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人事档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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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个“君子协议”不能算是离岗手续，难道基层领导就没有一点责任，反而要我这个受害者来承担吗？
明明是夏振川背着厂部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又不理会与厂组织部已经商议过的“通知”，拒不让我上班，而且厂组织部长早已知情，怎能说我“擅离岗位”？
我不计其数地要求给出路，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走，甚至于辞职都行，如何能说我“不听劝告”？
我发现文件上没有公章，觉得奇怪，问邓书记：“这份文件上面为什么没有公章？另外有没有给我个人的通知书？”
“我问过厂里，他们说是内部文件，不盖章的。对于除名，厂里是不发通知书的。”邓回答说。
我感到事情很蹊跷，便又来到厂组织部，强烈要求在文件的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并且注明我得到这份复印件的日期。
刘焕宇说：“你要盖章想做什么？是想去告我们呵，我们是不可能跟你盖章的，也不可能会跟你出任何证明。”
看来，这一切都是有用意这样做的。
已无钱住院透析、躺在家里、随时会被尿素氮和肌酐吞噬生命的老母得知内情，痛泣不止。在她老人家一生的经历来说，一个人的正式工作，就是一生的生活保证。我抹着泪安慰母亲，这只是个别人滥用职权，组织上知道了实情，一定会还我清白，帮我解决的。
此时，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被单位开除，这对一个身为人师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何等的耻辱，以后还如何面对那数以千计、曾被自己教育过的学生？他们又会不会能够理解我这不幸的遭遇？
当晚，我彻夜愤然疾书，写好了一份给厂长江建林及厂各有关部门的申诉材料。
这份材料有五千多字，回顾了江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本人给请来的，回顾了我来江拖后的工作表现到底如何。材料中说：
当初，江拖要我时好话说尽，来了以后，却是如此对待，而我五年来的工作有目共睹。
那时，我尚在成人高校半脱产学习，除担任了高中文科班和初中地理课以外，还在厂职工大学也兼了课，此后又主动承担了因萧大雄老师调走而留下的全部美术课。高度超负荷的工作，我无任何怨言，甚至晚上也常来校为高考学生义务辅导。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是一个观察哈雷彗星的好日子。这天晚上，我率高中文科班学生，在南昌铁路二中求助于该校的天文仪器，为能够看到哈雷彗星，一直守候到深夜，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全校学生最感兴趣的学科调查中，我教的地理学科总被学生投票为第一。
在一九八六年，我教的文科班地理；学年考试平均成绩达到84分，这是有底可查的，也是该校前所未有的。
此外，我还接合本职工作，在全国多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教研论文和科普文章及文学作品，并且频频获奖，对《江拖企业报》自己也没有少出力，而且自以为是的递交了入党申请。
我写这些是为了表功吗？不是！是因为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而有怨言。我也知道，目前的结局无非是自己是自己太不懂“时事”，对既无才又无德的夏振川常会直面表示不满而已。
材料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真实过程，对不顾事实的《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提出了尖锐的质问，指出：
这完全是夏振川等滥用职权，欺上瞒下，打击报复，又企图逃避责任而造成恶果的严重事件。表示“水覆难再收”，我就不相信他夏振川真能一手遮天，不信厂领导会容忍这样的丑事而能够被他“玩得转”，纸是包不住火的，我写的事实愿以法律责任担保。天涯何处无芳草，只希望能够引起厂领导重视，讨个公道，有一个事实清楚的结局。
十二月十日，我来到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厂长室，江建林厂长不在，我把材料交给了厂办公室的姚主任。 。。
申诉求援石沉海 无章决定难诉讼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想到自己的老上级、已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舒惠国在以往对我的关怀，便又满怀希望地写了这样一封信：
省委舒惠国副书记：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省蚕茶研究所时对我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关怀。以往我发表的的论文，由你批注的签字，我一直保留至今，您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扶持，我们老蚕茶所人常常谈起，曾经能够和您在一起工作，是我们的自豪。
记得有一次在省府大院碰到您，向您口头反映过我由江拖调农业厅贸易中心的情况。
由于当时农业厅人事关系冻结，而江拖虽早已签章同意调出，调入单位贸易中心也签章同意调入，市人事局也签章同意并发出干部调动工作函，但因时间一长，情况在起变化。本想求助于您，您当时也很重视，叫我什么时候来讲清一下，后来我考虑到你的工作一定很忙，总觉得不好打搅您，就尽可能自己去努力。
可是，农牧渔业厅的人事调动久久难以松动，结果在我单位被个别人借机恶意刁难，编造假材料，以致竟被厂部无辜除名，我虽以书面材料陈述事实，向江建林厂长作了反映，但总觉得人际关系复杂，力不从心，越想越不踏实。
我很热爱自己的事业，实在不愿自己多年苦心的钻研付之东流，自己还能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多年培养。因此冒昧给您写上这封信，以寄一线希望，并附上12月9日给江拖厂领导所反映的详细材料，以求得到您的帮助。
给您找上这样一个麻烦，实在是对不起，请能予以谅解，并向李老师（舒的妻子，原在省蚕茶学校的同事，一直身体欠佳）问好，祝她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秦付根
1996年12月12日
信发出去以后，没有音讯，我给厂领导的申诉材料也没有得到重视，我那根深蒂固的组织观念不由开始了动摇。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我那身患绝症的母亲，在病魔残酷的肆虐下痛苦地逝去，终年七十八岁。
在我父亲于一九六六年病故时，母亲年仅四十七岁，我才刚刚为十岁，哥哥十六岁退学当了学徒工，姐姐在十三岁时不得不放下课本，改了年龄，下放成了知青，妹妹弟弟年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
母亲做过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世上什么样的苦和累她都受过，守着寡把我们拉扯大实在是不容易。可我却没有让她在晚年能够享受到清福，只是在她身患绝症、痛苦在床时，自始至终地侍候在身边，尽了一点孝心，内心深深感到自责。
考虑到自己毕竟曾是舒惠国的老部下，恐其不好处理。
想到时任省委书记的*，他在江西人民心目中具有良好的形象，便又向吴书记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我是原江拖中学教师，中国科协中国地理学会会员。由于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得罪了学校领导，遭到打击报复，最后被无辜除名，我虽书面向厂长江建林反映，至今没有动静。
我很热爱教育事业，实在不愿让自己多年的苦心钻研付之东流，自己还能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不能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多年培养。
在这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您，您在江西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激发了我的希望。今冒昧给您写上这封信，以求得到您的帮助。
可是，在数天后就得知，*已调任*山东省委书记，由舒惠国担任了江西省委书记。
我写信给舒惠国书记，向他表示了祝贺。
因舒书记现在身份毕竟不同以往，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随便登门。
写出去的材料没有反响。我向有关法律部门人士咨询，都强调了要江拖有关部门在文件上加盖公章和注明给我的时间，这份决定才能成为有效证据。
六月二十四日，我找到厂办公室的姚主任，要求加盖公章，或出具一张证明，姚主任提出需要叫组织部来人到场说明。
我来到厂组织部，见没有人，又到其他办公室去看看。却在一厕所旁边，又碰到姚主任，他正同几个机关人员在那里吞云吐雾。姚说是办公室现规定不准抽烟，抓到了罚款五元，所以他们才躲在这里过过烟瘾。
我跟他说在组织部找不到人，姚主任便叫人带我在会议室找出了个闵部长，原来刘焕宇已因故被换，我跟新任的闵部长说明来由，闵说等他去跟姚商量一下，便去找姚去了。
一会，闵部长回来了，他说：“那份文件只是对本厂内部发的，不能盖章。”
我一再据理陈述，闵还是不肯。
我再找到姚主任，姚说：“你拿到的那份文件，我们厂办公室只管印发，不是我们写的，是他们组织部提供的，我跟你盖了章，万一有什么事，那不要我们厂办承担责任？你还是去找闵部长再谈谈，写个报告，由组织部签个章应该是可以的。”
我想，既不肯在文件的复印件上补盖公章，能把章子盖到报告上也行，便向姚主任要了纸笔，写道：
报 告
本人原系江拖教师，据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已被除名，请予以证明。
原江拖学校 秦付根
1997年6月24日
由于闵部长还在开会，我不好前去打扰，等到散会时，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我只好改日再来。
六月二十七日，我找到闵部长，他还是比较客气的，尊我称秦老师，说：“秦老师，我知道你的事，不管怎样，你以前也是我们江拖的人，原来也为江拖出过不少力，作过贡献，只是因为办理调动的时间过长、跟学校领导关系不好的缘故而被除名。这个章确实是不好跟你盖，这件事是前任处理的，我也不好出面，这绝不是为难你，对我这个人你以后就会知道，接触过我的人都晓得，我绝对不是那种人，现在只有你自己再去跟姚主任说说，我个人对你的事还是很同情的。”
我又到厂办等到姚主任，姚拿起电话找闵部长，不想两个人竟在电话里叫起来了。
姚主任坚持说这个材料是组织部报来的，办公室只管印发，厂里干部是由组织部管的，应该由组织部负责。而闵部长则坚持说，组织部不可能盖这个章，要盖只能由厂长办公室盖。
然后，姚主任又坦诚地对我说：“你想要盖这个章，实际上找哪里都没有用，厂里是不可能给你盖的，这种文件是由厂里内部掌握的，不对外的，本来就连这张复印件都是不能让你拿到的。”
正巧，我看见江建林厂长已在对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便问姚主任：“我交给你转交给江厂长的材料，你是不是给了他，他看了有什么表示？”
“凡是给江厂长的材料，我都给了，至于他是什么看法，我们从来就不会去问。”姚主任坦率地回答。
“他现在正好在办公室，我好去找他吗？”我试探姚主任。
“可以，但估计不会有什么用。”姚主任表示。
我拿定主意，起身进了江厂长的办公室，向江作自我介绍：“我是原厂子弟中学的秦付根，不好意思，第一次跟你打交道，有件事想找你一下。”说着，我以示礼貌，向他友好地伸过手去。
江建林厂长可并不愿跟我握手，坐在那里冷冷地、一动不动地说：“什么事？”
其实，江厂长应该早就听到了我与姚主任的对话，这时无非是摆摆架子而已。我把报告递给他说：“想开个证明。”
江厂长看过报告后说：“这个证明不能开，你的这件事，原来是怎么处理下去了，那就是怎么处理下去了。这份文件是厂里内部掌握的，不对外的，除名除下去了就没有事了，我们不能跟你盖章，也不会出证明。”
这样，江拖的表态，无疑给我的申请仲裁和诉讼以及重新就业设置了障碍。我无奈之下，当即向厂组织部交了一份《要求将有关材料归档的报告》及其附件。
报告为：
江拖组织部：
本人自去年十二月九日拿到《江拖厂字（1995）64号文件》，即向江建林厂长及厂各有关领导写了申诉材料，交给了厂办公室的姚主任，半年来被漠然视之。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即使再怎样不以为然，也毕竟是个客观存在，若是旷工，十五天即可以除名，何需要等五年之久，学校的教师们有谁会不知情？
我热爱过江拖，常思念那些真正为江拖振兴的人们，我已不是江拖人，但我的档案还有劳江拖人保管，如果江拖组织部的有关同志能面对这个现实的话，就请将所附的有关材料归入我的档案，我想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
原江拖教师 秦付根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闵部长收下了报告，看了看说：“既然是给组织部的，我们会好好考虑。”
前途茫茫心惨淡 无奈信访路漫漫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刚从江拖组织部出来，在办公楼口，就碰到已经调出学校、在厂教育培训中心上班的上官老师。他是在一九八五年与我同时调来江拖中学的高中把关老师，这次一见到我，就愤愤地说起他那次与夏振川打架的事。
“夏振川在学校当校长，简直就是黑了天，那次是他自己弄断了肋骨还不要脸赖我，是他自己想蹬我一脚肚子，结果他没有站稳，跌倒在水泥板角上。后来就连派出所的人竟也还会听他的，结果还把我给拘留起来了。”上官老师十分气愤。
说着，他又列举了夏振川的许多丑事，对我的事情他也很愤愤不平，说学校的老师都在讲，你就是被夏振川给害了，叫我一定不要放过他。
上官老师还告诉我，这次刘焕宇被免去厂组织部长，是因为作风不好，处事不正派，厂里的职工意见很大，干部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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