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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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士，东吴就永远是一个飘忽的政权。因此，孙权只能“江东化”，也必须“江东化”。于是，他毅然将一部分政权和一部分兵权，分别交给了顾雍和陆逊。在孙权那里做官的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子弟，更是数以千计。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和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这正是孙吴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双刃剑。“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孙吴政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孙权害怕的。这就使得孙权内心分裂，心理变态，作风刚愎，作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讲的几个案子那样令人费解，恐怕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孙权临终时指定的顾命大臣，一个大将军诸葛恪，一个会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后代。孙权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东士族的。因此，孙权淫威独擅，用刑严峻；东吴言路不通，离心离德。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北方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晋。
如果说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就是“计划外单列”。按理说，刘备原本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将军、豫州牧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支票”，并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武士强谋士弱”（范文澜语），成不了气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时候，没什么人把他看作竞争对手。鲁肃的“东吴版《隆中对》”，也只说与曹操、刘表三分天下。蜀汉，实在是“计划外”冒出来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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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6）
刘备居然成功，一半归于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则要算他运气好。运气好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武士强谋士弱”变成了武士谋士都强；二是他的两个同族——刘表和刘璋，武士、谋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谋士虽强而不能用，结果被刘备夺了地盘。当然，刘备能够得到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贤如渴。但一个人再思贤如渴，也得有贤人让他思、让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运气的成分。至于刘表、刘璋的弱，就完全是刘备的运气了。
蜀汉政权既然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刘备心里恐怕并没有底。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好在刘备聪明。他一直盯着曹操，然后反着来（刘备曾经对庞统说“每与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刘备就来个绕道而行，尽量避免与士族发生正面冲突。《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说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都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皆处之显任），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
诸葛亮治国，就更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在《情天恨海》和《无力回天》两集讲过，诸葛亮执政后，实行依法治国，依法用人，结果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个人都勤奋向上（人怀自厉）。他又非常注意选拔使用本土人才，结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这也是有证据的。比如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对诸葛亮赞不绝口。据《三国志·张裔传》，张裔经常对人说，亮公颁发奖赏不会漏掉疏远的人（赏不遗远），执行惩罚不会偏袒亲近的人（罚不阿近）；没有功劳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无功取），虽有权势也免不掉惩罚（刑不可以贵势免）。这就是我们蜀国无论什么人都会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可见，诸葛亮确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蜀汉也成为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那么，三国当中，蜀汉为什么又最先灭亡？
也有三个原因。第一，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是依法治国。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这就和士族阶级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岂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声望、门第，完全“无法无天”。所以，蜀汉表面上是绕道而行，实际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能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呢？
第二，蜀汉不但是一个“非士族政权”，而且是一个“外来政权”。这就不可能不与本土士族（益州士族）发生矛盾。如果蜀汉也像东吴那样“本土化”，事情也许会不一样。但是，刘备和诸葛亮却都坚持“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第三”的组织路线。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汉政权还想方设法从益州豪强、士族身上榨取钱财，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又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许多有针对性的法律，来镇压他们的反抗。由此可见，益州士族实际上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他们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与蜀汉政权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也就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这个时候，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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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7）
第三，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也许真不知道，也许装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代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中国历史从此在全国范围进入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三国的历史也就结束。至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那将是另外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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