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人事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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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路可走愤辞职 允许回岗又推诿
一九九三年三月，我在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被逼得无路可走，愤然提出辞职。刘焕宇说：“你要辞职也可以，但要先去找学校批。”
我向组织部女干事小杨要了一张材料用纸，把被逼无奈、不得已提出辞职的情况叙述其中。然后，我到学校找到夏振川签了字，盖了学校的公章，再回到组织部，把辞职报告交给了刘焕宇。
刘焕宇把我的报告拿在手上，特意歪声怪调地念了起来，念着念着，似乎觉得心有所戒，便停下来说：“你不用这么写，也用不着写这么多的原因，你只要在上面写上‘我辞职’三个字，我就可以跟你批。”
我当然不肯，说：“事情是怎样的就应该怎样写，应当实事求是。”
刘焕宇把报告丢给了小杨。可事又凑巧，这时夏振川悠悠惶惶地来到了厂组织部办公室。
我当即问他：“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你说得吧？”
夏振川故作镇静地回答：“是我说的”。
“那张协议应该还在吧？”我紧接着追问。
“找不到了，时间这么久了，那还知道搞到哪里去了呀？”他眨着眼睛，躲躲闪闪地说。
“既有君子协议，那你为什么跟厂里讲我是擅离岗位呢？”我理直气壮地质问。
“那张协议是约束你的，不是约束我的。”他倒恬不知耻地反过来说。
“既然你是这样理解的，那又为什么能够叫着君子协议呢？”我感到有些好笑，便反唇相讥。
夏振川一时慌了神，眼直直的，吱吱唔唔，说起话来含混不清。
这个时候，身为厂组织部长的刘焕宇，也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是，刘焕宇还是不肯放过，强词夺理地说：“就算是学校跟你有协议，我们厂部也可以不认可。现在就算前几年是你跟学校有协议的，但到去年已由厂里来处理，要不就算150元钱一个月，交一年的停薪留职费。”
这时的我，倒并不是拿不出这1800元钱，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得很不心甘情愿。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本身就是被迫离岗，是有手续的，如果是我主动要求离岗，或是请假下海做生易，就是借钱也会来交。几年来，你们既不让我回来上班，又不准我借到对方上班，一直失业在家，我没有找组织上给予帮助，就应该算是不错的了，你们为了搞创收，也不该把事情做的这样。”我进行了反驳。
“其实你可以去找省农业厅，跟他们要这笔钱，是他们拖着你的调动关系不办。”夏振川插话，显然与刘唤宇早有算计。
“这就对了，你可以跟他们调入单位讲啊，他们不是要我们的人吗？”刘焕宇也嘻嘻哈哈地说。
“这怎么可能，对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有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由我想怎样就怎样的，你们想要他们的钱，那你们就自己去找农业厅要好了。”
他们哽住了，这样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厅局去要钱？
由于我已经提出了辞职，小扬说：“这几年厂里已跟你交了养老金，这些钱要在你的辞职费里扣。”
我并不愿计较，只希望尽快结束这无休无止的纠缠，说：“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该怎样就怎样，现在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不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还要不要来？”
“那就随便你了，到时批下来了，厂里也会去通知你的。”小杨的明确回答，说得也实在。
我想，辞了职反而好些，根据国家规定，人才交流中心可以为辞职人员恢复关系，到时还不会影响工作的调动。这一举措，无疑对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问题是现在单位想要我交钱，而我提出的辞职，单位反而要拿钱给我，厂里还会肯批吗？
如果辞职报告真给批了下来，档案关系移到了人才交流中心，那已经在办的调动关系，还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毕竟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学校派一位老师，给我送来了一份厂组织部填发的通知书。通知为：
通 知
秦付根同志：
你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擅离岗位已久，请你在九四年四月十日前回厂上班，并到组织部办理停薪留职手续，逾期将按有关文件予以除名。
特此通知
*江西拖拉机厂委员会组织部（章）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这时，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厂组织部的通知对我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辞职一事，有如石沉大海，经过多次询问，没有下文。我想，厂里既声言我的“调动关系”已经作废，拒绝了对方单位的暂借要求，又不让我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而我毕竟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
一九九五年元旦过后，我找到厂组织部，要求刘部长给我解决工作问题。
刘焕宇对我说：“你找厂里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应该去找学校，这件事要由学校来与我们商议才行。”
我找到校长夏振川，转述了刘焕宇的意见，要夏振川与厂组织部商量一下我回来上班的问题，夏答应了会与刘焕宇联系。
元月六日，夏与刘商议后，用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同意你回来，一星期之内回学校上班，否则除名。”
我当天赶到学校报到，夏振川说：“具体如何安排，还要等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再说。”
可是，自元月六日至二十三日这段时间里，夏振川又以各种借口推诿，最后却出尔反尔，明确表示无法安排，拒绝我回校上班，说：“学校下个学期的工作已经安排完了，就连扫地也没有你的份。”
可据我所知，梁仁铮早就已经退休，现还在校代课，既然厂组织部和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岗上班，就不应该再找借口把我堵在门外。
我把这些情况向厂组织部长刘焕宇作了汇报，刘说：“你仍然去，去了就算出勤。”
我便仍然坚持天天到校，要求学校安排我的工作，夏振川却说：“刘部长叫你上班，那你去找他安排。”
直到放寒假以后，我依然在空旷的校园里，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游来荡去。
原来，夏振川并没有诚心让我回来，他是怀疑我已在对方上班，否则这几年我如何生活？如果我回不来的话，那就正中他的下怀，想对我怎样处理就可以怎样处理了。
应该说，省农牧渔业厅有关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对江拖的做法，他们认为太出格了，曾打电话与江拖协调，可刘焕宇不肯对话；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归，饿了，就啃个馒头，从繁华的深南路到厂房林立的八卦岭工业区，从闻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到庄穆秀丽的南山蛇口，深圳的东南西北中，处处有我寻找工作的足迹。已经年龄偏大、中文大专学历偏低、又正处于调动障碍中的我，在饱受疲于奔命之苦后，终于无望而归。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肾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气一个钟头是10元，一个星期要做一到两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费500元钱，原本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十二月六日，经济上已无力支撑的我，找到厂组织部长刘焕宇哀求，希望能给一条出路，以维持生计，找得急了，刘焕宇便丢出这样一句话：“其实你的问题已经不用解决了，厂里早就除了你的名。”
我当即要求其出示除名文件和决定通知书。他说早就发给了学校，叫我去找学校要，学校里应该会有。
我来到学校询问，夏振川在上班时间却躺在家里睡觉，只好在其阳台与他的两个子女闲聊。
我好不容易等到他起床，他还眯着眼睛作糊涂的样子说：“知是知道有这么回事，那还是好久的事啦，学校哪有什么决定书、通知书，那是厂里的事啦。”
我说：“就是厂里说的已经发了给学校，学校应该会有。”
夏振川无法再推，只得同我来到学校，然而，学校不仅没有通知书，就连除名文件也找不到。学校的老师们群情激愤，均不知道我已经被除名。
我质问夏振川：“厂里既然有这样的决定，你为什么不公布和及时通知本人，不把决定给本人见面？！”
夏既无知、又抵赖地说：“除名决定又不一定就要公布和通知本人、与你本人见面。”
我坚决表示：“不见到这份文件，我决不会罢休。”
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夏振川不得不答应会去找厂部。
但我对于他的为人早已不信了，要他确定一个给我决定书的时间。他犹豫了许久，不肯确定。
我说我要求你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次了，非拿到不可。他勉强说争取在几天之内。
我哪里还能指望夏振川这种人，又去厂组织部找到刘焕宇，要求查找出这份文件，刘叫我自己到厂档案室去查。
我来到厂档案室，管理人员称个人来查看档案，按厂里的规定不能接待，需要厂组织部来人方可。
我再找到刘焕宇，他见脱不了身，便又威风十足地说：“好，你硬是要文件啥，我过几天一定给你，你如果想要跟我们打官司的话，你准输！学校虽然跟你有协议，但学校的责任同样不影响我们处理你，你没有在上班，我们就可以除你的名，按照规定十五天就可以开除，而你有五年！”
我不想再与他争，只想先把除名文件拿到手再说。
几经曲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下午，我总算与这份文件见了面，在学校拿到了一张由书记邓顺茹从厂部带来的、没有公章、没有落款出处的《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的复印件。除名的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七月，距此，江拖厂部及学校对我已经隐瞒了一年零四、五个月之久。
文件为：
江西拖拉机制造厂文件
江拖厂字（95）第64号
秦付根，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1976年4月参加工作，1985年8月由省农科院良种场中学调入厂子弟学校任教。
该同志以工作调动为由，未办理任何手续，擅离岗位，长期旷工。领导多次找其做思想工作，不听劝告，严重违犯了厂纪厂规；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本厂《奖罚实施办法》规定；经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厂务会研究决定予以除名。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主题词：秦付根 除名 决定
江西拖拉机厂厂长办公室 95年7月印发
共印70份
我气的两眼发黑，这种完全颠倒是非、不顾事实的文字，竟会出在一个拥有七千多名职工的大型国营企业、经过厂务会讨论的文件上。我的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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