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2-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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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的脸上挂着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故意做出来的严肃，她说话的时候故意不看你的眼睛，而看着你头顶上的某一个地方，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老练和成熟。这样年龄的女孩子，应该坐在大学校园的湖边读着弗洛伊德或者琼瑶的书籍，应该拿着饭盒走在通往食堂的林阴道上，应该奔跑在女生宿舍楼道里，而现在，这个女孩子居然对着能够做她姨妈的阿香发号司令，对着能够做她大哥的我颐指气使。她的眼中，她的脸上都是轻薄和傲慢。她对我们视而不见。
她说：“我们医院只和报纸合作，这座城市里的报纸每周都会登载我们医院的广告，报纸发行量大，效果好。你们这些小公司，靠诈骗过日子，我们是不考虑的。”
阿香可怜巴巴地说：“没有诈骗啊，我们收了钱，就会让你们公司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我们是正规电视台的。”
女子很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她丝毫也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她直截了当地说：“什么电视台？你们不就是收了人家的钱，送给电视台，让在电视上露个面吗？这点伎俩还能瞒过我？”
阿香小声说说：“我们不是电视台的，我们是电话直销公司，但是只要交了钱，就能让你的名字出现在电视……”
阿香还没有说完，女子又用鼻子哼了一声，她斜睨着我们说：“也只有低智商的人才干这个，你们这些伎俩也只能骗骗傻子和白痴。”
她自己好像很伟大，她自己好像从事的是阳光职业。
女人的神情像一块铁石一样冰冷。她至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我们一眼。
我当时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这个神情倨傲的女人，让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跳起来，把这个女人的衣服剥光，然后喊所有人进来，让大家看看这个女人裙子下包裹的利器，而她正是依靠这个利器才坐在了这间办公室的这张椅子上的。她的利器一定很独特，法力无边。
这笔生意没有谈成。
走在回去的路上，阿香说，她也是经过黑中介介绍来到这里的，现在她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谈成一笔生意，没有一分钱进账，这个月她每天上班，却都是劳而无功。这个公司没有底薪。
阿香神情很沮丧，她说她和老公离婚了，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孩子在上高中，母女俩没有任何存款，她说，明天她就离开这里，去大街上捡拾矿泉水瓶子。
我问：“你当初给职介所交了多少钱？”阿香说：“500元……火车站旁边的中介所都是黑心中介。”阿香说完后，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不忍心看她红红的眼睛，我担心自己的眼泪会掉下来。
其实，这家电话直销公司的很多人都和阿香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却一无所获。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可怜巴巴，低声下气；不停地在外面跑，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却没有一分钱进账。公司是没有底薪的。
几十号人，一个月下来，只谈成了三笔生意，这是我在墙上的黑板上看到的。谈成这三笔生意的，只是一个人，一个高大丰满的漂亮女孩子；而所谈成的这三家单位，两家是村办工厂，一家是村委会。阿香偷偷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子出卖色相，又许对方以巨额回扣，才谈成功的。而只要谈成一笔生意，就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公司每天都弥漫着失望和失败的情绪，每个人都垂头丧气，每天有人进，每天又有人出，每天都能见到新面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争着抢着往这个袋子里钻？难道就因为这是电话直销——是一种外面宣传的新兴产业吗？
这么多人没有收入，他们如何生活？公司为什么不给底薪？
我决定找老板谈谈。
老板单独有一间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并不宽敞的办公桌后，桌子上摆放着好几本武侠小说。上班时间沉浸在刀光剑影中，这就是他所有的工作。
老板20多岁，肥头大耳，体态臃肿，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他有严重的口吃，一说话后面就是一连串省略号。一说话他就神情激动，面红耳赤。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将双脚从办公桌上取下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放下正读得津津有味的武侠小说，恢复了一副老板的模样，他故作威严冷峻地问我：“你……你……”
我说：“我有事。”
他马上站起来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哦……哦……”
我替他说：“你是想问什么事？”
他马上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坐回了沙发。
我说：“大家这么辛苦，你应该发点底薪。”
他马上又激动地站起来：“不……不……”
我又替他回答说：“是不是不可能？”
他轻松地坐了回去：“是……是……”他就是说不出那个“的”字。
他“是”了半天，憋得脸红脖子粗，既然不愿意给大家发底薪，既然这么贪婪，我才不会再管他了。我转身走出去，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路磕磕绊绊地“是”下去。
回到卧室后，看到一张张垂头丧气的脸，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什么工作不能干？我们有双手，难道还怕饿死了？你们在这里呆了一天又一天，能有什么结果？电话直销，说白了，就是骗人的，骗那些老板的。你们想想，能够做老板的人，都是人精，谁会那么好骗？”一个又瘦又高的男子说：“我早就想走了，可是出去后还是找不到工作。”
我说：“你整天呆在这里不去找，工作就会来找你？”
另一名男子不服气地说：“可是，我们这里就有人拉到业务了。”
我看着他那张长满粉刺的脸问道：“你是女人吗？你有……”后面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就再也没有说。
老板大概听到了我的说话声，他左摇右摆地艰苦卓绝地走出来，指着我说：“你……”
我说：“我怎么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电话，拨打了一串号码，然后说：“这……这……”
我估计他是找人打我，凭他一个人，我一拳就能打他一个跟头，让他骨碌碌滚到门外，可是他要找人，我就害怕了。
我一步跨到了门外，他缓慢地转过身，晃晃悠悠地伸直手臂，想拦住我，没有拦住。他继续对着电话说：“这……这……”
我沿着楼梯跑下去，等到他“这”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到了一楼大堂。
我没有再去那家尖尖鼻子工作的职介所，我担心尖尖鼻子会给我冷脸色，她那张漫长的脸让我恐惧。
我游荡在火车站前的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上的店铺除了色情发廊就是职介所。白天，职介所的门口人头攒动；夜晚，发廊的门口鬼鬼祟祟，所以这条大街上一天到晚都是人群，都是怀揣着不同目的和动机的人群。
这里充斥着小偷、妓女、骗子、逃犯、乞丐，还有地痞流氓，这里危机四伏，所以我特别小心。
有一天，我在一家职介所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正在看着悬挂在墙上的招聘职位，她还是穿着那条蓝色的裤子，那件粉红色的上衣，头发略显杂乱地披在脑后。她是阿香。
阿香看到了我，也感到很意外，她问：“你也在找工作？”
我含煳地回答了她，然后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那时候已经快到黄昏了，也是火车站和周边地区人流最多的时候。阿香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过马路的时候就小心地拉着我的衣袖。我感觉她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们一路走着，远离了火车站，来到了一个广场边。此刻，华灯初上，广场里是悠闲散步的老人，排队轮滑的孩子，呢喃私语的恋人，广场边的马路上，是一辆辆疾驶而过的轿车，轿车里坐着衣着整洁的人们。高空中的楼房里，一家家窗户次第亮起。楼下的店铺里，一家家酒吧的彩灯闪闪烁烁……然而，这些和我们都没有关系，这是城市里的生活场景，而我们现在饥肠辘辘，我们是来到这座城市讨生活的乡下人。
我们找到一家卖云南米线的地方，这是这条大街上最便宜的一种饮食。阿香看着那些颜色古朴的桌椅，看着装饰豪华的屋顶和墙上张贴的大幅米线宣传画，犹豫了一会，才跟着我走了进来。
坐在桌子边，她显得很胆怯。可能她平时只是在街边小店吃饭，从来没有进来过这样的饭店，从来没有在饭店里坐着高桌子低板凳吃饭。
米线要先付款后吃饭，阿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粗糙的钱包，这种钱包一看就是夜晚街边五元一个的地摊货。她要抢着和我付钱。她说她年龄比我大，应该由她来付钱。服务员掩着嘴巴笑了。我偷偷说：“别抢了，人家会笑话的。”她才犹犹豫豫地把钱包塞进口袋里。
米线端上来的时候，我随口问道：“你有多大？”
她说：“33岁。”
我大吃一惊，她皮肤粗糙，额头皱纹密布，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10岁啊。
吃完了米线，我们来到了广场上。我们坐在花丛边的连椅上，任夜晚习习的凉风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
阿香说我从那家电话直销公司走后，她也离开了。和她一同离开的还有好几个人。大家在这里上班，没有拉到一件业务，走的时候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阿香的家乡在东北，她以前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她独自来到南方已经6年了，6年来，她还没有回过一次家。
阿香向我说着她的过去，身边走过了一个少妇，少妇手中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风吹着少妇的连衣裙和又黑又直的披肩长发，显得风情万种。少妇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看起来她的生活很优裕。
我看到阿香望着少妇的眼神很凄凉。
10年前，阿香在那家国营工厂的宣传科工作，她每周的工作就是编写一期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简报，登载一些“形势一片大好，工人干劲冲天，车间生龙活虎”之类的废话。
阿香是一名中专毕业生，那时候的中专学生也被认为是天之骄子，那时候的中专学生还分配工作。阿香从这座工厂的子弟学校走出去，又回来在工厂上班。
业余时间里，阿香喜欢写诗歌，她的诗歌曾经登载在那时候很有影响的一本叫做《星星诗刊》的刊物上，也是因为这首十几行的诗歌，阿香被分配在工厂宣传科。
那个年代的文学还很神圣。那时候，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调到好工作。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是万人瞩目的对象，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不像现在，文学青年成了迂腐与顽固的代名词。
10年前的阿香应该很漂亮，她说那时候她每天早晨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就能看到从门缝塞进来的情书。那时候的情书也都会折叠成鸽子的形状，暗指“鸿雁往来”，而情书的内容也写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而现在，情书也已经绝迹了。干瘪无味的手机短信代替了那些诗歌一样的语言。
10年前的阿香有很多梦想，她说她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独自来到工厂后边的草地上，在那里静静地坐着，望着夕阳西下，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还有远处起伏而飘渺的山峦。她在想：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时候，飞机从头上上的云层间穿过，阿香痴痴地望着，看着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边，阿香总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飞机？
10年过去了，阿香还在做着坐飞机的梦想。
我说，我小时候和她一样，不过我们那里是山区，我也经常站在村口的崖畔上，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峰，想着山那边的世界。我们那里很少有飞机从空中飞过。每次有飞机出现，大人小孩都会追着飞机跑出很远。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我觉得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可能由于共同来自外地，共同在这座城市漂泊，一下子让我们之间没有了隔膜，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乡人”；我们又有两个相似的名字，一个叫“打工仔”，一个叫“打工妹”。
我们还说起了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我们那里很穷很穷，我小时候好像很少吃饱过，那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孩子们的主食就是红薯和玉米面。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背着一布袋的红薯和玉米面馒头。冬天的时候，玉米面馒头又干又硬，结着一层冰渣，都能把狗砸死，而我们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连这样恶劣的饭食也吃不饱。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能吃饱饭了，我们也能吃上了麦面馒头，我那一年的夏天个头一下子窜高了十几厘米。那年秋天去外公家的时候，外公抱着我又悲又喜：“我娃以前恓惶的吃不饱，现在吃饱了，个头长这么高了。”
那时候的我是农村户口，阿香是城市户口，那时候的工厂比农村要好很多倍，阿香说那时候她从来没有过挨饿的感觉，她是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和白色衬衫，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读完小学和中学的。
那时候我们的信仰是 “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来自几百里外的煤矿上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料子衣服，吃着白面馒头，说着我们羡慕的普通话。他们几个人是一个小圈子，他们从来不和我们农村孩子在一起，甚至连我们正眼也不多看。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父母是煤矿工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他们的家乡在城镇，我们的家乡在农村。巨大的差别让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人，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后来，我看了这几年一些优秀的电影：《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青红》……这些电影都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城镇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迷惘，他们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