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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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19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儿，敌人车队来了，斥候队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伪军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像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
其实，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像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1938年、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军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他们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了，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像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过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卡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军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开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天，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割电话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地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儿，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一个主意——再去割电话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就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活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刘春雷他们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斥候兵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两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押韵了。”
“不押就不押，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骑兵们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都贴在门上。
办完这事，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了。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三十发步枪子弹就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八十发。因为要作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刘春雷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他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像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027①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有个外号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像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19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十一个师团零九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二点五瓦的，发报机高压一百八十伏，要串联一百二十节电池；收报机四十五伏，要三十节。一部二点五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一百五十节电池，常用的十五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儿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邻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一二九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一二九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先后调集了第十师团、一一○师团、二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一百多次。其中，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串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