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杰克逊自传太空步-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艹鲆帐跫业淖髌罚衩卓淑髀薜暮偷录拥模灰簿褪谴幽鞘逼穑叶砸帐醴⑸伺ê竦男巳ぃ⒖剂硕云浔仙奶剿鳌Ｋ娜方谈宋液芏嗪芏唷Ｎ腋械侥敲葱孪剩敲葱朔堋Ｉ钜幌伦颖涞煤凸ュ娜徊煌耍ノ颐刻斐顺苑顾蹙褪浅瑁伺帕坊故桥帕贰Ｄ悴换嵯氲剑聍彀材饶茄晃痪扌蔷箍匣ǚ咽奔浣桃桓龊⒆幼骰ジ弦帐蹩危豢伤庋隽耍乙虼硕劝Ｏ衷谌匀皇恰Ｎ冶凰宰×恕Ｋ俏业哪盖祝业那槿耍业慕憬恪怯烧馊咂嫣氐慕岷隙傻娜恕�
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那真是令人心荡神驰的日子。当我们从芝加哥飞抵加利福尼亚时，就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来自印第安纳州城市化严重的地区，看惯了那里萧条冷落的景象，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着陆后，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梦境。那会儿，我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跑遍了那儿所有的地方——迪斯尼世界，落日大道，还有海滩。我的哥哥们也很喜爱这地方，我们到处乱窜，就像第一次光顾糖果店的一帮孩子。我们被加利福尼亚的旖旎风光深深迷住了：隆冬季节，树木依然葱葱郁郁，枝头挂满柑子；魅力的夕照映衬着一株株棕榈；气候也温暖宜人。每一天都充满着新意；我会做着一件有趣的事儿，不希望它停下来，可同时又觉得还会有另外的什么事情，一样有趣，一样的叫我神往。那真是令人陶陶欲醉的日子。
在那儿的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和摩城公司中所有的大明星会面。他们都是继贝里·戈迪从底特律迁到加利福尼亚之后，陆续移居过来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同斯莫基·罗宾逊握手时的情景，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与一位国王握手。我兴奋得两眼直冒金星；记得事后我告诉妈妈说，他的手就像鸭绒枕头一样柔软。要是你是一个大明星，你不会留意你一举手一投足给人们的印象，可是你的崇拜者们留意这个，至少，我知道当时我留意这个。我是说，那会儿我逢人便讲：“他的手是那么那么柔软。”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可笑，可这的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和斯莫基·罗宾逊握过手。我仰慕许许多多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年纪很小时，我所注意观察的人就是真正的演员——詹姆斯·布朗、小萨米·戴维斯、弗雷得·阿斯泰尔和金·凯利。一个杰出的演员能叩开每个观众的心扉，这是衡量一个演员伟大与否的真正尺度，而这些人具备这种超凡的魅力，就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它轻轻抚摸你，撩动你的心弦，不管你是谁。当我有机会与一个曾经以他的作品在某一方面影响过我的人结识时，总是激动不已。也许可以这么说，一本好书会深深打动我，促使我去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一幅好画可以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宇宙。那么同样道理，一个演员的专场演出或几个演员的同台表演能够左右我的情绪，乃至改变我的生活。
那时，摩城公司还从未给一群孩子们灌制过唱片。事实上，他们只为唯一的一名儿童歌手，即斯蒂维·旺德录制出版过唱片。因此，该公司设想去发掘一批孩子，而这些孩子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不应仅仅局限于能歌善舞。他们希望我们能跟上学校的功课，友好的对待歌迷。记者和所有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人，并为他人起一种榜样作用。他们还希望，人们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唱片而喜爱我们，更多的，则是由于我们的为人。这在我们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们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彬彬有礼，多为他人着想。这理应是人的第二天性。我们碰到的唯一难题是，一旦我们稍有了些名气，我们根本就无法上学。人们从教室的窗子里爬进来，让我们给他们签名或朝我们索要照片。我尽量做到不落下一堂课，不去制造混乱，惹是生非，然而，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后来只好请来教师在家里给我们授课。
这期间，一名叫苏珊娜·德·帕赛的女士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为摩城公司工作，就是她，在我们搬到洛杉矶之后，始终一丝不苟的对我们进行培训，后来，她也成了“杰克逊五兄弟”的一名经纪人。我们偶尔住在她那儿，和她一起吃饭，甚至一起玩耍。我们这一伙人成天吵吵闹闹，精力多余得无从发泄，而她也年轻好动，诙谐风趣为了“杰克逊五兄弟”的成功，她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对于她所做的一切，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我记得，苏珊娜给我们看一些画着我们五兄弟的炭笔素描。在同一张画上，我们五个人都留着相同的发式，而每张画上的发式又各不同。还有一套彩色画片，在那上面，我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这些“衣服”就像彩色拼版游戏上的纸片一样，可以揭下来，换上另一件。我们选好一种发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理发师那儿，理发师就照图片上的样子打扮我们。然后，在她那儿选定服装式样，我们就到保管服装的部门去，他们便找来全套衣服给我们试穿。我们穿上那些服装，他们上下打量一番，看看不太合适，便让我们回到“拼版游戏”那儿，重新“试穿”一些别的式样的服装。
我们上礼仪课和语法课。他们把那些人们最有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了一个表，让我们有所准备。我们常被问及的问题有：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我们同台演唱时感觉如何等等。歌迷们和记者们同样都想知道，我们在最初登台时各自有多大年龄。尽管你相信，人们对你感兴趣是由于你的歌而不是别的什么，你还是很难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示在公众面前。
摩城唱片公司的人对我们进行测验，让我们回答那些还从未有人发问过的问题。他们考我们的语法，还有餐桌上的礼仪。通过这些考核后，他们还要把我们带进一间屋子，最后替我们抻抻袖子，理理我们新做的蓬松发型上佩戴的头饰。
然后我们学一首名叫《我要你回来》（I Want You Back）的新歌。这歌的产生还有一段故事。歌曲是由芝加哥一位名叫弗雷迪·佩伦的人写的。他起初是杰里·巴勒特手下的一名钢琴师，那时我们刚开始在芝加哥一家夜总会里演出，也是在杰里的指挥下。佩伦估摸着那家夜总会老板花不起钱请别人去演唱，便很为我们这群孩子感到难过。不过，他在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最初，《我要你回来》这只歌的名字是《我渴望自由》（I Want to Be Free），是写给“至高无上”三重唱小组去唱，而根本不去考虑格拉迪斯。贝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告诉弗雷迪，说自己刚刚雇用了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孩子们。弗雷迪马上明白了贝里指的是我们，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便答应碰碰运气。
我们在加里学唱“钢城”唱片公司的歌曲时，蒂托和杰梅恩必须要特别留心乐器的声音，因为在录制这些唱片时他们负责部分伴奏。因此，在听《我要你回来》的唱片样本时，他们很留意吉他和低音贝司的声音。可爸爸说，摩城公司并不打算让他们在这本唱片中演奏任何乐器，因为在录音合成时，包容节拍的那道音轨不能出一丝差错，直到我们演唱的声音小下来，节奏才能稍有变动。他还提醒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要坚持那种不拘一格的演唱风格就等于加重了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同时演唱两个声部，而且还有许多朗诵和尾白什么的需要记住。
在负责演唱的部门，弗雷迪·佩林、鲍比·泰勒和迪克·里查兹负责照看我们。我们录制这第一张单曲时，他们三人，加上哈尔·戴维斯和摩城公司另一个名叫“冷色调”·米泽尔的伙计全部参与了写作和录制工作。这几个伙计合称为“有限公司”。我们到里查兹的公寓去排练，他听到我们准备的如此充分，不由得惊讶万分。他对起初安排好的演唱设计几乎没作什么变动，便建议我们趁热打铁，赶紧去录音室录制一些声部。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录音室。想到马上就可以让贝里·戈迪听听我们初步练好的合唱，大家都兴奋的不行。我们到他的录音室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想，等贝里听过演唱之后，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家吃完饭。
然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一屁股坐在里查兹的轿车后座上。回家的一路上，我的脑袋时而因困倦垂到胸前，时而又抬起来——我坚持着不想睡过去。戈迪并没有对我们的演唱表示赞许。我们把各个部分又练了几遍，戈迪就在一旁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改了改。他是想在我们身上试验一些新的演唱方法；就像学校合唱队的头儿，他让你专心致志的唱自己的那个声部，就好像你是在独唱一样，不管你是否能清晰的听到他或她的声音。他听过我们的合唱排练，在音乐上作了一些改动后，又把我叫到一边，逐字逐句的给我讲解我的那部分。他明确地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如何帮助他搞好这张唱片，然后，他又对负责录制合成工作的弗雷迪·佩伦详细交代了每一件事。贝里干起这些事来得心应手。单曲出版发行后，我们马上又录制了一个专辑，这个集子中《我要你回来》这首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和这个集子中其他歌曲相比，它占用的时间（和磁带）更长。这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就是用这种严谨的态度办事的，因为贝里这个人讲求完美，注重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种不懈的追求精神，这是他的天资所在。后来，我把经过贝里处理的每个音节都仔细的听了几遍，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谓终生受用无穷。直到今天，我依然遵循这一原则。贝里是我的老师，名副其实的良师；他能悟出最细微之处对歌曲的影响，从而使歌曲产生一种了不起的效果，而不仅仅给人一种不错的感觉。贝里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好像他能点石成金一般。
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在摩城公司录制唱片时的经历是激动人心的。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录音时，整个写作班子就陪在我们身边，把一首歌裁裁剪剪，精雕细刻，直到它变得十分完美。有时，为了录制某一道音轨上的一个声部，我们会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唱上几个星期，直到他们觉得我们唱出了他们希望的效果。我也看到，他们这样做的确收效显著，尽管速度有些缓慢。他们修改词句、配器、节奏，一切的一切。贝里出于他自己那种追求至善的天性，允许他们这样无拘无束的工作。我猜想，即使他们不是这样，贝里自己也会这样做，他有这样追求至善的习惯。我们工作时，他会突然走进录音室，告诉我该怎么唱，而每次他都是正确的。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1969年11月份，《我要你回来》出版发行了。在六周之内，这张单曲就售出二百万张，一跃成为销售量之冠。我们的第二张单曲《ABC》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份出来的，三周时间里就卖出二百万张。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歌中那段独白：“你坐下，小姑娘；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爱。哦不，还是站起来吧，别让我再等待。”一九七零年六月。我们的第三张单曲《你保留的爱》（The Love You Save）再次夺得销量第一时，贝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那一年的秋季，我们的下一张单曲《我将在那里》（I'll Be There）又一次引起轰动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成功甚至已经超出了贝里的预料，我们可以拿这些成绩来报答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努力了。
我和我的哥哥们——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未来的十年创造出一种新的歌声；一群毛孩子能发行如此多走红的唱片，这在唱片发展史上还是一个创举。“杰克逊五兄弟”从未碰上过同等年龄的竞争对手。工作之余，我们常能看到一个名叫“五层台阶”的演唱小组的演出。他们也是一群孩子，歌唱的很好，可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大家抱成一团，后来不幸解散了。《ABC》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使得一些唱片公司纷纷效仿起我们的做法来，我们也便看到了更多的演唱小组。我喜爱那些小组，像“帕特里奇之家“啦，”“奥斯蒙得之家”啦，还有“德弗兰科之家”。“奥斯蒙得之家”小组当时已小有名气，可他们的歌曲多是低吟轻唱，令人伤感，与我们的演唱方式相去甚远。我们的唱片一打响，他们和其他那些小组的演唱热情也立刻高涨起来。我们没有介意，谁都知道，竞争是一种健康的机制。我们的亲戚都以为《一只坏苹果》（One Bad Apple）这支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我记得那会儿我是那么小，因为麦克风降到最低还要比我高一截。他们用一个写着我名字的苹果箱垫在我脚下，我才能够到麦克风。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这样过去的，当其他孩子还在外面嬉戏大闹时，我已经在那个苹果箱上，唱着自己的心声了。
前面说起过，在那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的“有限公司”为我们创作、修改所有的歌曲。记得有很多次，我觉得一支歌该这样唱时，他们总觉得该那样唱。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一直很顺从，从来也不愿提出不同的见解。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别人告诉我到底该怎样去唱了。那是1972年我十四岁时，就是《临窗远眺》（Lookin' Through the Windows）那支歌出来前后的那段时间。他们希望我用某种方法演唱，而我知道他们是错误的。要是你唱起歌来得心应手，对歌曲的情绪心领神会的话，哪怕你年纪再小，人们也应该听你的。我当时火冒三丈，冲着那些词曲作者发了顿脾气，又心烦意乱的给贝里打了个电话，抱怨说，他们总是告诉我该怎么怎么唱，我呢，向来也就听从了，可这会儿，他们也变得太……拘泥于条条框框了。
于是，贝里亲自来到了录音室。他告诉他们，让我随自己的心意来唱，我猜想，他还和他们说了些演唱上多给我们一些自由之类的话。从此之后，我在唱歌时就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