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挨饿。1970年，团里粮食调拨发生了困难，记得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粮。这对我们早已撑大的肚皮，简直不够垫底。连里规定，早餐每人一个二两的烤饼，中午两个，晚上一个。因干活在野外，必须带干粮，所以中午的两个是带在身上的。可往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