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身官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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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室的秘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与领导的亲密接触，带给他们的会是什么的影响和改变？本书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这个群体在工作、生活中的爱恨纠葛、喜怒哀乐，展示了一幅县委秘书工作的真实场景，揭露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种种现象和潜规则，提供了一个了解基层秘书工作的图本。
第一部分
总序
在拙著《镇委书记》、《侧身官场》和《怪味沧桑》同时出版面世前，作者就像当年爱因斯坦试图将引力场、电磁场等统一在一个场内一样，也试图在三部书中找出某种联系，将三者定义为一个类别。但是，《镇委书记》写的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历练作为，《侧身官场》写的是一群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酸甜，而《怪味沧桑》写的则是当代四十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给部分农村人带来的生存忧患。从表面上看，这三部书的内容虽然不相及，却都是作者的自身经历和生活感悟，表现的是人生的坎坷和世事的变迁。
作者是学理科出身，并没有系统地经过文学创作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在写作手法上也并不完全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这一定让内行人感到不在套路，觉得这三部书有点“怪”。其实，说这三部书“怪”，并不是因为作者怪、作品怪，或者其中描写的人物怪、事件怪。因为这三部书反映的是当代人经历的社会真实、人生真实和生活真实，书中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内容并不怪，怪就怪在写作手法上。所以，河南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李永臻先生曾经称之为“另类”，“怪”字的含义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生活像一个万花筒，随便摇一摇，就会变幻出各种图像。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这个小小寰球上，或爱或恨，或泣或歌，或息或作，或善或恶，每时每刻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人生是漫长的，从达官贵人到凡夫俗子，无论怎么回顾和展望，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乐年华；人生又是极其短暂的，从伟人英烈到小虫豸，无不在
历史的天空里瞬间划过，形成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所以作者又常常怀疑，自己感悟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代表意义。
就小说创作而言，生活就像一头大象，作家们其实是一群既傻得可爱又聪明伶俐的瞎子，他们都在摸这头大象，并通过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对生活进行认知和梳理。当他们摸到大象的肚皮时，就说大象如同门板；当他们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时，就说大象像根柱子。我自己更说不清楚，所摸到的生活，到底是大象的哪个部位，也许是大象的尾巴，或者是拴大象用的绳子。当然，无论我们摸到大象的哪个部位，都会产生一些异于旁人的感悟。生活本身是一回事，而感悟与表述则是另一回事儿了。作家通过艰辛的劳作，表述出来了才是作品。作品出炉了，等于向世人惊呼一声：“瞧，原来大象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我这三部作品一起推向市场了，不过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洪流中几滴水珠。如同人生不可捉摸一样，难以预测它们到底有何影响，以及在文坛上有没有地位和贡献。作者并不打算虚假地宣称献给亲人和友人们，毫无疑问，他们自然会为作者的成果欣慰、自豪并祝贺。作者真正献给的是读者，作品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作者相信有自己的读者群体，但也不假装谦虚地请教读者，请他们指出作品的什么谬误和不足，因为作者并没有打算根据大家的评判去重新修订什么。如果碰到了执著的读者，他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知识、哲理和趣味来，并且研究发掘出一些有益社会进步、有益人生求索的东西，那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这三部作品就是献给他的。
作者的这份孤傲、自信和淡泊，可能是自己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非追星一族，又不特别崇拜名人的性情所致。所以，作者不劳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们的大驾，拉大旗，作虎皮，请他们点评导引，而是自拉自唱，自己为自己作总序。
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方亚平和崔晓旭等同志，为三部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郝树声
2006年7月12日
“师爷”
如今在县委办公室当个“大笔杆子”，应该类似于古时候在县衙给县太爷跑腿办差的“师爷”——这并不是丰阳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项明春自己要这样类比的，而是他老婆孙秀娟一次偶然的发现。
这么多年来，项明春的老婆亲眼看到了县委办公室走马灯似的进人、走人，干事和秘书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人在县委办是个“玉米粒”，到外边就是“爆米花”，只要出了县委办，县委领导一定会给他安排一个实职：有的到乡镇当书记、乡（镇）长、副书记或者副乡（镇）长，有的到县直单位干一个主职或副职，最差的也会被安排到县直工商企业里当一个头头。
孙秀娟心里就常常想，比比人家，自己的老公就显得有点窝囊。他在县委办公室这个全县的首脑机关，已经干了六七个年头了。虽然已经完成了级别上从科员、副科到正科的不断转化，职务上从干事、秘书到副主任的就地升迁，却一直没有看到县委领导准备把他放到乡镇或局委任职的迹象——县委办的人都是这么熬出来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干，除了狐假虎威、混吃混喝外，捞不到钱，发不了家，养不得老，只有借助这个跳板，混上一官半职，才算对得起这段拼死拼活的生命历程。
孙秀娟觉得，她老公从进入县委办公室干到现在，每天像头毛驴，蒙着眼睛拉磨，自以为走了千万里，其实还是在原地打转转。尤其是在这两年，由于老公干得太久了，已经变成了呆子一个，整天守着领导，却不会向领导提个人要求，只会跟劣质烟卷急。经常通宵达旦写文章，就像自己洗脏衣服，这一批刚刚洗完，下一批又来了。看着他这样没明没夜地爬格子，熬得黄皮寡瘦的，颈椎酸沉，大拇指麻木，整天像虾米一样，佝偻着细腰，咳嗽吐黏痰，实在叫人心疼。
老婆看自己的丈夫，当然另有一种眼光，别看他上班时把衬衣扎在外腰内，头发抿得光光的，眼镜擦得亮亮的，乍一看，还挺有精神，可一进家就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又像一个闷嘴葫芦，除了逗一逗那只可爱的小花狗，对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话说。特别是在大热天里，进屋后换上大裤头，露出精瘦的两条干腿，仄歪在沙发上，显得十分疲惫和猥琐。最使老婆闹心的是，这种疲惫状态，最终体现在最关键的一处，就是祖宗根子软不拉塌的，十天半月不动一回劲儿。老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自己正处在激情迸发期，多么热烈地渴望得到他的浇灌和爱抚啊，可这个工作狂，在家里却是个木头人，面对俊美饱满且情欲高涨的自己，竟然对房事毫无兴趣。这种闹心事儿当然无法对别人诉说，只能经常在心底里暗暗着急。
日子过得百无聊赖，孙秀娟在上班时间，就难以打起精神来。单位里与她要好的女友王丽看了出来，问她：“秀娟姐，看你整天愁眉不展的，是不是有啥心事放不下，还是和大秘书生气了？”
项明春的老婆说：“有啥心事？还不是你明春哥，在县委办公室干了这么多年了，也不知熬到哪一天才能出头。真叫人急死了。”
王丽说：“秀娟姐，我倒有一个办法，保你满意。我听人家说，县城西南七八公里处的钱家庄上，有一位世外高人，绰号叫‘赵半仙’的，卦算得特别灵验，求他的人可多呢。你要是愿意，咱也去给我明春哥算上一卦？”
孙秀娟一听，很感兴趣。她也早就听人说过，这个赵半仙，实在是了不得，方圆百十里，都传说他的卦算得十分灵验。不仅博得了附近乡民们的信赖和称赞，而且声名远播，一些经商的、求学的、失盗的、治病的都来朝觐。据说还有一些市、县、乡镇的官员，隐名埋姓，乔装打扮，或混迹其中，或趁早赶晚，不怕花钱，只怕露脸，纷纷来找这位大师，寻觅升迁迹象，化解厄运霉头，求其指点人间迷津。经过赵半仙的“调理”，大都非常满意。
于是，孙秀娟由心动变成行动。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她对着穿衣镜，认真打扮了一番，约了王丽，二人编瞎话向单位请了一晌假，骑上自行车，悄悄地跑去找那位大师，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各自给老公打卦，企图从冥冥神明中获得一点暗示和安慰。
七拐八抹，她们终于找到了那个算命先生的家。这是一个绿树掩映下的农家小院，香火味道从瓦房屋内一直飘散到大门外，让人不禁闻到一股神秘的气息。堂屋里已经聚了不少老年和青年女人，也有几个面带忧色的大老爷们儿。她们只好在长条凳上排上队，等候了半天，才轮到她们。为了显示心诚，她们先在赵半仙指导下，出钱买了香纸，撅着肥硕的屁股，跪在蒲团上，对着赵半仙供奉的不知什么称谓的各路神仙，焚香祷告了一番，才回到卦桌前，由那赵半仙开始测算。
算的过程让人咋舌，只见赵半仙戴着瘸腿眼镜，叼着纸烟卷儿，口中念念有词，手里舞舞扎扎，把项明春的生辰八字问个明白，起卦时刻查得清楚，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地摇签掐爻，在一个小学生的破作业本子上划拉了半天长、短线条，旁边批了一通让人看不懂的文字，然后道破天机似的一语惊人：“你男人是县长的师爷！”
孙秀娟迷惑不解，顺着话茬说：“他跟的是县委书记，不是县长啊？”
赵半仙一拍大腿：“对嘛，反正就是县太爷这一级！”
这一来，孙秀娟佩服得几乎五体投地。赵半仙见一语中的，喜上眉梢，前三皇后五帝海吹了一阵后，把孙秀娟说得神昏意迷，更加信服。到了此时，孙秀娟才又惴惴不安地向赵半仙问及老公的前程，赵半仙连连颔首肯定地说：“快了快了，不出这两年，到了鼠年的腊月，就会有好消息的。”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却道是“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也就在一两年内，会有变化。
孙秀娟回到家后，怕项明春责怪她迷信，一直隐而不发，又总是憋不住想往外说。终于在一次恩爱交锋后，对老公说起赵半仙这个人来，推崇备至。
孙秀娟兴奋地对项明春说，那个赵半仙真是神奇，给你算的卦，明明没有见到你这个人，却推算得非常准确，连咱家里老坟的朝向、埋了几代人、现在住的是公房、我俩什么时候结婚、只有一个女儿、你身上有几处伤疤、屁股上有一块黑痣，还有你七岁时淘气从树上掉下来过等，都说得丝毫不差。孙秀娟狠狠地亲了他一口又说，你快要离开县委办公室那个是非之地了，当上一官半职指日可待。只要你的前程好，俺娘儿俩就有福了。在充满憧憬中，孙秀娟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言及“师爷”一说时，孙秀娟咯咯直笑，觉得挺有意思，她捣着项明春的头说：“你既然是杜书记的‘师爷’，我就是他的‘师奶’了！”笑谈间，就把项明春自然而然地同古时候的县一级的刀笔小吏用等号串在了一起。
从那天晚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项明春每当夹着皮包去上班时，心里总泛出一个念头：“我他妈的竟是个师爷！”此时，在他的脑子里不断地浮现一个场景：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里一个绍兴老汉，戴一顶西瓜皮帽子，配一副圆圈眼镜，手拿着秃头毛笔，在纸上画来画去，并且摇唇鼓舌，经常给知县大人出馊主意、生歪点子。同时，勾起了他对自己当初能够干上这一行当，那些既曲折、又传奇的经历的回忆。
作文状元
项明春能够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当上人们都很眼热的“师爷”，是他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的老家在县城东部的深山里，从他的父亲向上追溯，几代人没有一个识字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姓项的在这个山沟里，是单门独户，几代单传。能够流传下来的口头“历史”，就只有父亲经常给他讲的，“我爷的爹是讨饭来到这里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屈指可数的几代人，都因为家里穷，别说读书，能够把香火延续下来，都很艰难。山里的汉子为人淳朴、耿直，有穷人的志气，这些硬性的气质从血脉深处传给了项明春。项明春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他父亲年轻的时候，虽然靠扛长工、打短工谋生，一年四季和土坷垃打交道，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从来不干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教育子女唯一的祖训是：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干坏事。但项明春的妈妈就要比爷爷、父亲好一些，她教育孩子的话，多了一点哲学意味，如“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世界上什么好吃？只有亏最好吃”等，经常在他耳边聒噪，使他一生受益。
老一代教育他的内容虽然不多，教育的方式却是农村常见的。项明春一生都会记得，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春天里的一天，他到河滩里去放猪，当几口猪拱饱了草根，哼哼唧唧地卧在臭青泥沟里以后，阳光、沙滩和小河里的潺潺流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并不具备诗意。他实在没有事情可干，就用一把小刀在光滑的枫杨树皮上刻字，把自己的大名刻了上去，还把刻字的时间注了上去。这种恶作剧好比现在旅游景点一些“缺德居士”在景物上刻字如出一辙。流着眼泪的树皮被他不识字的父亲看见了，气呼呼地骂他：“才这么大的鸡巴孩子，就这么糟害人，长大后不知能够干多大的坏事！”边骂边脱下破鞋，不由分说，按着小小的项明春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他在以后几天时间内，走路时一直一瘸一拐的，把他奶奶和妈妈心疼得痛哭几场，两个女人大骂他父亲是个狠心的畜生，不知道心疼孩子，打坏孩子是一辈子的事儿。可他爷爷却说，孩子不打不成器，好像很欣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