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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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刘备是在告诉李严：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让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衅他的地位！因为李严作为“旧人”的代表，既可能维系新旧关系，也可能促成旧人异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因此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钟馗，而且“这个鬼就是李严”。
不过，依我“小人之见”，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李严未必这么理解。李严很可能认为，刘备是在“用为君的两手对付为臣的两手”，否则为什么安排他留镇永安？无非是在暗示，如果诸葛亮当真取刘禅而代之，他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这是李严敢于和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开府，要求当巴州刺史，才写信要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也就是看看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刘备的政治遗嘱，所以理直气壮。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我们还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刘备的愿望，只不过是新人旧人和衷共济，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同心同德。
现在看来，刘备虽然用心良苦，但他的愿望还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诸葛亮的手太紧，只肯让名，不肯让权。另方面，李严的表现也让人失望。第一，自视甚高，难以共事。当时的民谚有“难可狎，李鳞甲”的说法，意思是李严的身上有鳞甲，轻易碰不得（乡党以为不可近）。这一点，《太平御览》引《江表传》和《三国志·陈震传》都有记载。第二，朝秦暮楚，挑拨离间。据《三国志·陈震传》，诸葛亮曾写信给蒋琬和董允，说我原本以为李严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没想到他还会有“苏张之事”。所谓“苏张之事”，也就是像苏秦、张仪那样搞“穿梭外交”。这在政权内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了。第三，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比如他要当巴州刺史，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搞独立王国。他要求开府，在诸葛亮看来就更是对抗中央。
这就让诸葛亮为难。诸葛亮深知，作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线。这是他对李严一让再让的原因。但是，团结不能是无原则的。李严既然挑衅了“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原则，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废了他，哪怕这口实“难于置信”（田余庆先生语）。
难容水火（7）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废黜李严，有近因，有远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东州、荆州三股政治力量构成的蜀汉政权内部矛盾；而诸葛亮毅然废黜李严，则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实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解决新旧矛盾的根本之策。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时，就依法惩治了错失街亭的马谡，并自请处分。这件事，当然体现了诸葛亮执法之公正，赏罚之分明，但又并不那么简单。那么，在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背后，又有什么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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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1）
公元263年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谯周。谯周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蜀汉朝野，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多数人并无斗志？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这一集我们讲蜀汉之亡。
蜀汉，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祗（音支）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魏军从洛阳出发，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的八月；决定伐蜀，则是在五月。据《三国志·姜维传》，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便上表刘禅，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维表后主），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而黄皓又只听巫师的。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黄皓便信以为真，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启后主寝其事），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群臣不知）。这岂不是刘禅昏庸、黄皓弄权？
那么，黄皓是什么人？是刘禅宠信的宦官。众所周知，东汉灭亡，宦官干政是原因之一。这条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所以，诸葛亮在世时，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儿子董允担任“大内总管”（任以宫省之事）。据《三国志·董允传》，诸葛亮任命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帅宿卫亲兵，而且在《出师表》中特别交代刘禅，要他“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也不负厚望，把刘禅和黄皓看得死死的（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结果，董允在任时，刘禅和黄皓都不敢胡作非为。
但是，董允于延熙九年（公元246）去世后，情况就变了。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与黄皓“互相表里”，狼狈为奸。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黄皓则由“始预政事”而“操弄威柄”。两个人都排挤姜维，黄皓还暗中策划要废掉姜维，吓得姜维不敢回成都，躲在沓中（一说在今甘肃省，一说在今青海省）种麦子。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岂非亡国之相？所以蜀汉的灭亡，除了刘禅昏庸和黄皓弄权外，还要再加上一条：陈祗乱政。
这当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据《华阳国志》、《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亮传》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记》，当时主张召回姜维，夺其兵权的，并非只有黄皓，还有诸葛瞻和董厥。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在这次战争中壮烈牺牲；董厥被诸葛亮称作“良士”，显然也不是什么“小人”。但他们都主张撤销姜维的大将军职务，也都迁就（将护黄皓（董厥还随刘禅投降曹魏）。所以这事不可以道德论，也不能把账都算在黄皓头上。第二，黄皓虽然误了事，却也没有干预姜维在前方的军事行动，仗还是姜维打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认为姜维对蜀汉之亡有责任。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至少说明问题比较复杂。第三，黄皓只是误事，并没有误国，因为他并没有主张投降。主张投降的是谯周。所以，许多人认为，蜀汉之亡还有一个原因，即谯周误国。
无力回天（2）
那么，谯周果真误国吗？
不妨还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说一遍。前面说过，魏军发兵洛阳，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邓艾军就从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出发，经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一路杀到了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这就到达成都的大门口了。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蜀汉君臣被黄皓忽悠，以为魏军不会马上就来（敌不便至），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不作城守调度）。没想到邓艾的部队竟然“长驱而前”，因此立马慌了手脚，以至于城中居民惊慌失措，纷纷跑进荒郊野外，挡都挡不住（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刘禅召集群臣会议，也是“计无所出”。一派主张“奔吴”，因为东吴是盟友（蜀之与吴，本为和国），或许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张“奔南”，因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或许可以躲避一时。究竟应该“奔吴”，还是应该“奔南”，朝堂之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谯周说话了。
谯周的意见，是既不同意“奔吴”，也不主张“奔南”。为什么不能“奔吴”呢？谯周说，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到了别的国家，到了另一个皇帝那里，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所以，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今若入吴，固当臣服）。既然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一个大国，要挑小的呢（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说了，###的规律，从来就是大国吞并小国（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可见，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吴国不能吞并魏国，这是没有疑问的（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到那时，我们难道再投降一次不成？如果说投降是屈辱，那么，受两次屈辱，与只受一次，哪个更羞耻一些（再辱之耻，何与一辱）？此为不能“奔吴”之理。
至于“奔南”，谯周说，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准备（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现在，敌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大敌以近），我们也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祸败将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无一可保）。只怕我们一出门，他们就动手了（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哪里还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对于谯周的这一番理论，刘禅君臣并无一人反对。只有个别人反问说，现在邓艾已经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会接受投降，那又怎么办（恐不受降，如之何）？谯周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邓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后，还不得不给我们礼遇。如果魏国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给陛下，我谯周愿意亲自前往京师依照古义据理力争（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结果，蜀汉君臣谁都没有话说（众人无以易周之理）。刘禅倒是仍很犹豫，他还是想逃到南方去。于是，谯周又上疏刘禅，讲了一通南方绝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数民族原本不服（以为愁怨），见我“穷迫”，必反无疑。刘禅也就打消了念头。
既不能“奔吴”，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显然，刘禅投降与谯周关系很大。甚至可以说，刘禅就是谯周劝降的。比如陈寿就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刘氏无虞），蜀汉百姓免遭战乱（一邦蒙赖），都是得益于谯周的谋划（周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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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3）
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作为西晋的臣子和谯周的学生，他大约也只能这么说。但在持不同立场的人看来，这也等于认定谯周是“头号卖国贼”。因此，痛骂谯周“误国”，痛骂谯周“无耻”，痛骂谯周是“卑鄙小人”的声音，在历史上就不绝于耳。谯周，似乎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其实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当时朝堂之上讨论蜀汉政权何去何从时，刘禅君臣均无战意。他们与谯周的不同，只不过他们主张跑，谯周主张降。甚至，他们也不反对降，只不过担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谯周拍着胸脯做出保证，也就都不说话了。由此可见，没有谯周，他们只怕也会降。第二，谯周的话，虽然是“投降理论”，却不等于“卖国理论”。就算是“卖国理论”，也不等于“一派胡言”。实际上，谯周的很多话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国之人”，“必复反叛”。这些都是事实。第三，就算谯周“卖国”，也未必是“小人”。因为当时在“三国”之上，还有“天下”。天下终究是要重归一统的。在天下一统的过程中，投降者又岂在少数？包括被诸葛亮誉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卖国贼”，岂非打击面太宽？
实际上谯周也不是什么“小人”。从《三国志·谯周传》我们得知，他是一个孤儿，跟着母亲和兄长生活，长大以后迷恋古籍潜心学问（耽古笃学），终于成为非常博学的人，《三国志·杜琼传》称他为“通儒”。当然，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学问挺大而人品极差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但谯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反倒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方说，他家里比较贫穷，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学术的热爱，本传的说法是“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如此安贫乐道，像是小人吗？又比方说，他这个人，大约是有些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的（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所以，他第一次见诸葛亮时，所有的人都笑。本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说，当时执法官要求处分那些笑谯周的人。诸葛亮说，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况别人（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但是，诸葛亮病逝，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谯周。这像是小人吗？再比方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常常出去游山玩水，还要增加宫廷乐队。当时官居太子家令的谯周便上疏力谏，希望刘禅“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又像是小人吗？
谯周既然不是“小人”，为什么又要“卖国”呢？也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认为这个“国”该“卖”。或者说，他认为蜀汉早就该亡，甚至希望蜀汉灭亡。为什么蜀汉该亡？因为天下必须统一，也必定统一。而且，在谯周看来，能够统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汉，才是代汉而立的“天命所归”。
这样说，有根据吗？有。根据就在《三国志》的《杜琼传》。杜琼也是大学问家，而且是谯周的前辈，谯周经常向他讨教。有一次，谯周向杜琼请教了“代汉者，当途高”的问题。所谓“代汉者，当途高”，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民谣。意思是说，必将取代大汉的，一定是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的。这话早就在流传了，而且被袁术利用过，因为袁术字“公路”。公路，在袁术看来就是“当途高”了。但是袁术并没有得逞。这样一来，什么是“当途高”，就必须重新解释；而益州学术界的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