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2-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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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是，她总是颠三倒四，要么幸子走进了霍元甲里，要么许文强和赵倩男结婚了……

　　那几年里，村里家家有余粮，很多人家盖起了砖瓦房，可是福海妈一家人总是吃不饱穿不暖，青黄不接。

　　又过了几年，福海妈开始给人说媒了，她依靠着文革中练就的嘴皮子，走东家串西家，也能混个肚儿圆。

　　但是福海和海燕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没有媳妇。

　　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就很少回家，所有关于村里人的消息，都来自同村人的转述。

　　妮子说，福海曾经有过一个媳妇，被福海妈打跑了。

　　有一年，福海在山沟里砍柴，听到一个黑窟窿里传出微弱的唿救声。是个女人的声音。

　　西北干旱少雨，可是夏天却常常有暴雨，几场暴雨就把一年的雨水都下完了，所以，西北农村家家有水窖，水窖就是为了储存雨水，以备全年人畜饮用。暴雨把西北农村冲刷得千疮百孔，沟壑纵横，沟壑间留不住草木，即使有草木，也会被暴雨冲刷干净，或者被漫长的干旱旱死。中国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西海固，西海固在宁夏，宁夏在西北。而西北还有很多和西海固一样的地方，至少我的老家就是这样。

　　窟窿也是暴雨冲刷的结果。窟窿有深有浅，又长又短，最深的足以与天坑相比。不过，天坑已经引起了地理学家的研究，而窟窿还为外界所不了解。长的窟窿据说可以达到几十里，从这头钻进去，那头出来，就到了邻县的地面了。

　　窟窿里面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没有人迹，又加上雨水囤积，所以野草生长茂盛，而郁郁葱葱的野草中，又有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多足昆虫。西北农村的人可怜，动物昆虫也可怜，哪里有野草树木，它们就聚居在哪里。

　　小时候，我们非常调皮，但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溜进窟窿里探险，窟窿里是一个阴暗阴森的恐怖世界。

　　而这样的窟窿里怎么就会有女人的声音？

　　当时，福海站在窟窿上问：“你是谁？”

　　窟窿里的女人声音微弱地说：“我是逃难的，救救我。”

　　福海喊道：“救你可以，但你要做我的媳妇。”

　　处于困境中的女人答应了。

　　接着，福海放下绳子，让女人捉住，吊她上来。可是，连续几天的饥饿，让女人没有了力气。

　　于是，福海跑回村庄，喊来了几个小伙子，人们拿来了更长的粗绳，还有水和蒸馍。落入窟窿中的女人终于得救了。

　　女人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嫁给了福海，还给福海生了一个女儿。

　　听村里人说，那个女子是逃婚迷路掉进了深窟窿里。她没有想到，从深窟窿里出来了，却掉进了另一个窟窿里。

　　福海妈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媳妇非常不好，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有时候还用撅头把打，撅头把都打断了好几根。媳妇遭到殴打的原因只是，没有生下儿子。

　　村里人愤愤不平，每次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人们就涌进门去，阻拦福海妈。

　　后来，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就脱下臭袜子，堵住媳妇的嘴巴，然后死命地打，福海和海燕脑子都不灵光，居然帮着他妈打。媳妇的身上经常有伤，还不敢给村里人说。

　　再后来，媳妇趁去地里干活的时机，偷偷地跑了。他们没有领结婚证，也不知道媳妇家在哪里，跑到了哪里。村里人都说：“这一家人，该啊。”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天回家，看到村口挂着挽障，挽障下放着一个方桌，放桌上放着一颗猪头，这种仪式只有在埋人的时候才会有。我一打听，原来是福海妈死了。

　　西北农村埋人的时候，一般都会请“龟兹”——就是一群吹吹打打的人。可是那天村里出奇地冷清，听不到唢呐声。村人说，福海妈死了，他们两兄弟没有钱埋人，是村子里的人凑钱埋了他妈。

　　福海妈死了，福海和海燕日子过得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听说这一对老兄弟还有了小偷小摸的毛病，他们不好好伺弄自己家的土地，却打上了别人家土地的主意。谁家地里的蔬菜长势喜人，第二天早晨必定会少几颗；谁家的红薯快要挖了，第二天肯定少了几窝。这事，不用问，就是这老兄弟两个干的。但是，村里人看到他们生活恓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了装着不知道，看到了装作没看到。

　　然而，谁能想到，他们居然变本加厉，偷起了药材。

　　我们那里的人，种庄稼之余，也搞点副业：挖药材、勾槐米、逮蝎子。

　　挖药材，要走遍沟壑山峁。西北草木极少，药材更少。

　　勾槐米，就是勾下槐树上的槐树籽，趁着快要开花的时候勾下来，可做药材，开花则就不能用了。槐树只生长在西北几个省，西北主要生长白杨树——茅盾曾经写过《白杨礼赞》，泡桐树，榆树等等一些耐旱的树木，槐树很少。

　　逮蝎子，就是夜晚在埝畔沟底转悠，提着马灯或者矿灯，看到蝎子就用镊子夹进罐头瓶子里。野生蝎子也是中药材。南方人还喜欢煲蝎子汤，据说食后活血化瘀，强壮筋骨。蝎子也是很少，只有在年代久远的崖头上、土缝里才有。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外地人来到村子里，收取药材。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取，以很高的价格倒卖。而村里人由于信息不畅，并不知道这些药物的真实价格。

　　为了保持药材的新鲜，村里有人挖到药材后，就放在红薯窖里，红薯窖阴凉潮湿，可能会增加一点重量。而海燕就盯上人家的药材，从红薯窖里偷取。

　　这事传出去，人家就开始防备这贼娃子，也没有再同情他们了。此后，村里人只把一些自己孩子穿剩下的衣服鞋子送给福海家的女子，而对懒惰的他们，置之不理。

　　人活到了这种份上，早就超脱了，这老兄弟不在乎村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贫穷而快乐着。

　　我看到了福海和海燕，心生悲哀，就把一包刚拆开的红塔山香烟给了他们，还把身上的几十元零钱给了他们。他们理直气壮地接过东西，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想，当时在村子里叱咤风云的福海妈，看到自己这两个晒太阳的儿子，不知道将会做何感想。

　　这次回家，我的感触很深，我总是在兴致勃勃地描写自己家乡的故事。家乡的每一件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也能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对家乡充满了感情。

　　其实，尽管我考上了大学，尽管我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尽管我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然而，我感到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我对农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农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土地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

　　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看到有架子车迎面走来，架子车上套着牛，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牵着牛，牛木讷地走着，走得很缓慢，似乎很不愿意，牛的后面走着一个老人，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驾着车辕。他们在拉粪。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粪，一车又一车地把牛圈里搅拌着黄土的粪便拉到田地里。我们家的田地都很远，而且全是沟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牵着牛，我驾着车辕，我们一个上午拉三架子车，下午拉三架子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胳膊因为长时间提着车辕，已经不能动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粮站里缝补麻袋，一天能赚十元钱。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缝补麻袋，也只有靠关系才能进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粪，还遇到了狼。那时候弟弟很小，夜晚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呆，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车的车厢里，拉着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说：“哥，埝畔上有个狗。”我一看，头皮发麻，头发根根竖起，那分明是只狼，夜晚的山沟里怎么会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竖起很高。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来，而狼的耳朵竖起来。我心中惶极了，怕极了，可是身边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我悄悄给弟弟说：“你下来，走在牛的套绳中间，也就是牛与架子车连接的两条绳子中间，这样，前面有牛，后面有我，狼就没有可乘之机。弟弟很听话，走进了套绳中间。我从车上拿下铁锨，铁锨是用来将车上的粪扒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我对付狼的工具。牛也发现了狼，它唿唿地喘着粗气，两个犄角高高竖起，我让妹妹抓住牛鼻绳，就是穿过牛鼻子的细绳，这样牛就不会逃窜。妹妹的手中拿着鞭子，鞭干有两尺多长，这是她对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对妹妹说：”把牛抓紧，往回走。〃

　　我们慢慢地走离了地头，狼在后面悄悄跟着。我一手架着车辕，一手抓着铁锨。我不敢回头看，听妈妈说，狼很聪明，你如果一直看着它，它就知道你胆小，就会扑过来。我们走出了几十米，狼在后面跟了几十米。弟弟抓着牛尾巴，妹妹抓着牛鼻绳，牛也很听话，一路都在配合着我们。我紧张极了，浑身汗水，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这样，我们一路胆战心惊地走着。后来，快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来找我们的父母，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声大哭，狼一溜烟地跑进了庄稼地里。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有上学。

　　那些年里，我在农村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农民，一定是一个好农民，就像父亲那样，是一个做庄稼的行家里手。

　　粪拉到了地里后，用铁锨一掀一掀地撒匀，然后就开始犁地。犁地的时候，就要用到犂。前面牛或者马拉着，后面走着庄稼人，一手扶着犂把，一手拿着鞭子。鞭子一声脆响，牛或者马就欢快地走起来。西北农村马很少，种庄稼全靠牛。所以，农民和牛的感情很深。我们家那头老牛死的时候，父亲让人抬着埋在了地里，自己整天没有吃饭。他把牛当成了自己家中的一口人。

　　犁地的时候，犂的后面往往走着孩子，孩子的手中拿着小笼。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犂片的两边，像波浪一样翻卷，也会把小蒜或者深埋的红薯翻卷出来，小蒜很像小葱，但是味道辛辣，个体更小，是很多庄户人家的蔬菜。而红薯则是前一年冬天没有挖净，还深埋在冻土里。有时候，冻土层里还能翻挖出冬眠的田鼠，孩子们就放下笼，欢天喜地地追赶。然而，田鼠狡兔三窟，孩子们往往空手而归。

　　犂完地后，就开始耙地，亮光闪闪的耙齿会把大的土疙瘩切割成小块，因为大的土疙瘩会压住种子，影响庄稼生长。耙地结束后，还要耱地，将土地磨得平整干净。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耙上或者耱上，让牛拉着在田地里转来转去。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坐汽车，只能把耙和耱当成交通工具。

　　土地平整后，就要开始播种，春天播种玉米、高粱、谷子，秋天播种小麦。播种的时候，要用到一种叫做耧（念lou）的农具，现在，这个工具也行将消逝。

　　摇耧是农村里最讲究技术的活路，一个村子里也只有几个人能做这个。耧的外形像架子车，只是没有轱辘，下面是四个像耩子一样的东西，却又比耩子小得多。摇耧播种的时候，前面是几个人，拉着绳子，后面是摇耧的把式，他的手上下摇晃，就将种子撒播在了犂沟里。把式会将种子撒播均匀，而一般人撒播的种子，要么太稠，出苗后庄稼长不开，要么太稀，影响产量。西北农村把不会摇耧的人叫“里巴耧”。

　　种子撒播后，庄稼人终于能喘口气了，然后就等待收割。收割的时候，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简直比飞夺泸定桥还要紧张激烈。每年夏季，我最害怕的就是收割，手持镰刀，走进麦地里，头上烈日炎炎，能够晒得身上起皮；脚下是望不到头的麦子，一行行，一垄垄，总也割不完。镰刀钝了，腰杆直不起来了，嘴唇干裂了，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一张张被汗水浸泡的脸抬起来，喃喃地叫着：“水，水……”

　　田地里，麦子打成捆，装在架子车上，走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里，然后堆成垛。等到麦子基本上都收割了，就开始“碾场”。将麦子摊放在平整坚硬的地上，牛拉着碌础，一圈一圈地走着，人牵着绳子，站在圆心。麦粒被碾出来了，开始“起场”，将压扁的麦秆堆成蘑菇样的麦秸垛，将麦粒装进麻袋里，储藏起来，交过公粮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一家全年的口

　　粮。

　　麦粒要变成面粉，还有一个过程。

　　将麦粒徐徐倒进磨盘的眼中，两扇磨盘叠加，上面的转动，下面的不转，上面的磨盘中间插着一根棍子，人推着，就会慢慢转起来。麦粒进入两扇磨盘的中间，在挤压中变成齑粉，用笤帚慢慢扫，慢慢分离，外面破碎的表皮，就是麸子，一般用来喂牲口，困难时期，也有很多人吃这个；里面的粉末状的，就是面粉。

　　与磨盘相对的是碾盘。碾盘是用来碾红薯片的。红薯挖出来后，用“叉子”——一种刀片插在木片中的工具——切割成薄片，晒干，堆在碾盘下，碾盘滚动，红薯片就会被碾为齑粉，这就是红薯面，可以用来做成粉条，也可以用来蒸馒头。这样的馒头很难吃，吃在嘴巴里，就像嚼着沙子。困难时期，人们都是依靠这种恶劣的红薯馍来充饥。

　　现在，这些用来制作粮食的农具都消逝了。而那些耕种的农具，也即将消逝。

　　消逝的不仅仅是农具，还有农耕文明，还有一段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苦难历史。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