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人事档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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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与原在江拖清算组的邹梦和焦宜松，正好碰在一起，曾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江拖被宣告破产、由清算组接管以后，东湖区法院是应该请清算组开庭的。特别是最后的一阶段，中院已经发文指示东湖区法院加紧审理，可他们还是延误了开庭，这完全是庭长郭岚的责任。对于这样一段，我们准备好好查一查，一定会依法处理。只是对你要求解决工作的事，可能中院解决不了。”梁主任坦率地说。
“有你们这样好的办案态度，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要能给我一个公道，其他的都无所谓。”我作了表示，并翻出国务院的一个文件通知，接着说：“说起来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是比较健全的，本来江拖的这种破产方式是不应该出现的，你看看这个文件，不知你会怎样理解。”
《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1997年3月）》第九项是：
国家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兼并企业要全部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并负责安置人员，不能搞“假破产、真逃债”的“整体接收”或“整体收购”的方式。
“正因为江拖是被江铃集团整体收购，而不是兼并，所以收购企业在法律上没有延续破产企业作为被告的义务。我觉得江拖的这种破产方式不大符合国务院的这份文件规定。”我补充说。
“就是呀，但他们这样做属于政府行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梁主任感叹地说。
对原江拖在我的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梁主任十分气愤，说：“原江拖的那份没有公章的除名文件，完全是无效的文件，我都怀疑那是个假文件，真文件怎可能会没有公章？他们这样做，我们甚至都可以追究伪造公文的责任，你后来以原江拖的‘反馈’材料作为有效证据来起诉是对的。如果你仅以那份没有公章的文件来起诉，叫我也不会受理，他们还有可能会抵赖。”
说到我的信访材料，经寄给省委孟书记和省委办公厅批转后，南昌市机械局到现在还没有及时帮我解决。梁主任说：“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情况解决的期限一般是三个月，这是有规定的，你可以再向省委孟建柱书记反映，我看那些人的官还想当不想当。”
梁主任又问我：“对于你这样艰难曲折的维权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部很有影响的书，在社会上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响，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向媒体披露？”
我心想，要真那么容易能够披露，自己当然求之不得，而各新闻单位都强调新闻导向，像我这么敏感的话题，那个媒体敢涉及？原来想把材料登在《江南都市报》时，该报的夏震记者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未发成稿吗？
“这些我也想过，但也很犹豫，如果能得到媒体的帮助，当然是好事，那这件事就能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另一方面，也容易让人觉得我这个人很麻烦，以后我还需要找接收单位参加工作来生存，哪个单位会敢要我一个会告状的人。”为了稳住梁主任，我既不排斥有借助媒体的可能，又不想让他有所提防，还是从侧面回答了他。
“你这个人太儒弱了，人家这样对待你，搞你，你也会受得住。当然，话又说回来，为了以后的工作，这样做也有道理。”梁主任即十分感叹又很同情。
通过这次的谈话，我对市中院的纪检监察工作树立了信心，庆幸碰到了梁洪主任这样好的一个清官。我回来时，一路十分兴奋，以致走过了自己的家门很长一段路都不晓得。
九月十九日，我在市机械局找到张萍书记，她这时还没有与唐方明取得联系。
张萍对我说：“不知老唐现在在上班吧，你再过一两个星期来。”
我心中不快，她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唐方明通气，事情的结果令人担忧。
十月十五日，我找到张萍，事情过了这么久，满怀希望会有所答复，可她并不当一回事，叫我还要过一段时间再来，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愕愕地望着她。
“好吧，就这样。” 她见我怔怔地还呆在那里，又补加了一句。
我很不情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
九月十七日，我去了一下市中院纪检监察室，那位梁洪主任不在，办公室也没有其他人办公。我再问其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得知梁主任是去东湖区法院搞调查去了。
我心里一热，估计是为我提的那件追究渎职案件的事，当然，对于东湖区法院来说，他们肯定会护到自己的人，这要看梁主任是否能够真正秉公执法了。
我的传呼机早已超过了服务期限，由于经济紧张，停了许多天。看来，不得不又要去交费了，如果不交，虽然可以省一点，但万一误事，就不是这一点钱的事了。因此，我又到电信局交纳了一年135元的传呼服务费，不过赠送了一个小茶杯。
对于自己的宝贝儿子，一直没有能够悉心地关爱，这是我常常自责而又难以做到的地方。要做到属于正常的我，却是十分的困难，在我面前，尽是艰难险阻。命运的坎坷，经济的日益窘迫，压迫着我每一根神经，虽指望车到山前必有路，可是，这路又在哪里呢？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再找到张萍。她一开口就很强硬地说：“你走上访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法律去起诉学校，江拖已经不存在了，机械局也没有办法跟你解决。”
我心里一沉，弄了这么久，原来局里根本就没有帮我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样被人当作猴耍还有什么意思？
虽是最坏的结果，这时我反而很平静，说：“既然请况是这样，那局里能不能给我一个书面的回复？”
“局里怎么可能给你书面回复？”她反而问我。
既然又一次逼得我无退路，我也不得不针锋相对。
“对于起诉学校的事，我早已向法院咨询过了，决定是江拖作出的，怎么可能找得成学校？江拖的决定不盖公章怎能生得了效？厂务会也无权对职工除名，既没有经过厂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也没有报企业主管部门和上级劳动人事部门备案，不符合程序，是违犯法律法规的。”
“我不懂法，对法律也没有兴趣，江拖的做法不过只是工作上的一种失误。”
“按照规定，厂方必须要给我一份有效的决定书或通知书，这不仅仅只是工作上的一种失误，而是滥用职权的组织行为。”
“你拿到这张没有盖章的文件，当时找过厂长江建林没有？他对你怎么说？”
“我找到过江建林，江建林厂长甚至说连这张没有章子的文件也不该给我，说这是内部掌握的，厂里这样处理了就是处理了，文件是不对外的，不能盖章。而在法院、检察院，在省市信访室、市人事局等等部门都说这是个无效文件。你知道中院的焦宜松吗？”
“知道，我们还很熟。”
“他和在清算组的邹法官都认为文件无效，可以恢复编制、续办社保等。对于江拖的这种文件不盖章的情况，中院的纪检监察室主任梁洪就说过，真文件不可能没有公章，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伪造公文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那就让他们追究好了，我看，到了最后也无非是个人工作上的失误。”
“即使是失误，作为代表组织的行为，也应当承担责任的后果。”
张萍见说不过去，也不示弱，说：“你自己个人也有错，总认为对方可以把你调得过去。”
我坦然地说：“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也不可能保证一定可以调得过去，虽然对方已经盖章同意调入，但人事调动、人才流动也是有程序的，对于政府各管理部门的工作，不是由我个人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出现干部人事调配上的冻结，我本身就是难以预料到的事情。在此，我更没有想到，江拖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会进行这样的刁难。离岗待调是学校校长夏振川主动找我协议的，怎能反而可以说我是旷工呢？”
“这也是学校为考虑工作上的安排才这样做的，要是碰到我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也会这样做，既然你要提出调走，我就会说：‘你走吧，我也不会管你’。”
她停了下来，喝了口水，润了润喉咙，又问我说：“学校不是说你去了对方上班吗？”
“我已经多次说过，我没有能够去对方上班，因为刘焕宇一贯言明不准我去对方上班，发现了就要除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省农业厅找有关领导见证。况且我当时每个月都按学校的要求回了学校。”
“你回学校，那时是到学校签工资表，又不是回学校上班。”
“我是去签工资表，那是学校的要求，也是协议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工资，都被学校拿去用了。我也向学校提出了可否让我回来上班，学校夏振川总是不肯，我哪里回来上得了班？”
我继续说：“你上次安排我找唐方明谈，唐书记也说了原江拖的这种做法不对，所出的这些事，他也不大清楚。”
“他怎么会不清楚，实际上唐方明清楚得很，告诉你吧，他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还按照厂里原来的决定。”张书记这时脱口而出。
我一下似乎明白了许多，这样再谈下去，哪里还会有什么结果，便起身说：“既然情况是这样，哪里还有谈下去的必要？就希望局里能给我个明确答复吧，我也好向上一级领导汇报。”
“局里怎好跟你作答复呢？江拖这个单位都已经没有了，新丰管理处是另外成立的新单位，虽然还是那些人，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江拖了，你这样的事叫我们怎样去解决呢？”说着，她叫我还是坐下再谈。
“唐书记讲我的档案和材料都调到局里来了，已由局里来决定，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也只能听局里的，这件事就应该局里作主。”
“那只是局里把你的档案材料借过来看看的，到时我们是要还给他们的啦。”
“新丰管理处不是还给局里写了一份材料，已经交上来了吗？”
“还不就是原来江拖纪检写的那份材料。”
我觉得她这是在掩饰，便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唐书记说就是这一两个月由刘焕宇写的，已经交给你们了，能不能让我给看看？他们不是说我也有错吗，也好让我知道究竟错在哪里。”
“组织上的材料怎么能给你看呢？”张萍有所警觉
我估计她可能认为，以前在局办公室的骆主任把材料给了我，就已经是个失误，还差点儿被摆上法庭，这次生怕又会弄出个什么乱子来。通过几次谈话，她也应该知道材料上尽是些站不住脚的东西。
我一针见血地说：“原来江拖纪检写的那份材料，就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现在的这份材料，难说又乱写了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样的材料，你们现在还会去相信？”
说到这里，一度陷入了沉默。
突然，一位大约五十几岁、工人师傅模样的人，怒气满面地冲了进来，说是要找局长拼了，捶得桌子咚咚巨响，张萍被吓得跳了起来。
原来他是个火车司机，妻子是江西电机厂的工人，他妻子在一次机床的事故中失去了双腿。由于查明是机床的质量问题，电机厂获得了该机床生产厂家的大额赔偿，这位火车司机为了照顾妻子安度炎夏，买了一台海尔立式空调，电机厂一直不肯报销，找到局里，一位局长又说风凉话。这次他跑到局里来，一气之下要找那位局长拼了。
看到他那怒发冲冠的样子，在场的人一下都惊呆了，张书记慌忙又是跟他向电机厂挂电话，又是向他许诺，那人这才渐渐平静下来，最后满意而去。
我想，还是工人来得直，来得厉害，如果我这个当老师的也这样做呢？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暗暗苦笑地摇了摇头。
突如其来的风波平息了，我和张书记的对话又开始了。张的口气好似也平和了许多。
“现在他们的材料我也不去看，你的材料我也不看，你就自己提出个方案，看看要局里怎么个解决法。”
我不暇思索地说：“希望局里能先尽快帮我解决一下工作问题，我这么久没有生活来源。”
“江铃、新丰会肯要你吗？你在起诉书中，连精神损失费都提出了一万多，哪个单位会为你出钱？”
“那是在法院打官司，在法庭上，合不合理得由法官依法来决定，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实际上在起诉之前，我多次提出来的材料，并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总指望能好好协调解决。后来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这件事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得不到法院对簿公堂，而且，对照多年来江拖对我的损害所造成的痛苦，也并不算过分。现在你们既然安排不了，也希望能给我一条出路，我毕竟是个受害者，总不能就这样一棍子把我打死，至少也应该让我把编制挂到市人才交流中心去，帮我续办好已中断的个人社会养老保险。”
“你自己也有错，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社保费。”
我明确地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错，我所办理的是正常的人事调动，离岗是被迫接受的，协议是校方提出来的，没有任何违规行为。”
想到多年来由此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我不禁鼻子一酸，两眼模糊，泪水都要出来了，但这种委屈和伤心感很快就得到克制。
“多年来，我被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生活十分艰难，为澄清强加在我身上的不白之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这些惨况我实在不愿讲，如有可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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