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贵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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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了美国的对外贸易。轧棉机和机械织布机等机器的出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而随着美国的独立，英国对美国殖民地制造业的限制也消失了。
1812年爆发的战争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英国对美国的进口封锁使得美国的商品没法出口而充斥了国内市场；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如说是由麦迪逊政府战时的货币政策引起的，搞乱了整个经济，使得物价飞涨，经济计划失去了意义。
同英国的战争最终还是结束了，但白人驱逐密西西比河东岸土著印第安人的行动却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领土的突增再加上战后货币的充裕使得投机土地的行为非常猖狂，土地的价格涨了又涨，在比德尔成为美国第二银行董事时，土地的价格已经涨到了天价。神经紧绷的贷方，包括银行在内，都在提醒大家这个疯狂的 “泡沫”随时会破裂；这种提醒让人从疯狂中醒来，但人们却又开始进行反向的投机。受投机影响，土地价格开始暴跌，一切建立在土地价格之上的“美好景象”都成了泡影。银行开始回收贷款，储户开始囤积资金使得物价进一步走低。货币供给量的锐减给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很难测定，但受此影响第二银行的负债的减少则是很明显的，它由1818年秋天时的2 200万美元减为1820年年初的1 000万美元。＇9＇
恐慌后的萧条笼罩着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银行缩减业务、商人急于清算、商船空空如也、商店货物短缺、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希望尽快走出这场危机。一个俄亥俄州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形势：“悲观，满眼都是悲观……执行长官、州长的更换就像朝来夜去的女佣一样。”纽约西部的人是这样描述那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的：“家中一贫如洗……寒冷的冬天，孩子们只能挨冻……孩子的父亲没有棉衣和棉鞋。”＇10＇
该时期的一个亮点是最高法院认为第二银行的设立是符合宪法的。华盛顿的共和党高层人员的变动使银行业步入了复苏期，但有些州还是通过了限制银行业发展的法律。没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马里兰州就开始向银行征税，第二银行首当其冲。美国第二银行巴尔的摩市分行的出纳员詹姆斯·麦卡洛克（James McCulloch）拒绝缴税，马里兰州政府就起诉了他，他也应诉了，最后最高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
银行之战（6）
首席###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是最后一位联邦党总统约翰·亚当斯1801年离职前任命的，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联邦党关于建立集权政府的主张都是支持和赞成的。随着最高法院里联邦党同事一个一个退休、去世，他在感到更孤独的同时也更坚定了自己的一个看法——联邦政府理应比州政府享有更多的权力，要改变国民认为联邦政府钻了宪法的空子并做了好多宪法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的看法。他负责马里兰州政府起诉麦卡洛克的案子时采取的就是上面的看法，他这样写道：“要让一切都合法化，只要采取的手段恰当，没有被明文禁止，不违背宪法精神，那它就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业务的，是符合宪法的。”＇11＇第二银行完全符合马歇尔的说法，因此它的设立就是符合宪法的；而马里兰州政府向银行征税的做法却是违宪的。马歇尔写道：“掌握了征税权就是掌握了生杀大权。”如果州政府能向联邦政府的银行征税，那它也完全可以掌握银行的命运。“这是每个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不想让自己的中央政府受制于州政府。”
汉密尔顿式的直率的言论——不仅仅是关于中央银行，更重要的是关于联邦政府应当集权的看法——是令人很难接受的。对于马歇尔的理解很多共和党人都很有意见，要想让国民接受最高法院对宪法这一独裁式的解释，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磨合。但不管怎么说，马歇尔的判决给了第二银行“第二次生命”。
尼古拉斯·比德尔堪称马歇尔的左膀右臂，当1822年第二银行董事会需要一名新的主席时，同其他人一样，比德尔也说出了自己认为的一名主席应该符合的条件。他提出的主要条件有三个：一是要有经商头脑。作为未来的主席应有良好的经商头脑是显而易见的，比德尔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人应具备的，而商人在比德尔看来是缺少远见的。二是拥护政府。“未来的主席不是党员也不是‘游击队员’，他要有良好的知名度并能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是政府信赖的人。我坚信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向中央银行施加任何影响，相反，这种影响越小对双方越好。但政府无疑是我们最大的股东、最大的客户。”三是费城人。比德尔的解释是：第二银行的总部在费城，因此主席如果是费城人的话，他易于同银行建立稳定的关系。＇12＇
这就是比德尔提出的未来的主席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很显然他完全符合。所以，在几位身为董事的朋友的鼓励下，他决定竞选这个职位。1823年1月，在比德尔37岁生日的前两天，他成为了美国第二银行的主席。
他的升迁引起了一些金融人士的怀疑，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在纽约靠房地产发家的商人认为，比德尔过于“书生气”而不适合做第二银行的主席。比德尔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回应了他。
银行之战（7）
实践出真知，我相信希望，不相信幻想。＇13＇
比德尔接着说，自己已摒弃了学者爱幻想的毛病，而且还在书本中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方法。
上任后的比德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美国第二银行在栗子大街建成了大理石结构的总部。经历了1819年的经济萧条之后，美国迎来了迟到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复苏。比德尔抓住时机重整第二银行的资源，并重新使它承担起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职责。减少并最终消除各州之间的货币兑换率成为比德尔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东部的银行家和商人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西部地区的货币会贬值，原因有两个：一是赎回这些货币涉及的问题；二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西部地区的银行家比东部银行家经营的风险大。比德尔的银行则通过盘活资金以及实行标准化经营的措施在全美建立统一的银行体系。
比德尔的这个措施赢得了一部分人也疏远了一些人。就像比德尔的银行抢了兄弟银行的业务那样，那些靠赚取不同地区货币价值差的掮客们被比德尔的措施激怒了。思想顽固的共和党人还是敌视银行，他们认为比德尔的美国第二银行对国家的民主来说是一个威胁。
安德鲁·杰克逊是这些人的代表，他对银行一无所知，对货币略知一二，但在争取民主方面他是专家。到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有关选举权资产方面的限制已荡然无存。在《独立宣言》“公平独立”的宗旨下又有几个州加入了合众国，这些都促使其他的州开始改变自己的规则。
出于民主的考虑，立法机关规定总统的选举由国民来决定。因而，19世纪20年代的总统选举就成了一场争取大多数白人男子的“人气大战”。但这种选举的方式也有不灵的时候，就像1824年的总统大选，尽管杰克逊得的选票最多，但他要同另外三位候选人分享这些选票。众议院里争论得很厉害，最终约翰·昆西·亚当斯笑到了最后。约翰·昆西·亚当斯对于民主的敌意不像约翰·亚当斯那样强烈，但他显然没有安德鲁·杰克逊的人气旺。亨利·克莱在国会中是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所以他被亚当斯任命为国务卿，随即他也就成了很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安德鲁·杰克逊的支持者称这是一个“腐败的交易”，讽刺亚当斯—克莱联盟是对民主的背叛，于是就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总统争夺战”。
在那场“总统争夺战”中，比德尔暗暗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比德尔对一名同事说：“对于一名银行家来说，再也没有比‘与政治脱离瓜葛’更重要的法则了。”＇14＇
关于这一点，当初建立美国第二银行的初衷是很明显的。我们相信，政客手中握有银行的生死大权，所以第二银行的前途和对国家的作用就取决于它能否摆脱政客的束缚。为了使第二银行保持独立自主，不让它沦落为某个政党集团的工具，我们不能对政客抱有任何幻想。就像迪安·斯威夫特（Dean Swift）说的那样：你知道吗，货币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保皇党，他不属于杰克逊也不属于亚当斯，它只属于银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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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战（8）
但第二银行不仅仅是一个银行而已，它是货币供给量的调节器，是贫困的催化剂或抑制器。除此之外，比德尔没有其他想法。
但安德鲁·杰克逊却有自己的想法。在竞选中他没有谈论过多关于第二银行的事情，事实上他什么事情都谈得不多。像开国元勋华盛顿一样，杰克逊成了一名有军人背景的总统，他更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言行为自己辩护。杰克逊明白自己以前被选民们视为民主的代表，一旦自己步入政坛的话，这种看###渐渐地消失。后来，杰克逊在1829年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对手亚当斯成了美国的总统。除了国家的利益，他没有受到任何诺言和承诺的束缚，因为他决定阐述什么是“国家利益”。
在自己的第一份年终工作报告中，杰克逊从货币问题入手开始了自己的阐述。总统一再强调说，第二银行的经营有效期将于1836年结束，他也知道那些股东们一定会申请延长第二银行的经营特许权。他奉劝那些股东不要抱有任何延长经营期的幻想，因为他要行使自己的否决权。作为一名严厉的宪法解释者，杰克逊认为国会只有在联邦直辖的哥伦比亚特区设立银行的权力，而在其他地方国会没有这个权力。＇15＇约翰·马歇尔曾通过判例确立的规则并没有引起杰克逊的注意。
比德尔读了杰克逊的工作报告，但是并没有很在意。比德尔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他们应该被当做诚实的人看待，尽管他们有犯错误的时候，但本意还是好的。”＇16＇他认为，只要那些机关里的官员（包括总统身边的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想的话，他们就会站在支持银行的这边。“想要废除第二银行只是总统自己的想法罢了，并非是在其他人建议或劝说之下才有的。况且事实上，总统的这个提议与他顾问的想法是相悖的。这既不是内阁的决议，也不是党派的意见，只是总统的个人看法罢了。”人们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处理问题只要‘就事论事’就可以了，完全不必考虑其他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比德尔显得太幼稚了。事实证明“就事论事”的处理方法只适合极少数的问题，第二银行的存废问题显然不属于这种问题。亨利·克莱还想着争夺总统宝座，为此他一直支持比德尔这些人。克莱提出了自己的“美国体制”——联邦政府通过保护性关税，为修路、建桥、挖运河筹集资金来支持国内产业，这也让他成为了肯塔基州的汉密尔顿（不同的是他比汉密尔顿更高、更帅、更健谈），所以他更容易同银行家保持良好关系。作为国会里反对杰克逊总统派系的代表，他自封为比德尔的政策顾问。克莱告诫比德尔在延长第二银行经营期的问题上应该保持慎重，因为尽管在国会中比德尔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对总统放言要否决第二银行延期的提案的事情还是要慎重考虑的。
银行之战（9）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行使否决权的案例虽然很少，但也不是没有。事实上，杰克逊就否决过一项修路的提案，理由是这些路是专供各州用的。所以，他也很可能否决第二银行延期的提案。“剩下的就是人的问题了，”克莱说，“这个问题还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总统选举的事情，而那时问题就转化成了争取国民支持、赢得政治上的胜利的问题。银行家们不得不在公众面前与总统的决议作对，与支持他的强大公众为敌。”＇17＇银行家很难赢得这场竞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争取总统连任的大选过后再说。“到那时一切都会变，总统选举太遥远了，以致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这里将有一个机构为我们的新政府服务，这个机构非第二银行莫属。”
克莱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接杰克逊的班了，他对银行家的承诺让比德尔意识到，克莱成为总统对自己是有利的。但如果杰克逊成功连任，对比德尔这些银行家来说，最佳的应对措施则是等待。“连任后，杰克逊也不会像在第一届任期时那样利用偏见对抗第二银行，到那时他的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这是一个规律，总统在第二任期内的民众影响力往往不及第一任期内的那样强。”
克莱为比德尔提出了诚恳的建议，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利益，选举结束两年后，克莱就不想再作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领头人与总统作对了，也不想再做所谓的民主和国民的“代言人”了。克莱同意比德尔“第二银行的宗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的看法，但他不觉得大多数人都像他这样看待第二银行。不论好坏，这些人才是掌握美国命运的人。
但奇怪的是，比德尔比克莱对国民的信心大。当安德鲁·杰克逊反复警告他要关闭第二银行时，比德尔却毫不示弱地写道：“对于总统杰克逊和国务卿范布伦先生二人，我谁也不害怕……我们的国民从来不会为了迎合任何人而卑躬屈膝，我相信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会帮助我们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指杰克逊等人）。”＇18＇而必要的是对国民进行教育，“我们要努力做到去伪存真，让大家明白真相，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
比德尔不相信国民能公开地参与到这场教育中，他动用了银行资金来为那些“亲银行家”的文章埋单，好让这些文章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以真实、积极的信息表明第二银行的设立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那些将这种意思写进论文的人得到了最高1 000美元的报酬，比德尔唯一的要求是要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