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音-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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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车站回来，我就径直去了医院。我知道，哥哥一直在那里。
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另一端，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也许还有供双手停泊的膝盖。原先我其实并不知道，为何对他而言，昭昭那么重要，现在，我不去问了。我知道他总是希望凭一己之力，让他在乎的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没那么糟糕。他一直都是这样对我的。只是，昭昭不是我，昭昭完全不懂得配合他——准确地讲，无法配合他的，是昭昭的命运。可我知道怎么配合他，比如说，我从没有跟他提过我去广州那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我觉得我可以和姐姐聊，但是我不能跟他聊。因为——那样的南音会给他造成困扰，在他眼里，南音是那样单纯和美好，以至于所有的缺点都可以当成优点那样去欣赏。他也许不知道，我也一直在恪守着这个默契。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他只有我。可是我又会觉得，有我还不够吗？
陈医生的白袍出现在那一排蓝色的塑料椅子之间。不知为何，他在哥哥的对面坐下了。
“她这次挺过去了。”陈医生说，“再过一会儿，就可以送回普通病房。”
“您无论如何都得救她。”哥哥说。
陈医生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会。”
“这孩子的爸爸已经要进监狱了，无论如何，请您治好她。”哥哥的声音听上去平稳而没有起伏，所有的热切都像是弹力十足的口香糖那样，粘在字里行间。
可是陈医生却无动于衷，他非常礼貌地笑笑，“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我都会尽全力。”
哥哥略微抬起眼睛，用力地看着他的脸，“可是她至少需要活到她爸爸的判决下来那天，他们得再见一面。”
陈医生站起身，两手随意地放在白衣的兜里——他穿白衣的样子比着便装的时候看上去笃定很多——他说：“我不过是个医生，您不过是个老师，咱们谁也不是圣诞老人。”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色泽略微黯淡的墙上突然奇迹般地张开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因为门和墙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他走进了那张苍白无力的大嘴里面。哥哥依旧坐在那里，维持着略微仰着头的姿势。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怎么不去死呢。其实我知道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恨他那种挑衅一般的从容。他有什么权力把别人的期待像球一样击出去，只因为他有能力救人的性命，而我们没有？
我终于坐在了哥哥旁边。我想要假装我完全没有听到刚才的对白，可是我随后发现，哥哥完全不在意我听到没有，准确地说，他没有在意我已经来到了他身边。我叹了口气，把我的手心缓缓地覆盖在他青筋微露的手背上。
“哥，你这段日子瘦了。”我说。
他侧过脸来看了我一眼，像是叹气那样笑了笑，说：“没有。”
昭昭醒来的时候，是第二天的深夜。她睁开眼睛以后，第一句话是：“陈医生呢？”
不知道在沉睡的鬼门关那里发生过什么，总之，她的脸看上去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有种什么强大的东西漂洗过了她，在它面前，她毫无障碍地袒露了自己所有的稚气。
哥哥对她笑了，哥哥慢慢地说出来四个让我都深感意外的字，“生日快乐。”
“昭昭你十八岁了呢！”我跟着欢呼起来。她诧异地望着哥哥，害羞地垂下睫毛，她垂下眼睛的样子总能让我心里一阵凄凉。
“有礼物给你。”哥哥说着拿出来他的手机，开始在通讯录里面翻找，拨号的同时，按下了“扬声器”。电话接通的长音单调地响彻了房间，信号可能不大好吧，带着一点“沙沙”的杂质，像是某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昆虫。
“喂？昭昭？”电话那头的声音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我的胸口，连我的耳朵里面都在轻微震颤着它的余音，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会儿，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昭昭，生日快乐，你要加油，把病治好。”
是那个曾经说要杀她的陌生人。李渊。
昭昭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似乎不知道该拿掌心里那个手机怎么办了。哥哥的手按在她的肩膀上，胸有成竹。“昭昭，就这样吧。”李渊的声音也不似刚刚那么生硬了，“你不用跟我讲话，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得相信自己，你很快就会出院了。”
他就这样，突兀地挂了机。哥哥看着我，满脸得意之色，“其实我跟这个家伙一直都有联系。我好不容易才说动他。”
昭昭突然丢掉了手机，像只小动物那样钻到了哥哥怀里。她的声音似乎全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憋在了喉咙里面，她倔犟地说：“这人真没出息……不是想杀我吗？放马过来呀，我又不怕……”就在哥哥的手掌像雨点那样轻轻地在她脊背上着陆的瞬间，她哭了。
昭昭的眼泪迎接了九月的来临，零点报时的提示声恰好响起来。那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昭昭的生日究竟是8月31号，还是9月1号呢？因为哥哥给他送礼物的时候，恰好是两个日子就要交接的时候呀。我甩甩头，觉得面对此情此景，我还在想这个，真是无聊。
可是第二天黄昏，当我重新回去医院的时候，昭昭已经不见了。
雪白的床铺叠得整整齐齐，就像一场梦中倏忽而降的大雪，掩盖了所有昭昭的气息。护士告诉我，她出院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她刚刚才被抢救过。那个护士淡淡地说：“对啊，她前两天住ICU，押金全都用完了。我们给她在龙城的亲戚打电话，要他们来交钱，结果来了一个人，给她办了出院手续，刚走没多久吧。”
“她怎么可以出院嘛！”我想是耍赖那样对这个没有表情的女人喊了起来，“你明明知道她不能出院的！你直接杀了她算了！”
她用一种“见怪不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有什么权利决定病人出院不出院？是她家的人说不治了，主治医生也签了字……”
我听不下去了，转身跑出了病房，在门口撞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护士长，我犹豫了一下，又跑了回去，不容分说地抢过来她手里的一个笔记本，写下了我的电话，“对不起，要是昭昭又回来了，我是说，万一您又看到她了，给我打电话，谢谢您，拜托啦。”然后我又开始奔跑，因为我害怕听到她拒绝我。
我需要穿过半个城市，才能到达她之前借住的，江薏姐的家。黄昏让我胆怯。要是她不在这里怎么办呢？鬼知道她的亲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到底要不要给哥哥打电话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哥哥在学校里一定很忙的……实在找不到的时候再说吧，总不能什么都依靠哥哥。郑南音我命令你冷静一点，你听见没有你给我冷静一点，你再这样像个强盗一样砸门邻居该报警了，你就算是把门拆下来她不在就是不在啊……
门突然打开的时候我像个丢人的木偶那样一头栽进了屋里，几乎半跪在地上，像是给昭昭请安，恼羞成怒地盯着她，“谁叫你出院的，你有没有脑子啊，你这样会把我哥哥急死的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懂事呢？你家的亲戚没有人性你以为谁都像他们一样啊，哥哥今天就去学校里帮你想办法了！学校有救助困难学生的基金的一定可以弄到一点钱。你现在给我滚回医院去你听到没有啊……”
她安静地打断了我，“我用不着学校，没有人会帮我的。”
她整张脸都洋溢着一种干净的，温度很低的凄迷。真奇怪，此时此刻的她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像个女孩子。她穿了一件领口很大的白色裙子，短短的裙摆像是层层叠叠的香草圣代。她的短发长长了些，有点蓬松地遮挡住了她的额头。她居然涂了口红——我认识这个颜色，这口红是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送给她的。
客厅深处半开着的房门边匆匆闪过了一个人影。我希望我没看清楚那是谁，但是，我就是看见了。
她由衷地对我笑着，她说：“南音姐，你走吧，我真的约了人，我有事情。”
我不相信。
By the way：
“大妈”后半部分其实就是写东霓的妈妈再婚了，嫁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瘦的皮包骨头的小老头，南音心里叫他“虾精”。老头朋友合唱了基督教的歌。然后在礼宴上冯牧师姗姗来迟，说明是路上巧遇与东霓相亲的陈医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医生。”
——《南音》结尾句。
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
—— 写在《龙城三部曲》之后
在这艰难的一年里，我曾无数次对自己说：“等我写完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一定要写一个很长很长的后记。”这话其实类似于泄愤，尤其是在我觉得要写不下去的时候；也类似于多年前准备高考的时候，在晚自习的间隙，对着窗外夜空用力地咬着笔杆发誓：“等我考完，就把这满桌子的书都烧掉。”
结果高考完了之后，我没有舍得烧掉任何一本书。一样的，十年后的今天，在《南音》的最后一个字敲出来，《龙城三部曲》也随之结束的今天，我却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2008年2月，我写下了《西决》第一章的标题：“待你归来”。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够一个人大学毕业。而我，却因为一直都在跟这个姓郑的家庭打交道，觉得四年只是一转眼的事情。我从不认为我写了一部家族小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在工业城市，度过了人际关系简单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对所谓“家族”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个永远的异乡人。我的爸爸妈妈各自经历了跟复杂的中国现代史相关的漂泊，在一个不是他们故乡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我故乡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只是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换了一个成长在一家几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么也不会懂的吧。
我总是喜欢待在一些让人忘记归属感的地方。比如，刚到法国时那个国际语言班，30几个学生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比如，我实习的时候，那间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语正好凑齐五个大洲的办公室；还比如，现在，这个随便一个地铁站里能听到各种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乱交错，总是让我在第一时间联想到“江湖”这个词。可是在我的小说里，永远只有那么孤单的一座城。龙城。
他们都问我，龙城是你的家，太原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很像，但又不是。不过，我所有偏爱的人物们的故乡，都是这里。“龙城”最终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墓地，林立着所有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时候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总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看着好像故弄玄虚。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想到一些复杂的事情，我眼前出现的就只是一些画面而已，我也很像试图用清晰，明白，说明性质的语言把它们概括出来，可是，最终，我只是描述了我看见的那些画面——有时候颜色浓烈，有时候带着气味和温度，偶尔，还有声音。
把它们都写下来，就是龙城。那个世界是我的，我创造的。
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那是件让我快乐的事情。——在开始写《西决》之前，问题和答案都是这么简单。可是自从《西决》开始，我从写作里获得的痛苦越来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快乐”和“快乐”之间，居然隔着那么漫长的距离，这一路的地貌，复杂到我无从判断。因为我再不能像当初那样，简单天真地相信着：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就一定是美的。内心深处，早已开始质疑自己的审美标准，质疑自己深爱的东西的合理性，质疑我所追求的那种小说的意义……有那么多时候，我都想找个人跟我谈谈这个。我不需要任何虚妄的鼓励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说“我相信你能做到”，我只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挣扎在一个泥潭里，那或许并不是沼泽一般的绝境，却足够摧毁我世界里的每样东西。
可是人们都惊讶地跟我说：“你对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已经从写作里得到了那么多。”交谈的欲望往往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笑笑说：“别理我，我发神经，喝酒吧。”于是大家参差地碰杯，他们没注意到我其实根本没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着有人醉了，有人流泪，有人叹息，我就会突然开始强烈的想念我小屋里的那张书桌，我的电脑和台灯。像乡愁那样地想念。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经历过这种深渊一样的瞬间，清醒着默默地求救，身后甚至还配着没心没肺的音乐。
在《西决》里，我告诉自己忍耐，并试图说服自己忍耐的尽头就看得见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的意义；在《东霓》里，我受够了，我告诉自己就任性这一次，就尽兴这一次，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睹的残羹。去年夏天，在某场东霓的签售会上，我一遍遍在扉页上写我的名字，然后就接到了一条短信，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短信的内容是：“看完了《东霓》，你真的还好吗？你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写了，如果你需要面对一下你自己心里的恶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继续签名，一边眨眼睛，把眼泪压回去。
我想我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是有人看见了。
现在，我站在《南音》的尽头处，暂时还无法相信一切都已结束，暂时还无法觉得云淡风清。我不想简单地解释我把什么东西放在了《南音》里，因为——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了所有我可以放进去的东西。这句话显然不能作为“内容提要”吧，也不能拿来应付宣传期——人们需要简明扼要的提示，就像高速公路上那一个又一个提示公里数和目的地的路标。可是“小说”本身，恰恰就是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公路啊。
西决这个人就是我的理想。在《南音》里，我把理想砸碎了。
既然我已经不再相信我曾经深信不疑的“美”，既然我现在又没有找到新的坐标，那先破坏掉之前确立的，也许就是唯一的办法。这自然不省时省力，也不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