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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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先在旧体制的边缘凿个洞，让新体制温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缓缓地融解冰冻的旧体制，继而让冉冉升起的新体制取代日益崩塌的旧体制。新旧体制的交换，非但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海啸，看似稳定的政治体制，还为接下来的制度变迁，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意义，同样可以用“蝴蝶效应理论”来阐释。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
2004年，温州人大常委会携手温州“一报一台一网”，创造性地将人大监督融入到舆论监督之中。当漫天飞舞的舆论给予温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赞誉，福建的台江区人大联手《东南快报》，从审判职能的发挥、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质三个层面，评议台江区法院。公众对台江区法院的建议、批评与意见，不仅见诸报端，人大代表还将坐镇报社，倾听公众的心声。
涉及其中的《东南快报》，不经意间暗示，他们在福建场域内的创新，其实是对舆论监督温州模式的创造性的借鉴。
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是浙江人对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并未考虑过什么民主的台州人，在学界的说服下，将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恳谈会”。它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被浙江大学研究民主的学者们发现了。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
学界的研究影响到中央编译局这样的官方智囊机构。他们的领导人，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专项调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恳谈的种种好处，并授予他们“创新奖”。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他注意到中国的学者们开始了协商民主的研究。进而，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协商会，就调整充实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8）
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说，人民政协制度是浙江民主恳谈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或许可以揣测，浙江民主恳谈有望影响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的生命力。
当然，没有节制地夸大浙江民主创新对中国民主的影响，好比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浙江的民主，并非独立于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民主创新。它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因为它耀眼的GDP，超越资源局限的发展速度，使得那片狭小的土地过早地呈现出开放社会的态势，给民主的发展，供应了适宜的温度和政治气候。
假如我们相信，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领头雁，它的今天是落后于它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我就可以认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具有旗帜性、前瞻性。
实际上，京城官方智囊团的高级成员也是这么看的。2001年，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浙江组织了一场“劳动价值论”的调研。次年7月1日，彼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发表“七一”讲话，私营企业主成为“建设者”的一分子，以剩余价值、剥削和阶级为理论元素的“劳动价值论”，得到了修正。又过几个月，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出席了中共十六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领了中国的实践，也受制于中国民主改革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浙江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但中国民主改革的步骤，不太可能随着浙江的变化，整体推进。因为，全局性的宪政文化水平，与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智囊团成员拿理论创新举例说，“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理论难以正确解释浙江改革实践所遇到的大量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严重影响政府行为和社会精神气质的提升。”［16］
中国是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央集权意味着每一块土地都要执行同样的政策，哪怕省情的差距再大。尽管中央政府从未忽略过浙江一枝独秀的不同寻常，也依据浙江的现实给予过特殊政策，但平均数治理的格局总体上没有被突破，给浙江带来一连串“成长的烦恼”。
反过来，浙江的“烦恼”，也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衔接，等等议题上，启发了中国民主的未来。
谨慎乐观
总体而言，我对浙江的民主乃至中国民主的未来，谨慎乐观。我以为当下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中国会重蹈俄罗斯式寡头民主的覆辙。
我的态度之所以有乐观的一面，在于我看到一个隐约可见的公民社会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会对于民主的意义，已成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共识。一百多年前，年轻的托克维尔在畅游年轻的美国的途中，不加掩饰地赞叹说，美国民主的精髓，就是盈荡在市镇中的活力四射的公民社会。
依我的有限观察，多样性的社团组织，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宽容妥协的公民文化，充溢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精神，正把浙江的市镇、类市镇的乡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会的“基础设施”，后者用知识铺设了公民社会的“启蒙道场”。
如果我们认定前苏联留给俄罗斯的最不良的遗产，就是缺乏一个公民社会，并使得俄罗斯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并没有像西方民主人士预料那样美好。那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民主在未来中国的普遍到来，表示乐观，因为“扩展的秩序”，正推动浙江公民社会呼啸而至。
我以为，仅凭浙江民主当下的现实，揣测中国民主的未来，遭遇俄罗斯式的劫难，即便不是杞人忧天，起码也是杯弓蛇影。2003年，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的《世纪大拍卖》，与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夫曼的《寡头》，同时被希望我们记住邻家不幸的译者，介绍到中国。谎言，偷窃，欺骗，暴力，野蛮，强制，法律规范被疯狂攫取财富的寡头教父肆意践踏的俄罗斯，让一度艳羡俄罗斯跑步进入民主世界的人们，对资本和权力的咬合，感到战栗。
虽然学成于哈佛和剑桥的弗里兰，引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名言，在她致中国读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恳切地说，急切地希望从1990年代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疯狂进军中得到某些普遍适用的政治和经济结论，还为时尚早。但震惊于“尽管有如此惊人的不同，相同之处似乎也同样惊人”的译者，还是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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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9）
浙江乡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现，确实不容乐观。喋血街头的竞选，钞票漫天飞舞的贿选，映射出富人用金钱耍弄民主的狰狞面目。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民主化的途路上，确没有像恺撒大帝的妻子一样，让任何人没有风言风语，但紧紧抓住枪和官的执政党，对民主节奏的把握，对法治的张扬，对局势的整体控制，还不是少数人想象的那么软弱无力。
次者，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追求的只是经济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对浙江的私营企业主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
议论浙江的民主，我们总是觉得太乏味，太缺乏激情。作为浙江民主的主角，浙江私营企业主们从来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宏大叙事，他们在乎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民主，他们太自私，太功利，他们对私产在宪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摆脱窖藏白银的锥心之痛。
复次，他们的参政心态，不是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恢复型、补偿性从政，就是想壮大企业的功利型、经济性从政。“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憧憬于权力。”［17］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的关于威尼斯商人的论述，也适用于浙江私营企业主。只是后者中鲜有人对政治民主，有着非分的向往。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末次，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楼忠福他们的内心，是个什么样的境地？那个被视为达到私营企业主从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楼像豪侠爽达俊朗，徐似文生谨言慎行，性格各异，都有重情义的共同点，他们都着眼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生活细节中，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们的儒家风范。徐冠巨的秘书是个有几丝白发的小伙子，传给他家业的父亲退休后做了自己企业的艺术团团长，说唱表演的曲目 多为传统的忠孝仁义戏，他的母亲年近古稀还在饲养家禽，喜欢感谢来公司谋事的人“帮助我们家冠巨”。
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外逃女贪官杨秀珠被国际刑警在荷兰抓获的时候，一个温州文化人并不认为她被引渡后会像瓜藤似地牵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温州人重信誉，送人钱物，一般不会轻易招供。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觉得，谨慎是我们面对浙江的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可以向现实妥协，但不能放弃底线和原则，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民主的腐败”。我们不可以无视“拉美化之忧”的警语，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政治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
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200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18］。预计，2010年浙江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19］。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2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到“加速成长阶段”的转折点。
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浙江，的确光辉灿烂。但美丽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逼近国际公认警戒线的的基尼系数。在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状，给未来的民主改革，预留了难以逆料的麻烦。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0）
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当代“包身工”的故事，也从未绝迹。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重庆农妇熊德明，映射着总理的光环，被30余记者和律师簇拥着，去温州龙湾区，为家乡民工追讨矽肺病伤残补偿费。地方政府对这个因为总理而出名的农妇充满了敬畏，却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泪。她首先为伤残四级的表弟讨赔，终局是他们只得到国家规定的17万元中的3万元。而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绩。
环境问题将在GDP越过2000美元界限时得到重视的国际经验，亦未阻止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律师化装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调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摇货郎鼓的手，不仅将义乌小商品散发到全球，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义乌“321销售假药案”。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彻底删除。
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浙江大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愤怒刺杀绍兴考官的悲情演出——不胜枚举的个案，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据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对民主的未来失望叹息吗？
不可以！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我们在夸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时候，须珍重法的精神，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