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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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1977（2）
一时间，消息爆炸性地传遍人群，到处沸腾。抓阶级斗争的工地被激动的知青们冷落在一旁。他们看到了命运的太阳明媚的照来，绝望的日子即将打住，知青的前途只有少数人光明的时代行将终结了。大家白天干活，晚上翻出过去的书本开始自学，工地上不再耍闹或无聊的抽烟，而是一堆一堆地挤在一起讨论问题。比起他们，我条件好些，作为民办教师，我一直与书本打交道，对知识并不陌生；我有星期天，可以关起门扎实地搞一整天；还可以向同行求教，与他们交流。然而，我们的基础总是太差，差得跟文盲差别不大。从小学到中学，教我们的老师不敢教不能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水平能力之低，低得也实在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我根本没听懂过他们讲的作文课是啥味儿，没听懂过他们讲的理化课是怎么一种知识，也不知道小学与中学有啥区别。如今要考试，就好比要在青石板上种庄稼，要在烂泥坑上盖房子，谈何容易？时代害苦了我们，时代现今向我们施以恩典时，我们有什么能力接受这份恩典？怨谁尤谁？牢骚谁抱怨谁？青春无法赔偿，知识只好从头学起。学吧，只当学生时代从今天开始。我安排自己的补习进程，有时来人频繁，学习效率极低，我就悄悄躲在木楼上，把梯子抽了，这样，连母亲也不知我哪儿去了，我就安安静静，无纷无扰地坐了一天一夜。倦了打会儿盹，醒了接着搞。母亲四处叫我，我模模糊糊听到，模模糊糊地忘记回应。这种方法效果真好，几个星期日就把几年的中学教材啃吃了一遍，待到集中培训补习时，我已做了几本习题，写了十数篇作文，背了相关的知识和定律……
11月，我顺利地报了名，没什么关卡。准考证需交五角钱，我拿不出。民师每月四元的工资需半年一领，现在还不到时间；母亲赶着编出了一挂草鞋，湿着卖不出去；此时的鸡也不下蛋了，家里没什么可卖。母亲逮了一只嫩公鸡缚住给我说：“孩子，嫩鸡子好卖，五角钱总该换得下吧？”我抱着鸡子赶到区上交报名费。一位吃公粮的人看我东张西望，料定怀里的鸡子是卖的，就问我卖不，我脑子里只有“准考证”、“五角钱”的概念，因而，一听问，忙说卖，问人家五角钱买不买。对方掏出五角二话没说，我感激不尽，连忙拿去领了准考证。此时的我不禁想起一位叫范进的古人，他也是这般穷，中举后还在抱着鸡子换米粮，那窘状令人堪怜。我雷同了范进的光景，能有他那般中举的幸运吗？
12月，隆冬如春，千万知青的1977年12月呀，吉星高照，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每一片冬云都是灿烂的，每一道惨白的阳光都是精彩的。这个冬天是这么美好，是过年和娶媳都不及的。大家脸上都是喜滋滋的，表情都是乐呵呵的，情绪都是最最好的，说话、生气都一团和气。这个月考试啦，久违了的来真格的考试，属于寒窗学子展示看家本事的考试，又属于寒窗学子们了。命运将在这一月中决定，由自己凭本事决定，这一月，苦难的知青们将走下十字架新生。
学大寨的号子还在山山岭岭热火朝天，可听来却不再心烦，倒似乎让人感到了劳动情景的动人；饿着的肚子仍饥肠辘辘，红薯、红薯叶、红薯面是考试时的基本伙食，可已不感到难受难熬，倒是觉出“饿其体肤”的考验之美。看到了前途的日子，是天高地阔的日子，看啥啥顺眼，想啥啥顺心。有生以来，好像没获得过这样的光景，我悉心拥抱着这样的时光，希望昼夜不眠度过。
命运，1977（3）
考试在热切地期盼中到来。读书以来就未曾经历过这种考试，大家都有些不习惯。对比过去多年的不考试，现在这样一本正经的考，都觉得有些滑稽，有些好玩。不过，谁也不敢儿戏，都知道时代变了，这考试肯定是要兑现的。你游戏了，不会再碰上“张铁生”那等运气了。考场上我见到初中、高中同学，以及之前的学长、之后的学弟们，胡子一把的，满脸褶皱的，都信心十足。
考罢，我将半年的激动迅速收敛起来，好歹都交给公平的命运去决定了。我平静地回到了故乡，再与我的几十个学生打交道。我已深深知足了，能让我公平地参加考试已是我最大的运气了，其他夫复何求？不过，我还是希望考试揭晓晚一点，我怕早了，万一落榜，母亲的春节会过得极不开心。儿子无能，让母亲失望，那就是罪过了。母亲对我寄望深重，平时连一只蚂蚁也不踩死，那都是为儿子积德惜福，累积前程。虔之诚之，临了，儿子若给她争不了气，老人家何以支撑？因而，我暗祷：如果我落榜，也让我落榜在春节后吧！老天啊，我这厢乞求了！
发榜的日子没按我的意思来，偏就在春节前发布了。我忐忑不安地听到最后也没听到自己，那一刻天昏了地暗了，如坠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事先已有思想准备，但在事实来临时，什么思想准备都不济事了。千般悲哀，万种痛苦，母亲背转身擦了泪花又转过面来，慈祥地安慰我：“没事儿，好政策不变了，明年考上也不晚。”考取的青年们春节里喜洋洋地去未婚妻家拜年，我则像丢了八辈子人似的走不出门。跟人家怎么说呢？多少年盼着凭本事考，而今让你凭本事考了你却没本事了。推荐，你没有政治条件，考试，你又没有本事，哪头都占不住，你无前途就只能十足地认命了。这个春节打算作为生命的复活节，却被自己的无能变成了黑色的背运节。
1978年来了，失落慢慢丢开，再试一次吧！一些考取却因体检问题刷下来的考生心情更加灰暗，还没有我这等“再来一次”的斗志了。一天，在我挑灯夜学之际，从公社忽然传来消息，让我第二天去县城体检，说我在去年录取时被录漏了，本次补录时被发现方补上。这真是喜从天降，全村人几乎都惊奇得睁大了眼睛。是传说还是真事？是玩笑还是实话？是梦幻还是现实？先录的人早已喜过了，上帝这是又专为我致喜一次呀，也是专门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好事多磨的故事呀。
管它是真假，是真事是谣传，我立马赶到指定的体检医院，看到我的名字真实地写在上面，我才激动地泪眼蒙眬：是真的，我被录取到一所专科学校，如果身体不差，我就会如愿走进大学，我的高考就宣告成功，命运将从此改变。
诚惶诚恐的接受完体检，一切正常；又接受了政审，有好心人关照，顺利通过。不久，录取通知来；不久，我如愿以偿地离开了早已想离开的故乡。离开故乡的那个春天，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老诗人郭沫若的致词《科学的春天》非常令人振奋，我激动不已地听了又听，不禁感到人生的春天、自然的春天和国家的春天一同降临时，是这般的让人美不胜收。我们这些深受“*”之害的一代人如今成了幸运儿，新的前程来了，赶紧赶路吧，不堪岁月挥手扔于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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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1）
“*”、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
黄 伟
作者简介：黄伟，男，1954年12月出生，江苏金湖人。1965年在颍上县城关中学读初中。1979年至198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既属老三届，又是新三级。1983年至今在安徽教育学院（2007年改称合肥师范学院）政法系、历史系，从事“两课”（*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和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其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进修。现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安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1994年被评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评聘为历史学教授。2006年被评为省优秀德育工作者。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颍上县度过的。说她小，因为她比卢沟桥旁的宛平城大不到哪里去，城里大街小巷都是青石板路，没有高楼大厦，道路的宽度不能开汽车。说她古老，因为有废弃的县衙门旁相向而坐的一对石狮子、护城河和城墙的残垣断壁为证。城外五六华里有一个花园，人称“游家花园”，花园里有两样不起眼的动物狗熊和猴子。每年踏青之日，孩提时代的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去目睹它们的尊容。我的妈妈是县城关小学的一位教师，以前读过高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高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她很强调对自家三个“光头”的教育，时常提起远亲近邻家的孩子学习用功，考取了县城中学，还有谁家的考上了北京名牌大学。懵懂里的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读书是有用的道理，经过小学校的围墙都会听听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有机会去妈妈那里，也有意地在教室门外向里张望。1959年，我虚岁六岁，终于可以报名上学了。我在妈妈的带领下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是妈妈的同事，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朱忠贤，据说她是这所小学的一块牌子。她查看了我家的户籍之后说：“你不满六岁，暂时还不能入学。”听了这句话，让我很沮丧。不过接下来的面试，她发现我对拼音字母和加减法都有不错的准备。于是决定给我一个机会……当“旁听生”。如果能够在一个学期结束时，语文和算术考试成绩达到90分，就可以正式入学。最终我如愿以偿地顺利入学了，因为学期考试我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接近满分。记忆里，在上小学的开头几年，那时县城还没有电灯，每天晚上用煤油灯照明，看书必须靠近灯光，可是太靠近了，第二天发现两个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东西。我如饥似渴地学呀学，语文、算术考试常常取得满分，获得妈妈和老师们的夸奖，也满足了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2）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又记忆犹新的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闹了饥荒。刘少奇后来总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灾荒袭来，粮食匮乏，饥馑遍布全县，人们面黄肌瘦。开头卖粮搭配高粱面和山芋面，接着肥田的黄豆饼也变成了抢手货，再后来就有一部分人饿饭了。一天，小学老师带领全体学生去县城南门外的田野挑野菜充饥。记得当时的我因年幼体弱走路经常摔跤，其实南门离学校并不远，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多数同学并不识得野菜，我也一样，面对辽阔的土地只是觉得新鲜，半天下来筋疲力尽，收获寥寥无几。
1965年9月，我考入了颍上县城关中学，全家人为我祝贺为我而高兴。爸爸为奖励我，特地买了一只图案是母鸡啄米的闹钟，几只小鸡围在鸡妈妈附近，母鸡随着秒针的走动在啄米。它每天早晨6点钟准点报时，我会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赶往学校。初上中学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课程正规，老师要求严格。朦胧中我徜徉着大学的梦想。然而，大学梦想的翅膀不久就被折断了。因为“*”的暴风骤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的前兆波澜不惊。听别人说正在批《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的所谓“三家村”，我并不理解，过几天也就淡忘了。又过了一段日子，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家里人都坐在院子里的凉床上，手持芭蕉扇边赶蚊虫边聊天纳凉。妈妈在看报纸，突然高声说了一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在场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更没有人解答。对于一位求知欲旺盛的少年又意味着什么？若干年之后，我才缓过神来。真是不堪回首啊，耽误了我整整十年的黄金读书时间，今日回忆至此，我依然百感交集。
8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亦即当时人们熟悉的《十六条》。“*”开始了。这场运动以青少年学生为先锋，清华附中的学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而轰动一时。全国各种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学生们迅速冲出了校门，学校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示威，“打倒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我不用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霎时，平静的小县城“革命”风雷激荡。县委书记白肇义、副书记王晋玉被戴上了高帽，红卫兵开了他们的批斗会，随后，他们被反绑着双手游街示众了。我跌跌撞撞地跟着*的人群看热闹，有人随意辱骂他们，还有人时而把土块抛向他们，他们面色苍白，踉踉跄跄……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消息传来，我们那一帮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趾高气扬起来。革命的大“串联”成了热门话题。“串联”去，走“串联”去。一批又一批红卫兵“串联”去了。这时，我只有12岁，妈妈一百个不放心，不让去。另外，老爸没有发话。他早年参加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