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离别的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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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Armani；　Lanvin…　another　Prada；　he’s　really　into　you。”

“都是我自己买的。”我仰面倒在床上回答她。
“别开玩笑了，你赚多少钱？”
我想争辩，但恐怕她是对的，不管林晰嘴上是怎么说的，不管我是不是在努力的工作，我自始至终在他的宠爱里生活，而他做的又是那么的不知不觉，让我可以继续又骄傲又自我。

Mason最终做了件让我吃惊的事。她只拿了一只垂涎很久的漆皮肩包，其他的东西，她说，凡是我带不走的，她会帮我拿去二手店卖掉。并且让我留给她巴黎的地址，她拿到钱会把支票寄过去。然后说：“傻瓜，你一段时间不能工作，需要多一点的钱。”尽管对是不是真的能收到这笔钱还心存怀疑，我还是抱着她流了一地感动的眼泪。

两个多月之后，我在巴黎安顿下来，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转交给我一封发自新泽西的邮件，里面是生日卡和一张支票，数额甚至超过我原先的估计。我有点内疚，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有点看不起Mason。我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偏见，辜负一个又一个朋友。　　

2008…11…12　12：57：56（第121楼）

＇原创＇这是一支别离的歌　…New　York　to　Paris…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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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收拾家当准备离开美国的同时，周君彦和Huderson的business　plan也渐渐浮出水面。

5月底，新元股份停牌一周之后，公告原董事会主席韩XX及涉案的高管不再担任原有职务。但是因为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复牌之后股价仍旧一路走低。公司上下一片凄惶。而就在这个时候，Huderson酒店集团抛出了一个条件不太优厚的收购计划，没花多大代价，没费什么周折就把新元一口吃下。

新上任的CEO也是Huderson的旧部，不久之后，就在一次有媒体出席的公关活动上隆重推出整合计划。Huderson集团原先仅在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有酒店，都是5星级，全部坐落于市中心的闹市商业区。而新元的生意大多在大城市的市郊，以及二线城市和一些旅游风景区，酒店的等级从2星到5星不等。两者可以说是完美的互补。整合之后，这些酒店都会由Huderson集团的国际化专业团队管理，悬挂统一的集团标志，同时又清楚地分级：2星级的经济型快捷酒店，3星级适合家庭旅行的度假酒店，4星级商务酒店，和5星级豪华酒店。

而其余4家坐落在海滨或湖边的度假村将会改头换面，成为主推水上运动概念的Luxury　Resort。由一个曾经在洛杉矶和迈阿密有丰富豪华度假村经营经验的团队管理，The　leader　of　the　team　is　an　excellent　athlete；　an　honored　graduate　from　UM；　a　talented　young　man　from　China——周君彦。

然后，电视屏幕上便是此人风度翩翩的迎着追光灯上台，踌躇满志的讲话的镜头。我对着电视机，意外的发现自己已经可以淡然的面对类似的场面。这个人与我再也不会有任何关系。

我在8月30日离开纽约，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给了大楼管理员一个200美元的大红包，写给他我妈妈的地址，拜托他万一收到邮件千万千万帮忙转寄到巴黎。然后又给手机里所有的联系人发消息告别，告诉他们我要去巴黎。总之是希望留下线索，好让林晰回来的时候能找到我。

消息发出去，陆续接到几个告别的电话，问我去干什么，祝我一路平安。临睡之前，电话又响了，接起来竟然是Huderson，也不例外的问我去干什么，几点的飞机。我告诉他，他回答说不能去送我，因为明天那个时候有会议要参加。不过他会在机场的网站上看着我的班机起飞的信息。我说谢谢，以为那会是最后一次和他讲话。

房间里已经空空荡荡，剩下的床和其他一些不能提前处理掉的东西，明天也会送给那个做清洁的大妈。7年的生活打包成一个32寸的箱子，仿佛又回到原点。如果真的可以，我好希望能回到那个时刻，我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一切都太迟以前。

在纽约的最后一天，我去四处逛逛，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吃掉一个香草冰激凌。下午3点钟回到公寓，一个人把大箱子和一个拉杆箱拖到楼下。管理员不在，我把钥匙装进一个信封，写上房间号码，塞进门房的门缝里。然后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到机场去。车子在路口转弯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这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宁静的路，路两边的行道树是一棵又一棵的豆梨，春天一树的白花，秋天黄色、橙色、红色的枯叶落下。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真的就这样走了，永远的离开这里，心里禁不住一颤，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落下了？

原本时间算得很宽裕，但路上有点小堵。到达机场的时候也已经不早了。我付了车钱，下车去拉了一部行李车，然后又手忙脚乱的跑回堆在路边的箱子旁边。跑的快了，右脚的鞋子从脚上掉下来，落在身后一步的地方。一只男人的大手扶住我，“Slow　down。”　手的主人说。然后俯下身，一手握着我的脚腕，一手帮我把鞋子穿上。

我抬头，面前的人居然是Huderson。
“你不是说要开会嘛？”　我有点惊讶，他会是我想到的最后一个可能来送行的人。
“经理们总是可以等一等。”他回答，又扬起一边嘴角，露出那样的笑容。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你来送我。”　我说。
他笑笑，帮我把箱子放到行李车上，说：“我就是不想纽约最后一个和你讲话的人是刚才那个讨小费的出租车司机。”

我们抱了一下，他说了声Bon　Voyage，然后告别。就这样，Huderson成了纽约最后一个和我讲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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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巴黎仍旧住在妈妈那里。虽然预算并不宽裕，也不会讲几句法语，我还是试着出去找一间合适的小公寓租住。妈妈给了我一个地址，说是帮助学生找房子的机构，去了那里却是碰壁。我好不容易磕磕巴巴的把酝酿了很久的一句法语说出来，Je　suis　en　train　de　chercher　un　studio　ou　appartement。得到的回答却是，Grande　Ecole的学生不在他们服务对象之列，而且已经是9月份，大多数合适的房子都已经租掉了，我的希望实在是渺茫。看我失落的走出去，那个值班的小男生还是很好心的提醒我，可以去学校的问一下，一般都会有本校的学生找人合租的信息。

于是我先去办了入学手续。学校坐落在第17区一个星形区域向东伸展的触角上，10月份开学，还没有什么人。公告栏里也空荡荡的。回去就在一个留学生网站的论坛上找出租房子信息，始终不是太贵，就是条件太差，或是已经租掉了。一直等到9月中旬，终于看到一则寻找合租人的信息。去看了一次，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子一个人住在那里，两间房间，分租北面的小间。地方很远，已经出了城门，算是郊区了，但是有一路地铁可以直达。宽带有线电视和一干家用电器都有。可以申请房屋补贴，扣去补贴之后的房钱实在是非常的便宜。

房间看上去很干净，摆着几件明显购自Ikea的简易家具。而且合住的女孩子看上去人很不错，胖胖的，在一间商学院读书。我当场就决定这房子我租了。回去跟妈妈一讲，却被好一顿埋怨，地方太远，治安不好，而且是合租。
“还不如就租我这里一间屋子。”她这样说。
“恐怕我出不起房租。”我回答。
妈妈有点生气了。很久才来跟我讲话，“你是不是还在怪妈妈，你小时候离开你。”
“没有。”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真的没有。”
“那为什么不肯住在这里，我从前没有为你做什么，现在都可以补上。”
“你怎么没有为我做什么？”我抱住她，脸贴在她的脸上，说，“我眼睛像你，脸型也像你，就为这个，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
她笑起来，然后喃喃的说：“也像你爸爸。”
我说：“对，也像爸爸。”

她没有在坚持，可能懂得了，我不是不想跟她在一起，而是我想要过某种独立的生活。我很想告诉她，林晰跟我说过，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比我认为的要多。我知道这是真的。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和林晰在一起的点滴如今显得那么遥远而珍贵，我有点舍不得和人分享，也怕一旦打开回忆阀门，就会停不了关不住。

两天之后，我搬去那个市郊的住宅区。开始看到一个没有乐队，没有舞会，没有歌剧院和香槟酒杯的巴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真实的，有点残酷，有点丑陋的巴黎。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许多年以前，初到这里的林晰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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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寓两室一厅一厨一卫。90年代的建筑，设施不差。但位置在巴黎南郊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那里聚集了很多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的移民家庭，街头遍布失学的少年和待业的年轻人。男孩子女孩子们穿着俗艳的衣服，不论年纪多小几乎都吸烟，满嘴脏话和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切口。超级市场里充斥着廉价商品，相邻的商店里售卖十几二十块钱粗制滥造的衣服，最大的号码一直到58号。坐电车和地铁几乎总能碰到逃票的人。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指出来，他们还是一幅无所谓的样子，说：“Pas　de　sous。”　我没钱。

管闲事的人追问：“没钱为什么不去工作？”
“找不到工作。”继续无所谓。
“好好读书就能有工作。”
逃票的青年人认真起来，说自己考出了BAC，还有职业教育文凭，但就是没有工作。
车厢里有几个老人，看年纪像是1968年戴高乐时期的叛逆青年，义愤的说，“那你们应该上街游行！”沉默了一阵儿，manifestation，dans　la　rue这些个词儿开始在人群里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切看起来的确有那么点落魄的特别。与塞纳河两岸那些古老建筑里的精致生活截然不同。没有穿着笔挺制服的门童，袖口上一溜金色的铜扣，没有铁塔的倒影，没有保证5天盛放花期的玫瑰。不过我还是住了下来。32寸的箱子里，林晰为我画的那幅油画包裹在牛皮纸和一条红色线毯里，占了很大地方。拿出来，打开，挂在卧室的墙上。然后去附近的超级市场买被子枕头日用品。回来的时候赶上一场大雨，天气灰暗清冷，在高架路巨大的水泥穹顶下面等着雨停。晚上，依旧是一夜不停歇的雨，忘记了关窗，电脑摆在靠窗的写字台上淋了透湿。拿去修，说修不好了，最多只能把硬盘里的东西备份出来，一周之后一个移动硬盘交到我手里。

在FNAC买了一台新电脑，看移动硬盘里的东西。一个文件夹里全部是word文档，名字都是修理部的人改过的，Docier001；　Docier002……有我找工作的时候写的简历，求职信，和后来上班之后工作上的一些东西。再看下去，一连几个都是概率和统计学的公式和习题，林晰的口吻，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插科打诨，解释正态分布和Poisson定理。这些东西，在Boarding　school的时候，他讲过一遍，读大学的时候又一字一句的写给我。我却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而那一天，透过泪水，我重新看每一句话，都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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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号开学。之前在prefecture换了法国驾照，4000欧元买了一辆二手的雷诺。结果却发觉学校所在的地方很不好停车，附近的车位很少，一般都要停在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停车场，再步行7、8分钟走到目的地。

上午先是主管这个课程的教授讲话，此人竟然姓布什Bouche，长得瘦小狡黠，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课程从80年代初至今的发展，具体有那几门课，怎么考试，通过率多少，看上去像是个很tough的人。然后秘书把书单和课程表发下来。这一级总共50几个人，年龄二十二三到五十多都有。Monsieur　Bouche随机请人上台介绍自己，把每个人的职业和教育背景都嘲笑几句，不仅tough而且mean。我料到他会叫到我，因为之前他问一个发际线稍稍靠后的男人是不是会计师都会秃顶，我没忍住，撇撇嘴白了他一眼。

我大大方方的走上去，没看他，抬头看着不大的阶梯教室里陌生人，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我原本想说实话，但生怕Monsieur　Bouche来拉我的头发看看是不是假发，所以我决定假装是个模特，看看他会怎么讲。”

大家都笑，Bouche也笑了笑，说，麻豆是他今天听到的和Culture最有关系的职业了。然后问我：“Mademoiselle　Agyness　Deyn；　您为什么来读这个课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把Agyness　Deyn这个金发的朋克妹跟我联系在一起，我是黑发，而且穿的很乖。我认真的回答：“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他点点头，说：“这个答案很好，不过希望您能通过考试。”

我说：“谢谢，我会的。”

散会之后，同班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了我。聚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天，有人说起那张书单，上面列着5、6本上课要用到书，每本20几欧到40欧不等，有一本艺术图鉴贵一些要差不多100块钱。我说，不如团购好了。很多人响应，当场就写下30几个人名字来给我。于是我这个不会说几句法语的人给自己拦下第一个要组织，要谈判，要讨价还价的活儿。其中的几本跟FNAC谈定了八折的价钱，最贵的那一本直接跟出版社买，75折送到学校。可能就因为这样，一周之后我被选为Chef　de　classe，上幼儿园以来第一次当上了班干部。

就在我很滋润的读着书，学习安格尔莫奈马蒂斯高更和康定斯基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朱子悦回到巴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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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电话里说，朱子悦换了发型，剪短了头发，正在准备一个名叫“La　Vision”的影展。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你说我也剪个短发好不好，看上去会不会年轻点。”

“不要剪，剪短了就是彻底投降，承认老了。”我刻薄的说。憋了半天，终于问了一句，“林晰有没有一起来？”
“没有吧，没看见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