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谕之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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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4（1）
我走进那间房的时候拧亮了灯，但我一心都在流血的鼻子上，根本没注意里面什么样。我在洗手间呆了至少十五分钟，摁鼻子，把头朝后仰，等到这些古老的法子起作用的时候，我已经流了好多血，我都怀疑自己是否需要去医院紧急输血。血淌在洁白的瓷盆上是那么的红。这颜色映在脑中是那么鲜艳，那么惊心地浓烈。令人震撼的美感。相比之下从我们身体里流出的其他液体却如此暗淡、苍白。发白的唾沫、乳浊的精液、黄色的尿、黄绿色的鼻涕。我们分泌出秋冬的颜色，而流动在我们体内看不出的，保持着我们生命的液体，却是疯狂的艺术家手中的深红色，一如未干的油漆那般鲜明。血止住之后，我在水池边逗留了一会，尽可能把自己重新弄得像样点。已经来不及把衣服上的血点擦掉了（结成了红褐色的小圆斑，当我想擦掉的时候反而在布面上抹成一道），不过我彻底洗了洗手和脸，湿了湿头发，最后用约翰的梳子梳了梳。弄完后我感觉没那么沮丧，没那么蔫了。我的衣服和裤子还像拼了块难看的圆点布料，但好歹小河不再流了，鼻子的刺痛也发慈悲似的缓和下来。我穿过约翰的卧室走进他的书房，眼睛扫过他的书桌。我并非有意要看那里，只是一边往门口走一边四下打量这间屋子，却一眼看到在形形色色的钢笔、铅笔和杂乱成堆的稿纸中间摆着一本硬面的蓝色笔记本，和我那天早上在布鲁克林买的那本出奇地相似。作家的书桌是个神圣的地方，世上最私秘的圣殿，陌生人未经允许是不能靠近的。以前我从未走近过约翰的书桌，可是我当时那么惊讶和好奇，想知道这本笔记本是不是和我的那本一样，便抛开了一贯的谨慎，走上前去。笔记本合着，面朝上躺在一本小字典上，我俯身仔细一看，发现和躺在我桌上那本一模一样。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对这一发现激动异常。约翰用哪种笔记本又有什么关系？他在葡萄牙住过两年，在那里这些肯定是常见的货色，随便一家文具店就买得到。为什么他不能用一本葡萄牙产的硬面蓝色笔记本？没有道理，毫无道理。然而那天早上我买自己那本蓝色笔记本时体验到的美妙的感觉，那天来之前我在其中几个小时颇有建树的写作（近一年来我第一次文学尝试），以及整个晚上在约翰的家里我还一直在思忖刚刚写过的情节，所有这一切使它的出现呈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关联，像一段黑色魔法。我回到起居室的时候没打算提这件事。那么做似乎有点傻，有点神经质，而且太不拘礼了，我不想给约翰留下我爱偷看他东西的印象。可是当我走进房间，看到他跷着腿躺在沙发上，用阴郁受挫的眼神盯着天花板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格蕾丝在楼下厨房，洗盘子，处理我们吃剩的外卖食物，于是我在她刚才坐过的椅子里坐下，刚好紧挨着沙发右边，离约翰的头不过两三英尺。他问我是不是感觉好点了。是，我回答，好多了，然后我靠近对他说：“今天我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早上我出去散步的时候，走进一家店里买了一本笔记本。这件小玩意那么精美诱人，甚至重新勾起了我写作的欲望。于是我一回家就在书桌前坐下来，一口气在上面写了两个小时。”“这是个好消息，希德尼，”约翰说，“你又开始写作了。”“那个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段子。”“噢，那更好了。”“看吧。现在还只是一些粗略的草稿，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不过那笔记本好像使我充足了电，我都等不及明天再写了。那本子是深蓝色的，非常悦目的暗蓝，硬面和书脊都包着布面。还是葡萄牙产的。”“葡萄牙？”“我不知道是哪座城市。但封面背后有一行小的标志，写着葡萄牙制造。”“你怎么会在这里找到那种东西？”“我住的附近新开了家店。纸品宫殿，老板姓张。他那里有四本存货。”“我以前去里斯本的时候都要买上些那种本子。非常好，很结实。你一旦用上，就不会想在其他东西上写了。”“我今天也有这种感觉。希望这不意味着我会上瘾。”“上瘾这词可能说重了，但它们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小心，希德。这种本子我用了好多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说得好像它们很危险似的。”“这要看你写什么。那些笔记本非常友善，但也可能十分无情，所以你得提防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你看上去也没有迷失啊。刚才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看到你桌上摆着一本。”“搬回纽约之前我买了一批备用。可惜你看到的那本是最后一本了，而且我都快写完了。我不知道你能在美国买到。我正准备写信给制造商多订一些。”“店里那个人告诉我那家公司关门了。”“那我时运不济。不过这也不奇怪。很明显它们的市场需要并不大。”“星期一我可以帮你买一本，如果你需要的话。”“还有蓝色的剩下吗？”“黑色、红色和棕色。最后一本蓝色的被我买走了。”“太糟糕了。我只喜欢蓝色。既然公司已经关门了，我想可能我也该养成一些新习惯了。”“说起来有点古怪，早上我看到那一摞时，一眼就认定了蓝色那本。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似乎无法抗拒。你觉得这说明什么？”“不说明什么，希德，除了你脑子有点偏执。我也像你一样偏执。我们不是写书的吗？像我们这种人能不偏执吗？”
《神谕之夜》4（2）
星期六夜里的纽约永远拥挤，但那晚街道比平常更为堵塞，一次接一次地塞车，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格蕾丝好不容易在约翰家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但当我们钻进去告诉司机去布鲁克林，他竟借口油不够，不想接这笔生意。我本不想善罢甘休，但格蕾丝拉住我的胳膊，温和地把我拖出汽车。此后再也没等到车来，我们只好穿过一群群醉酒嘈杂的小阿飞和疯疯癫癫的乞丐，一直走到第七大街。那天晚上整个西村闹哄哄的，喧嚣声犹如疯人院里刺耳的啸叫，似乎随时可能引发暴乱。埋身在人堆里让我感到虚脱，要紧紧握住格蕾丝的手臂才能勉强保持平衡。我们在巴洛街和七街的拐角足足站了十分钟才等到一辆空车开过来，其间格蕾丝至少道歉了六次，因为把我从前面那辆出租车里拉出来。“对不起我没让你和他理论，”她说，“是我的错。不该让你站在冷风里，但我不愿意和那种蠢人争吵，太烦了。”但那晚不仅仅是愚蠢的出租车司机让格蕾丝觉得烦。我们乘上第二辆出租车不久，她莫名地哭了。虽然动静不大，不是那种抑制不住的抽泣，但眼眶里噙着泪水。我们在克拉克森遭遇红灯停下时，街灯照进车厢，我看见她的泪滴在灯光里闪烁，像一颗颗胀大的水晶夺眶而出。格蕾丝从未如此失控。格蕾丝从来没有哭过或者过度表露感情，即使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例如，我病倒的那段时间，我被送进医院后令人绝望的那最初几个星期里），她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支撑自己，直面最严酷的现实。我问她怎么了，但她只是摇摇头别过身去。当我把手搭在她肩上再问的时候，被她抖开了——这是她过去从未有过的举动。尽管算不上十分敌意，可是这根本不像格蕾丝的行为，我承认有点被刺痛的感觉。我既不想无谓地打扰她又不想被她看出自己的受伤，便缩在后座自己的角落里默默无言，随着出租车沿着第七大街一点点地朝南挪。在法芮克街和运河街的十字路口，交通阻滞了好几分钟。车塞得很厉害，小车卡车一齐鸣笛，司机们相互谩骂，最典型的纽约式骚乱。在一片喧闹和混乱之中，格蕾丝突然转向我，道歉道，只是因为今晚他看上去太可怕了，”她说，“那么疲惫不堪。所有我爱的人都垮了，有点难以接受。”我不相信。我的身体正在好转，而格蕾丝会因为约翰暂时的腿疾如此沮丧似乎也不合情理。是其他事情在困扰她，一些隐秘的痛苦她不愿意让我分担，但我知道如果我一味刨根问底，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肩膀，轻轻地将她拉近。这一次她不再抗拒。我感觉到她很放松，一会儿就蜷在我身边，头枕着我的胸口。我把手放在她额头上，开始用手掌抚摸她的头发。这是我们之间的传统仪式，用无言的亲昵表达彼此依然厮守，何况我从未厌倦过抚摸格蕾丝，从未厌倦过把我的手放在她身体的某一部分上，我一直这么抚摸着，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