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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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信念
再从主体方面进一步考察这种“微型英雄”的心理特征。
中国作家丰子恺在一篇文章里回忆留学日本时的经历：他在某音乐研究会里认识一位学医的老学生，此公毫无音乐天分，既无音程观念和手指技巧，也没有节奏感和乐谱知识，可以说完全是个乐盲，却异想天开地学起小提琴。起初丰子恺觉得他很可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妄人，不料此公自知才能在常人之下，比常人加倍地刻苦练习，终于入了门道，他不仅正确地掌握了拍子和音程，并且能够纯熟地演奏作品。作者于是这样感叹：“这个可怜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经断定他是永远不能入音乐之门的，不料他的毅力和奋斗果然帮他入了音乐之门。”
无独有偶，明治时期的著名作家幸田露伴写过一篇有名的小说《锻刀记》，写一个技艺平常的刀匠，经过三年苦心孤诣的努力，终于锻出稀世宝刀。正藏原是一位胸无大志的平庸之辈，与情人私奔却没有能力养活她，让她深感失望，私奔生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一次偶尔的酒后吹牛使他声誉鹊起，变成了日本锻刀大师武藏守正光的传人。王爷听说了此事就派人把他招去，让家宰当场送给他白银五十两，限他一百二十天之内，打造出一把稀世珍奇的宝刀。这一下要了他的命，凭他的本事，怎么打得出这样的宝刀？然而，王爷之命难违，欺骗了王爷更是罪上加罪，这使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男人窝囊的表现使情人大失所望，趁他酒醉熟睡之际，裹卷五十两银子离他而去。第二天醒来，正藏发现人财两空，连工也开不成了，绝望中的他，准备一死了之。就在这时，里长阻止了他，为了让他如期完成王爷的使命，又给他送来五十两银子。然而，这更增加了他的压力，左思右想，依然摆脱不了自杀的念头。就在拿起家伙准备自裁的时候，决心和信念苏醒了。这是一段精彩的内心自白——
他痛苦地喘着气，紧紧地盘着腿，*了上身，用左手摸了两三次自己便便大腹，拿起了“家伙”，瞪起了决心自裁的双目，正准备把刀戳进腹中的当儿，他一看，原来手里拿的，正是被里长夺下去的那把镰刀。太混了、太混了，我不能死，死了对不起人家呀。死了，就是恩将仇报，人家连钱都借给了我，而我要死，真是太混了。可是，我也不能这样活下去呀。那我就打造那口刀吧，可恨我又没本事；那么，不打那口刀吧，我又一时一刻也不能活下去。那么死吧，死虽然容易，可死并不能就此了事。说来说去，只有打造那把刀，除此之外，怎么想也是无路可走。那就造那把刀吧，明知造了也无济于事。不造又不行，造吧，造吧，唉唉，毫无指望。不造吧，不造吧，可还是不造不行，确确实实不造不行。那么，造一下看？应该造？应该下决心造？如果造，说不定，也许会造出一把好的来，不，不，怎么能指望“说不定”呢？那么，不应该造？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不造的道理呀。那么，应该下决心造？应该豁出命来造？应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造出把像样的利刃来？应该下定决心？哎呀，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造吧，造吧，造下去，造出当代独一无二的一把刀来，造出一把古今无双的宝刀来！我认啦。上感王爷对我的恩顾，下报家宰大人、里长对我的照拂。把十几年来师傅传给我的本领全副使出来。把我的精魂全都凝注在最最好的铁砧上来；单数锤报恩，双数锤酬义，咬紧牙关打，用足力气打。錾子横凿，凿掉我徘徊之想；錾子竖凿，凿掉我卑怯之心。折叠起来打，合拢起来打，锻上十五次，把四份炼成一份。把我满腔的热血，化作原铁；把我清纯的一念，倾注到刃钢上来。让我胸中的烈焰，一次又一次地铄铁成金，“注水”“去铣”这些我都小心从事，去掉“刃土”，随后就是至关紧要的“开刃”，让我至诚的泪水，化作热汤飞沫，唯期神灵加护。即使此身立即献给神灵，又何所惜。神啊佛啊，我既不为名利而祷祝，请垂慈悲。（中略）唉，过去我太糊涂了，那些“小乌”、“小狐”、“斩鬼”、“斩须”（注：这些均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宝刀名），那又是谁打造出来的呢？既不是夜叉，也不是菩萨，也是和我同样的人身，同样有十指，同样有个硬脊梁骨的人呀。我决不死，决不死，我决不白白地死去。好，我生为神国男儿，怎么能像蝼蚁一般地死去呢？——他的心机一转，颜色陡变，眼中发出血红的激愤之情，大有上冲霄汉之势。
经过三年足不出户的精心锻造，正藏终于如愿以偿，打出一把宝刀，让王爷看得如痴如醉，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王爷终于说：“外形过美，反而让人不放心，不知锋利程度如何？”听了这话，正藏勃然作色，不等王爷说完，一跃上殿，勇猛地叉开双腿，敲着自己的便便大腹，大叫道：“砍吧，朝这儿砍，保准一挥两段！”
这个故事确实惊心动魄，一个平庸之辈能够打出稀世珍宝，靠的是什么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正藏下定决心、树立信念的时候，他的主体精神开始扩张、潜能得到调动，它去除了主人公心理上的自卑和猥琐，使其精神爆出火花，释放出奇异的能量。这个故事也是对日本人特有的能力观的最好诠释。日本人从不强调人与人之间先天能力上的差别，而更看重后天的努力和刻苦进取的精神，学校教育不提倡竞争，优先培养尖子，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学生，鼓励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于那些弱小者，无疑是一种格外的激励。
正藏这样的人在日本比比皆是。这种决心与信念，作为一种个人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是非常可贵的。明治维新日本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崛起，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战败后又能在废墟上重建，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此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力量若被正确地引导，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若被错误地利用，与狭隘的爱国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捆绑到一起，将会爆发巨大的破坏能量而给人类，同时也给它自己造成灾难。然而，在东瀛岛国特殊文化背景与时空条件下，它极可能转换成这样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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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天下”的博弈
与日本人接触，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还是日本最好”。
水是日本的甜，树是日本的绿，空气是日本的新鲜，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鱼片是日本的鲜美，汽车是日本的好使，地铁是日本的准点，飞机是全日空的安全……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一样还没人夸过口：屁也是日本的香。
与此形成微妙对应的，是日本人“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其结果，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大抵把不快的事、不好的事、讨厌的事隐藏，或者拐弯抹角，藏头露尾，总体上造成日本国不大有坏事的印象。”一本抨击日本人国民劣根性的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曾风靡中国，发行量接近天文数字，在日本却横遭*。作者高桥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此书1970年首次出版时，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作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书被禁，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十五年后此书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慨叹：批评日本人在当时是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混蛋”之类的打扰与威胁之下，他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前不久作家柏杨逝世，《丑陋的中国人》再度成为话题，带动了《丑陋的日本人》。笔者曾就此书在日本的影响请教一位日本朋友，他的回答很令我吃惊：从不知道有这本书。这位朋友是日本共同社的资深记者，见闻广博，他对此书的陌生很能说明问题。出于慎重，我又请教了一位在中国社科院访学的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回答也是一样。比较《丑陋的中国人》在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圈轰动畅销的情形，不能不显出日本人的小气。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我的感受很复杂。必须承认，日本人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国之心，在我们中国是少有的。看一看日本社会的安定富裕、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很自然。正是这种小气，彰显了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对“国”的不同理解，是件有意义的事。两者最大的差异莫过于：前者是笼统宽泛的，后者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与历史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国”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在“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下”。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多民族共处和册封体系中的宗主国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国”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由许多国组成的“联合国”，类似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
从世界和平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最容易上升为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因为它最不排外。孔夫子早在两千年前就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受制于这种文化心理，近代以降，即使是在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下，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而国际主义却大行其道。五四时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将爱国主义当做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下意识，对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无疑是一种障碍，加上中国内部存在诸多不安定因素（如军阀混战、种族冲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类），更使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迟迟得不到确立，故而缺乏凝聚力。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时代毕竟进入了现代，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否则连“球籍”都难保，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不能没有爱国主义的支持。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也赋以这种爱国主义合理的依据。千百年来，一种无形的文化向心力总是把全体中国人拢聚到一起，两条贯流中国全土的大河——长江和黄河，决定了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否则，一旦洪灾发作，没有力量能够对付。惟其如此，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客观地看，大一统也有它的好处，能够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的灾难，对付突然的事变，做一些小国想做也无法做的事情。具体到个人，最实际的爱国，莫过于从自家做起，从脚底下做起，因此中国人的爱国，首先是爱族、爱乡。华侨在海外发了财，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乡，慷慨地捐款，办学校、建医院。孙中山当年感叹：中国人“有爱族、爱乡之心，而无爱国、救国之心”。其实，正是这种爱族、爱乡，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爱国的特色。
然而，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期，爱族、爱乡常常与爱国发生抵触，甚至尖锐地冲突，这是令中国人最感悲哀而无奈的事了。历史上引狼入室的事情屡屡发生，吴三桂、汪精卫一类的人不绝如缕，而且还有种种奇怪的理论，从最激进的革命思想，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那段著名的话——
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
到最陈旧的观念，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远交近攻”、“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类，都表明了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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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民族的幸运
然而对于日本人，日本国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毫无争议的余地。这种明确性，是由日本孤悬大海，地理环境彻底孤立、民族高度单一，这样一种文化地理背景造成的。
虽然从种族起源考察，日本人并不见得就那么纯洁，它有马来、蒙古及中国大陆南方民族等复杂的血统。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还有跑到云南纳西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根的。但不管种族来源多么复杂，经过千百年与外界隔离，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一的民族，东瀛列岛上惟一的少数民族——爱依奴人和少数东南亚移民，占全日本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历史上看，在16世纪海洋贸易来到之前，日本只与朝鲜、中国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而到后来，德川幕府政权又利用地理上天然隔离的条件，实行过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天然的孤立又被人为地孤立强化。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异乎寻常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一体感，使他们在思维、行动方式上高度一致。
中外学者注意到，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里，缺少一种超越的价值观，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不具备佛教、基督教的普世性。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得很清楚：“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这与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基督教的“原罪拯救”的基本教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后，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受到暗度陈仓的改造，或者遭到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