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名人小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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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篇 王羲之】………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南渡后朝政之稳定，皆赖其力。当时有民谚：“王与马，共天下”，史书上亦曾记载东晋建立甫初王导与皇帝共同接受大臣朝贺。可以想见其家族之煊赫。
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择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他在当时是朝野看好的人物。
据史书记载，朝廷公卿看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却屡屡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至长史，晋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后来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即出自于他的这一番经历。
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语以大纲”，即有所悟。王旷善行、隶二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夫人名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以后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见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经观摩各家，博采众长，终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后来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
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
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王羲之的书法长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在汉魏质朴淳厚书风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书圣”。
另外，据史书记载，王羲之还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世说新语》里曾说：“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八字，即指其富赡的内心世界。
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王羲之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进一步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所有这些他都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晚年移居于剡之金庭（今浙江嵊州市金庭镇），与当时名士谢安等在此寄情山水，安度晚年，去世后即安葬于瀑布山下（史传此地为道家的洞天福地之一）。
………【第三十七篇 王献之】………
羲之有七子一女，献子为第七子，其余六子为：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之。
王献之降生时，东晋王朝偏安江南已历二十八载，政局相对稳定。献之的父亲羲之早年以秘书郎起家，历任征西将军参军、长史，后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但他平生无意仕进，自称“素无廊庙志”，尤其是感于朝廷积弊日久、吏治黑暗，自己虽有心为生民立命，却无力扶颠持危，故解江州刺史任后，回到建康乌衣巷，研习书艺，教诲子弟，并为年长的儿女*办婚嫁之事。
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王羲之应朝廷征召，拜为护军将军。护军将军是专职武职，统领护军营。羲之上任后，全力整顿护军营弊政，却因触及公卿巨室的利益而受到朝廷上下、豪门大族的非议，无法推行。愤慨之余，他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书法艺术。在王氏家族，书法乃是“家学”，不仅羲之书法名动朝野，其子玄之、凝之、徽之也习书，凝之已有“善草隶”之誉。这时，献之已长到六七岁，到了学书的年龄，受父兄的影响，也开始学着洒墨挥毫，羲之亲自为他启蒙，教他执笔、运笔之法。《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在羲之七个郎君中，献之的品貌、才情最为出色，从幼年时起就显露出独特的个性。本传称其“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有一次，羲之的几个门客在作樗蒲之戏（古代的一种游戏，类乎后世的掷骰子），献之从旁经过，看出其中一人将输，便说了一句“南风不竞”（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意指此人将输）。门客见他年少，就随口说：小郎君你这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献之明白门客是轻视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生气地走了。荀奉倩是三国时曹*谋士荀*的儿子荀粲，乃世家名门子弟，眼界之高，后代少有其比。刘真长则是羲之的好友刘*，人品俊逸，选尚公主，时任吴兴太守，他因为个人条件优越，只和有名望的人交往。献之举此二人以表示自己身为名门子弟，竟然和俗人说话，真是太惭愧了。
另有一次，王献之与兄徽之、*之一起去拜见谢安。徽之、*之喋喋不休地说着家居俗事，献之则除了问候以外，少言寡语。献之弟兄走后，门客问谢安王氏弟兄哪个更好些，谢安回答说：“小者佳。”门客问其故，谢安说：“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晋书·王献之传》）
王献之少时，为人恬淡，遇事沉着稳重而有主见。《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尝与徽之共处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初莅郡，公务繁杂，难得有闲指导献之读书习字。但生长在书法世家，耳濡目染，加上天生具备习书的秉赋，献之书艺进境极快。刘宋虞《论书表》记载了献之幼年习书的一件事：“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
由于早有令名，十岁的献之参加了永和九年三月的兰亭修禊，因年幼未作诗也未罚酒。但这种文人盛会对他的成长给予了积极的影响。
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称病去郡，誓墓不仕。这对他几个儿子的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一则琅邪王氏虽然没有了王导在世时的威势，但仍然是侨姓第一大族，献之的叔父王彪之、舅父郗、郗昙仍在政坛上有显赫的地位；再则，羲之早有隐退之志，在会稽国的剡县、上虞、诸暨、山阴一带置了田产，足以维持一家优裕的生活。
王羲之去官后，住在蕺山的别业中，优游山林，闲适恬淡，有了更多的时间指导献之习书。献之日夕修习，书艺突飞猛进。王羲之对人介绍献之的书法时，曾称其“咄咄逼人”。他在谢奉处书于材上的字，被谢家收而藏之，珍同羲之书。（事见刘宋虞《论书表》）此时的献之，仅是十余岁的少年。而羲之二十七八岁任临川太守时所写的字，还被陶弘景称为“不足观”，可见献之习书天赋之高。
王羲之在去世前一二年写信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说：自己没有其他心事了，只有最小的儿子还没有完婚，正在为他物色。是时，献之年方弱冠，人物出众，已经很有名气。晋代品评士人的标准，特别注重容貌风度，总称之为“风流”。在羲之、献之生活的时代，“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焉”（《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徐广《晋纪》）。王、刘，指王与刘。献之的风流，人们常与刘相比。
谢安曾说王献之仅次于刘。献之风流既为“一时之冠”，自然要娶名门之女。献之舅父郗昙的女儿道茂，稍长于献之，美妍贞静，待字闺中。献之对其颇有“好”之意，羲之乃代其托人向郗昙求婚，其中一封书帖云：“中郎女颇有所向不？”
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往意，君颇论不大都比亦当在君耶！郗昙于穆帝升平二年（358年）八月升任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幽扬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羲之书帖称郗道茂为中郎女，求婚当是升平二年以后的事。献之与道茂成婚的时间，史籍没有记载。但是，允婚后，需要经过问名、纳采等繁复的程序，成婚时间当在升平四年（360年）初，郗昙未能参加婚礼而由郗代为主持。早在升平三年（359年）十月，郗昙和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谢万一同北上，征讨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行军到涡水、颍水之间时，郗昙因病退屯彭城，影响到谢万，全军溃散，郗昙因此降职为建武将军。此后，郗昙病情一直很重，献之、道茂成婚不到一年即病故。
升平五年（361年），郗道茂生一女，取名玉润，不久即因病夭折，这使羲之大为悲痛，身体每况愈下，未几也去世。
王羲之晚年虽然誓墓不仕，却并不禁止儿子出仕。凝之、肃之、*之和徽之早已出仕为官。献之成婚后，也以州主簿（此从《晋书》本传。当时州、郡均置主簿。会稽属扬州，扬州刺史乃与其父“情好不协”的王述，王献之似不应赴扬州任主簿，而应任会稽郡主簿。）的官职步入仕途。献之任职不久，羲之去世，乃遵制丁艰守丧二年零三个月。
王献之有文集传世，始见于《隋书·经籍志》“集部”中“晋东阳太守袁宏集十五卷”下有注云：“《金紫光禄大夫王献之集》十卷、录一卷……亡。”此文集编成于何时，不可考。称王献之为“金紫光禄大夫”有误。考本传，献之因其女神爱为晋安帝皇后，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未加金紫（金章紫绶）之荣。可断定必非其子孙所编。全集既有十卷之多，则除了片段书信等杂帖以外，还应有奏章及与同僚的完整书信等，惜均已散失。
和王羲之集一样，王献之文集的散佚，大约前后经历两次，一次是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544年）西魏军队攻破江陵，元帝以为读书无用，放火烧了收集的图书（包括二王文集及书帖）十四万余卷。然而王献之文集或书帖，仍有收藏于会稽、建康一带的，经陈、隋两代收集，达十卷之多。另一次是唐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派人运观文殿、妙楷台、宝迹台的藏书去长安，在三门底柱沉船漂没。《隋书·经籍志》下注曰“亡”，说明王献之集全沉于黄河中，因此《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下令收二王书，只说得到大王（羲之）书（法）218卷，而未提得到小王（献之）书（法）。
但是，王献之尚有遗文（以帖为主）藏于民间。《二王等书录》即称“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最早著录王献之文（无诗）的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题为《大令书语》，计十六条，其中最短的只有二字：“如省”。宋刻《淳化阁帖》收有《相迎帖》等76帖，所收最多。
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王献之集题词》中说：“法书简帖，间有伪书。翰墨足传，字贵尺壁。大文绝少，独表明安石（谢安），言得其平。”此集共收书二、疏一、表一、墓志一（《保母志》）、诗二（《桃叶歌》二首）、杂帖八十七（其中《辞中书令》，《全晋文》作《辞中书令与州将书》。考此官尊贵，即使辞官，也应向皇帝辞，不能向州将辞，疑非献之作。又，《保母志》，后人也有疑为伪作的）。严可均辑《全晋文》收书、疏、墓志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同，惟多《进书诀表》，杂帖为85条，剔出了王羲之帖误收入王献之集的几条。
王献之在诸兄弟中，宦情最为淡薄。《世说新语·品藻》记述：“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献之赞赏的井丹，《高士传》中对此人的《赞》语是“井丹高洁，不慕荣贵”。长卿即司马相如，《赞》语是‘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献之欣赏井丹的不慕荣贵。献之为宦多年，从不计较官品的高低，也不孜孜营求*。他不以从政为要务，一生执著于书艺的进境，自信而高傲。谢安曾问献之，其书法与父亲羲之比，谁的更好。献之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成就并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