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档案-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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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在市区生活的市民发现，平常在火车站附近以及街道上沿街乞讨的智障人员和流浪儿童越来越少，并且有人看到他们陆续被一辆面包车接走。善良的人们以为那是地区救助工作做得到位，而作为记者的宋吉良，那份职业的敏锐让他捕捉到这其中的不寻常，于是他开始装扮成智障人员在火车站一带乞讨。在那里，他不惜与真的乞讨者一起捡垃圾箱中的盒饭吃，还争抢掉在地上的烟屁股抽，晚上也同那些人一道睡在火车站的露天广场。终于，三天后他被“面包车”选中了，就如先前被拐骗的智障者和流浪儿童以及被强行绑架的孩子一样，他也被“黑中介”像牲口一样卖到黑砖窑，其实还不如一头牲口的价钱，每人大概也就值500块钱而已。
进入黑砖窑的宋吉良，仿佛置身在古希腊的奴隶场。那里有四十多个劳工，有孩子，有智障人员，也有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通通都是被强行绑架或者拐骗进来的，没有一分钱工资。他们早上天不亮就要开工，一直做工到半夜才让睡觉。而睡觉的地方只是一个四处透着风，冬天也不生火的黑屋子，打手们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反锁在屋子里，没有床只能睡在草席上，门外则有一群打手和多条大狼狗巡逻。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而且每顿饭必须限时吃完。劳工们只要动作稍慢，便会遭到毒打，几乎每个人都遍体鳞伤。由于经常被逼迫下窑，去背还未冷却的砖块，劳工们脚部被烫伤更是家常便饭，没有药只能烂透了自愈，接着再伤，个中滋味，非常人所能想象……
卧底期间，宋吉良用藏在内裤里的微型摄像机，记录下一幕幕震撼人心的画面：七八岁的童工，双手抱着沉重的砖块，显然重量已远远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他半蹲着双腿，一点一点地挪动。打手们心情不爽，上来就抽几个嘴巴子，孩子泪水挂在眼角，嘴边流着鲜血，仍机械地重复着搬砖的动作；十八九岁的少年，步履艰难拉着装满砖坯的车子，皮带深深扎进肩膀的皮肉中，可打手还是觉得他不够卖力，照着少年的裆部便是一顿踹；患有先天性痴呆症的劳工，因手头慢，打手拾起地上的砖头便猛砸过去，觉得不过瘾又拽过一把铁锹，照着脑袋便是几下重锤，硬生生将一个大活人打到死去为止……对宋吉良来说，那一双双或惊恐，或胆怯，或麻木，或呆滞，或茫然的眼睛，不仅记录在他的视频里，也深深印在他脑海里。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将这些无辜受虐的劳工，从这个“奴隶场”中拯救出去。
整整一星期，宋吉良完全摸透了砖窑的情况，对打手们的作息规律有了相当的了解，也到了他该离开的时候。由于昼夜巡逻，到早上四五点钟劳工开工时，打手们便特别疲倦，大多开小差找地方睡觉去了；而值早班的打手也特别懒散，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打盹；还有大狼狗，在那个时候也会被关回笼子里；再有那时天还没亮、光线昏暗，所以说早上刚开工时，是打手们守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最佳的逃生机会。不过要想在这个时候偷逃出去，还需要借助时机，那就是早上有车队来拉砖。
这天早上，便迎来了那样的时机。宋吉良趁打手们不注意，偷偷爬到一辆已经装满砖封好缆绳的货车顶端，身子紧贴着趴在上面。可就在那时，他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因为不小心摔坏了一块砖，被几个打手追赶着一顿棍棒相加，孩子最后躺在货车旁边，奄奄一息，没人搭理。宋吉良心一软，担心孩子性命不保，便冒着生命危险，又溜下车将孩子抱了上去，就这样，他们一道逃出那个如噩梦般的地方。
随后，事情发展得比较顺畅，在拉砖货车司机停车解手时，两人偷偷溜下车。宋良吉找到一处公用电话，与一直在外围焦急等待接应的同事联系上。接着，怕再生出意外，不敢有丝毫耽搁，他和同事们决定先把孩子送回家再说。好在孩子虽小，总算还能说清自己住在鑫成村。宋良吉他们是这样想的——黑砖窑这般有恃无恐，恐怕源于老板背景深厚，所以这次卧底行动，最终结果如何很难预料，甚至也许因为某种阻力，这次报道无法公开发表，但终归还解救出一个孩子，这就值了！
如今黑砖窑虐待劳工事件，已在国内发生多起。有些地方政府由于担心影响当地形象，或者因砖窑老板在当地有足够的势力，相关部门对事件的解决态度并不积极，也不够负责任，所以宋良吉和同事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不过那只是少数地区的做法，此次事件由派出所上报至市公安局直至当地市政府，政府方面第一时间接见了卧底记者宋吉良一行人，并详细了解了事件经过。随后政府责令市局立即部署打击黑砖窑以及解救劳工行动，强调不管老板是什么身份，有多么深厚的根基，都要严惩不贷。
接到指令，市局连夜制订计划，由公安方面联合武警特警组成行动小组，于次日上午正式展开解救行动。最终成功解救出数十名受虐劳工，所有参与虐待劳工的砖场工作人员包括老板被当场逮捕，黑砖窑被依法查封。随后，在当天晚些时候，行动小组又顺藤摸瓜成功将多次贩卖劳工的黑中介人员也一并抓捕归案。但遗憾的是，除被卧底记者解救的孩子之外，未有证据显示其他失踪者与此次行动打击的黑砖窑和黑中介有关，专案组只能继续将目光锁定在鑫成村。
第五章 本我杀手
“本我”，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心理学名词，与自我和超我组成一个完整的人格。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格中最早出现的部分，是一种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本我按“唯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以及外在行为规范，它不顾一切寻求包括性方面、生理方面和情感方面的满足和快乐。简而言之，本我其实就是人格中最为原始的、最为本能的冲动和欲望。
韩印所做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不断向同行解释，那些变态连环杀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是如何由一个正常人蜕变成杀人恶魔的。而他所秉持的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统计学意义上大概率事件的总结加之适当演绎而来，当然最终的结论，还要综合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但总有些研究对象是在大概率统计之外的，也许只有那么百分之零点几，但他们确实存在。包括他们自己以及所有的犯罪心理学家，都无法解释他们因何杀人。他们生长在正常的家庭；童年和青春期没有遭受父母虐待的经历；他们也没有精神方面的病症；脑部没有做过任何手术；“额叶”没有受过损伤；成长过程中从未出现过所谓“麦克唐纳”症状，包括超龄尿床、纵火、虐待小动物中的任何一种症状；反正，他们就是突然间没有任何来由地开始杀人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种连环杀手，韩印认为是他们的“本我”，在人格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通常称他们为“天生杀人狂”。
年龄最小的失踪者突然现身，让专案组看到一丝曙光，其实不管是家属还是警方，都宁愿先前判断错了，如果失踪者都是被黑砖窑抓走，那起码意味着还有生的机会。不过，犯罪特征摆在那儿，事实证明，孩子的遭遇只是例外，其他失踪者都与黑砖窑无关。
杜英雄上次走访完狗场，回来将情况一一汇报，基本排除了狗场故意放狗咬人的嫌疑。现在嫌疑最大的是于明远，在打击黑砖窑行动的同时，支援小组开始对他展开全面跟踪调查。
于明远日常活动范围非常有规律，也极为狭窄，通常都是上午去菜地里干活，下午到村委会附近的小广场里休闲。与韩印那次看到的一样，他总是一副谦卑客套的姿态，而在韩印看来，那其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卑”在作祟！而“自卑”，又几乎是所有连环杀手必有的特质，那么于明远心底的自卑感是因何形成的？是因为生活中某段经历造成的吗？
确实如此！专案组方面为韩印提供了他的档案，事实上先前他也在专案组的排查范围内，但觉得他年龄过大，且无自有车，于是很早被排除了。
于明远，现年57岁，第一次伤人时年仅18岁。那是1974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邀请曾经的小学同学，也是他唯一的好朋友到家里做客，后来好友留宿下来与他睡在一张床上，而他父母当时睡在同屋的另一张床上。
到了后半夜，不知何故，于明远突然从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向好友脸部和头部疯狂地一顿乱砍，好在他父母听到动静惊醒之后及时将他拉住，好友才侥幸捡回一条命。而于明远因这起伤人事件，被劳动教养半年。
1978年冬天，距离他第一次伤人过了四年时间，那年他在一处砖窑做工，与一个16岁的少年相处得不错。后来他把少年骗回家，毫无缘由地用绳索将其勒死，然后弃尸到村外一处洞穴中。当时少年的尸体是蜷缩的，没穿衣服，手脚都被折断了。他因此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后来改为有期徒刑，于1998年9月刑满释放。
可以说，以上的背景调查，让于明远与“罪犯侧写”更近了一步，他不但具有犯罪前科，而且是杀人前科，这无疑为他多年之后的连续杀人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胆识。可是为什么他再次杀人，会出现在获释整整10年之后呢？
通常犯罪心理学家认为，连环杀手前两次作案中间相隔的时间，是最难判断的。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对于连环杀手再次作案的原因，往往都归结于反复经历“挫折”，但于明远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再次作案正是他生活开始滋润的时候。对于这一点专案组有些想不通，因此对于明远是不是凶手，还心存疑虑。
其实这一点，在韩印看来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它涉及一门叫作“闲暇社会学”的学科，简单说来，就是指人闲暇下来，便总要找点事情打发时间。对于那些因没有工作、经济窘迫等原因被动空闲下来的人，如果他们有反社会人格，在这个时候容易引起激化，比如“小径杀手杨树明”；而因经济转好、收入增加等正面因素，可以自由掌控时间的人，理所当然会追求享乐，即如中国人常说的一句俗语“饥寒生盗心，饱暖生淫欲”。于明远显然属于后者，出狱10年间，他迫于生计，只能把精力和气力都放到田间劳作上；而从2008年开始，由于田地被征收了一部分，他不但农活少了许多，并且还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补偿款，因此进而产生享乐需求，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乐趣就是“杀人”！
于明远家距离梯形地带不足一公里，而他承包的菜园离那儿更近，位于梯形地带后面新修成的柏油马路西侧，距离失踪多发区域的土路只有五六百米。在跟踪于明远时，支援小组欣喜地发现，他偶尔在结束上午的劳作后，会在土路上逗留一阵子，才往家返。他大都会点上一支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怔怔地蹲在路边，像是在回味，又好像在等待什么。其实回家途中，歇歇脚抽袋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问题是他回家根本没有必要经过那段土路，这就值得玩味了。
另外，一直困惑韩印的转移尸体的工具，于明远似乎也给出了答案。他确实没有汽车，但有一辆手推平板车。他每天推着那辆足够装下一个成年人的平板车，往来住处与菜地之间，而那辆平板车上除了装载务农工具，也必放一张蓝色苫布。
由以上两点，于明远的作案过程便基本理顺：他于土路上等待目标，伺机作案，得手后将受害者搬到平板车上，用苫布盖好转移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受害者已彻底死亡，否则他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下用板车拉的。当然，作案这么多起都未被目击，运气也确实太好了。还有，从他活动范围如此狭隘来看，毁尸现场也许就在他的住处。
据住在于明远家周边的一位村民说，经常在深夜里听见他家里放着很大的电视声响，而那时候他家的狗总是叫得特别厉害，邻居们大都不敢招惹他。加之院墙特别高，他深更半夜在院子里做什么没人知道。韩印和专案组分析，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分尸的时段。
“上午杀人，下午下棋，晚上分尸”，这也许就是于明远“作案日”一天之中的活动。只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究竟怎样的恶魔才需要那样的生活呢？当然现在还不是分析这个的时候，眼下重要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将于明远在证据确凿的情形下抓捕归案。
刚刚分析过，于明远作案多起未露出马脚，运气好是很大一个因素。但好运气总有用完的时候，而且一旦厄运降临，便如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般，所有不利因素会接踵而来。
就在专案组基本锁定于明远，正讨论抓捕方案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据他讲，大概两年前，有那么一天，他经过案发区域时，被人从后面用皮带勒住脖子，他被拖着退行了三四米远，后来被树根绊了一下，两人一起摔倒了。转过身来，他看到勒他的人是于明远，当时他要报警，可于明远一再解释说是和他闹着玩的，他看到是本村人，自己也没有受伤，便没再追究。之后没多久，他就外出打工了，这次因母亲病重赶回来探亲，听家人说起警方正在征集线索的事，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所以赶紧到派出所找专案组反映情况。
于明远的宅院。
多辆警车和警用面包车突然停下，数名警员陆续从车上下来，他们是本次特大连环失踪案专案组的侦查人员，还有多名身穿背后印有“勘查”字样制服的现场勘查警员，当然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和支援小组成员。
派出所民警按程序迅速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专案组组长一马当先敲响院门。在一阵狗叫声中，院门敞开了，于明远面色铁青、眼神诧异地站在门里，他显然没料到门外会有如此大阵势的警察出现。
专案组组长拿出一张搜查证让于明远过目，接着又拿出一张传唤证举到他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