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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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后，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受到暗度陈仓的改造，或者遭到无情的压制，前者典型地表现在佛教、儒教在日本化过程中逐渐变成非超越性的日本式的佛教和儒教，后者表现在基督教在日本惨遭弹压的悲惨命运。由于神道本质上的非超越性，只能在人种单一、地理孤立的东瀛列岛盛行，而无法传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区。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为什么缺乏超越的价值？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传入日本后为什么就会被消化改造，变成凝聚大和民族共同体的工具？答案其实很简单：东瀛列岛不具备产生超越性思想的文化风土与条件，就像公鸡不具备下蛋的条件一样。超越性思想的产生，有赖于开阔多元的地理空间背景和与之互动的文化背景，看一看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佛教、基督教、*教，还有中国儒家文化，都起源于多民族共居的广阔的大陆，就是一个明证，而日本却是一个孤立的岛国。
然而，种族的单一，国土的孤立，给日本带来相当的好处，使日本人的爱国变得单纯、实际、容易操作。既然是单一民族，当然不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陌生感和戒备心，更谈不上种族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当今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被种族纠纷搞得焦头烂额，牺牲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把仇恨遗留给下一代，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人类诸多的冲突纠纷中，非理性的种族冲突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种，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能够免去这样的麻烦，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事情就更清楚了。两国学习西方差不多起步于同时，日本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之路，步入世界列强，而中国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则以失败告终，大清王朝气数从此断绝。这其中固然原因复杂，但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有极大的关系。其差别犹如大船与小舟，在历史的激流险滩中，小舟容易调头，大船免不了搁浅。大船上人杂，主意也多，保守的，维新的，革命的，你争我吵，结果错失时机。相比举步维艰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得何其顺利，一个“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把举国上下的意志统一起来，德川幕府也颇识时务，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领导历史新潮流的资格，便知趣地“大政奉还”，回家养老去了。可见，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现代化”领导权的及时转移和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而这一切与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有极大的关系。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是在满清皇朝的权力背景下发生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初以铁蹄征服全中国，曾给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创伤。而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它本身又*到了极点。在革命派眼里，它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用说领导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了；中国要富强独立，首先必须推翻这个*的异族政权。当时从事革命的志士，已经将满族朝廷排除在“中国”之外，正如陈天华在《狮子吼》里强调的那样：“本会之人，须知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之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必要细辨。”结果，就在日本效仿西方列强，迅速实现社会体制的现代转型，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时候，中国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种族革命上。
骨子里的排外
由于缺乏人类意识、世界意识的精神基础，日本人的爱国心总是带着排外心，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岛国主义。这方面留日的中国学子有切身的感受。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中国于甲午败战次年（1896年）向日本首批派出的十三名留学生中，其中四人抵日仅两三周就离校归国，因为受不了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鲁迅当年在仙台医专读书，考试成绩并不出色，142人中排名第68，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怀疑，认为是作弊的结果，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查他的课堂笔记，还有更令鲁迅难堪的，就是课余时间放幻灯片，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领教麻木的同胞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场面。这方面郭沫若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娶了日本老婆，生儿育女，没少受白眼，有一次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人”相讥，使他受尽屈辱。女作家凌叔华在一篇小说里，讲述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日中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判然不同的面孔，东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峥嵘的一面，中国少女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日本人的这种排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老外，谁没有一点切身感受呢？租房、就业、考学，出入境登记，一切事情上都存在日本式的“内外”二重标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雄心勃勃地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发，日本的新闻传媒整天嚷嚷国际化，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这是什么缘故？一位日本人说得实在：“我们日本人是岛国之民，生性狭窄，最不善于和外国人交际，要不然现在怎么天天都说要‘国际化’呢？”
在日本的百货店里，日产商品往往赫然标着“国产品”的字样，价格高得叫人头皮发麻，而另有一些款式和质地看上去不错的服装，价格却低得叫人难以置信，一看便知那是来自中国或东南亚国家的产品。然而，生性节俭的日本人往往宁愿取贵舍贱，不在乎多花日元。这里固然有商品质量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心态。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纠纷，不正是来自日本国民对国产品的近乎偏执的迷信，对外国产品的不信任吗？平常，日本人总是喜欢贬低和挑剔他国的产品，达到大惊小怪的地步，日本旅客到国外旅行时常常大包小包，从矿泉饮料到睡觉枕头，一应俱全。最令当地人不满的，是日本人去国外旅游时，只坐全日空的航班，只住同胞开的旅店，只和日本旅游公司打交道，当然也只在日本人开的店里消费，即使到了国外，在人家的土地上寻欢作乐，日元依然只在日本人圈子里流通，肥水一点不肯外泄。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曾在夏威夷上演过一场所谓“国际化”的闹剧。在一个黄金周，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涌到了夏岛，为了改变日本人在国际上封闭排外的形象，日本传媒事先炒作，声称此次黄金周不少日本人将体验夏岛家庭旅馆的风味，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咋呼了一番。夏岛居民们也为此做好一切准备，眼巴巴等待钱包丰实的日本客人到来。结果呢，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中只有五六位实现了这个“国际化”计划，其余的人依然故我，躲藏在微型的日字号“文化密封舱”里不肯迈出一步。
前些年东瀛列岛稻米歉收，引起一场大风波。在外国人看来，这未免有点大惊小怪，国产大米歉收，进口就是，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又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又是总理大臣亲自去农村视察，了解稻穗生长情况。看来问题就是出在日本人的那张过于挑剔的嘴，吃惯了自家产的大米，就再也吃不得别国的大米，好像人家的大米全是“糟糠”。日本的媒体也跟着瞎起哄，什么“中国米有沙子、老鼠屎”啦，“泰国米不粘”啦，“美国米用化肥”啦，等等。于是，一场抢购国产大米的狂潮在日本兴起。遗憾的是国产大米虽好，却供不应求，且价格连连腾升，最后贵到是进口大米四五倍的程度。为钱包计，一些日本人只好忍痛割爱。于是，出现了这样自相矛盾的景象：超级市场的进口大米销售场前，长龙排起，米货顷刻间告罄；同时，在旁边的试吃会会场上，表情严肃的日本顾客尝一口就沉思片刻，然后皱皱眉，摇摇头，不满地说：“太硬”、“没有香味”、“粘度不够”。
外国大米何以就一定不如日本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认为自家的大米好吃，本来无可厚非，世界上本来就有“月是故乡圆”的心理。但是，如果以此理由随意贬低别国的大米，就有点无理了。对于大米出口国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种侮辱，人家肯定会想：我们精心栽培、种植、挑选的大米，怎么到了你们日本人的嘴里，就变得如同糟糠一般？早知如此，何必卖给你们？我们祖祖辈辈靠它养活，凭什么就说它不香、不好吃？你们日本的大米真的就那么好么？也不见得，不是早有说法，日本的精白米吃了容易得脚气、生胃癌么？
这本是难断的纠纷，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彼此尊重，互相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日本人应当再明白不过，他们不是一贯标榜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吗？遗憾的是只局限于日本人之间，一涉及到外人就另当别论。
爱国的代价
客观地看，任何一种爱国心多少都掺有排外的因素，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移民国家亦不例外。自然的排外，是一个民族的天性，无可厚非。
然而，日本人的排外，却有点离谱，简直到了残忍的地步，它针对的不仅是外国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同胞。
在闭关锁国时代，幕府政权对海外同胞和漂流民实行了极严酷的政策，任何人不得离开日本，一旦离开，就算背叛了祖国，从此别想再回来。有的海外同胞历尽艰辛回到日本，不是遭到杀戮，就是被监禁流放。记得在日本时看过一部电影，情节是：在江户时代，一队渔民出海打鱼，途中遭遇强台风，在同死神的殊死搏斗中，渔船被打翻了，他们抱着船板，经过几天几夜的漂流，终于被刮到一个岛上，那已是俄罗斯的土地。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恢复了元气，主人公却因此而失去一条腿。经过不断的颠沛辗转，他们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在那里开始了艰辛的拓荒生活。他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千方百计地与亲人联系，然而祖国已经向他们关上大门。记得最后的镜头是，主人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迎接他的却是一顶囚笼，在日本海的海滩上，他面对太阳久久地跪着，最后，这顶囚笼把他不知抬向何处……
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一书里，记述老一代日本侨民在南美磨难了一辈子，到落叶归根时想念祖国而不愿回去的悲怆心境，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农庄里打理打理日本式庭院，把木桶加工成日本式浴桶，或是捏捏寿司饭团聊以*，以此打发残余的生命。作者比较过欧洲各国与日本对本国移民截然不同的政策之后，充满悲情地写到：
在欧洲人兴高采烈地去海外冒险时，日本人却登上了依依惜别的“一辈子分手”之船。他们被送到那些早已为欧洲各国遗弃的乱石丛生的河滩，精疲力尽之状，使人想起1965年那些等待搭救的多米尼移民骨瘦如柴、眼球突出的样子。然而，明治的移民们连援救也不要求，默默地等待死去。
这方面表现得最极端的，要数日本人对被俘同胞的残忍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做俘虏等于背叛祖国，属于大逆不道。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敌众我寡，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比如，在攻打冲绳岛的战斗中，美国死亡多达五万余人，守岛军民无一投降，二十多万人全部为国捐躯。究其原因，除了甘愿为天皇效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关于这一点，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比较：西方军队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在尽了最大努力之后依然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无论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而日本军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荣誉就是战死到底，在绝望的情况下，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会感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可见，日本军人的爱国，是以生命为抵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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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国中之国”
考察一下派驻海外的日本人生活状态，便可知晓。正如一位日本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他们是背负大和文化“密封仓”来到国外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如果接纳了外人，或者融入当地生活，就会引起同胞的不安、猜疑，直到受到制裁。
北京天坛公园以东有一栋八层楼的封闭式公寓，里面住着上百户清一色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各大商社驻北京的代表及其家属，外人无从知晓其中的生活，他们在里面完全过着日本式的生活，俨然国中之国。听我的一位已经成了人家媳妇、入了日本籍的朋友说，他们平常根本不同外人打交道，这已是全体成员的默契。这使她深感为难，她身在祖国，却又不在祖国，好像在一个玻璃罩子里生活。除了自己的直系亲属，她国内的朋友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到她那儿去拜访过，她也不敢叫人去。家属们成立了各种协会，诸如烹饪啦，书法啦，花道啦，中文会话啦，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忙得不亦乐乎。若碰到必须同外面打交道的事，如聘用一位保姆，他们决不通过私人关系，而是通过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