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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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
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
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的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肖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
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
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河南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开国上将)。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他们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都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骑兵们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以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
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有意见,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刘春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吃饭就只能以排为单位。开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大饼子、窝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好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哟哟”,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结果,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的增强。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
八路军的政委、政治部、政治处是干什么的?是专门管干部的!“要游击,不要游侠”,亮剑不稀奇,再亮剑也不能亮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共产党的军队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他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到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爱护人民群众,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
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①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城镇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19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045①黄安:今湖北红安。
黎城整军期间,骑兵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一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二连是“红马连”;三连是“白马连”;其余的杂色马匹归四连,四连因此也被叫做“花马连”。骑兵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怪好看的。
斥候队的战马没有调整,大刘继续骑着他的“公鸡”。
过了涉县就接近平汉铁路了,部队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有一天拂晓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喊“敬礼”、“敬礼”,排长、班长们都把手放到帽檐上。刘春雷也赶紧瞪大眼睛张望,看见黎明的曙光下,黄团长、廖政委陪着一个高个子军人站在路边土坡上,这位年轻的首长就是肖永智(1943年牺牲)。
肖永智当时是新上任的八路军先遣纵队政委,正准备前往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接受他的指挥。
鲁西北的形势原本是不错的,抗战伊始,国民党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和共产党紧密配合,守土抗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局面的安定。可问题是,范司令的部下成分很复杂,而他对组织纪律又不够重视,只是靠个人威望行使指挥权。19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战败自杀,局势急转直下,部队散了伙,少部分跟着共产党,大部分跟了国民党。“摩擦专家”沈鸿烈再掺和进来挑动内讧,共产党领导的筑先游击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抗日县长都被杀害了。
到了1939年夏天,情况越来越恶化,不仅鲁西北的城镇相继丢失,冀南的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了。一二九师首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调整充实八路军先遣纵队,由李聚奎(开国上将)任司令员,派肖永智担任政委,重新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先遣纵队是旅级编制,下辖三个团,一团是卫河支队改编的;二团是范筑先的旧部;三团是县大队扩编的(团长赵晓舟)。虽然号称正规军,其实是支游击队。两千多号人马只有三四百条枪,战士们手里不是丈八长矛就是大砍刀,行军时红缨飘扬、刀光闪亮,煞是好看。
好看归好看,可带着这样的队伍去跟鬼子开仗恐怕有点玄。肖永智就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提出:是不是派一支主力部队到鲁西北支援一下?正好,骑兵团的整军刚结束,于是就交给肖政委,带到山东聊城去了。
在刘春雷的印象中,肖永智当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笑嘻嘻的,待人挺和气。
骑兵夜晚行军,白天的时候就在村子里睡大觉。有一天,崔秉志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驴肉,煮了一大锅,请南宫县的同乡们会餐。崔家是卖驴肉煎饼的,他弄这玩意儿最拿手。刘春雷听说有好东西吃,骑上马就跑去了,可到了四连,既是同乡又是排长的胡彦明却不许大家搞聚会,还说同乡之间吃吃喝喝是流氓习气。
正闹着,肖永智政委进来了:“驴肉是从哪来的?”
“买的……”大伙有点紧张,“这毛驴的腿摔断了。”
“买肉的钱是哪来的?”
“是自己的,从家里带来的。”
“有没有强买强卖?老乡愿意吗?”
“没有强迫,老乡们高兴着呢!”
“那就好。在鲁西北,老百姓把驴肉叫做鬼子肉。既然是吃鬼子的肉,我也参加一份,行不行?”
当然行,大家热烈欢迎。
前些日子,骑兵小伙子们成天开会学习,都快被政委和特派员给教育傻了,现在猛地见到个性格开朗的旅政委,心里真是舒服。
肖政委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对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骑兵团的“满缸运动”、“清扫运动”都是由他倡导发起的。
骑兵的排场大,别说是宿营,就连路过村庄休息一下,都要松肚带、卸马鞍、饮马喂料,弄出好大动静。以前,部队不管打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