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战斗结束后，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高唱凯歌而归。
这次化装奇袭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宋任穷政委表扬骑兵团“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回去以后，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军事骨干、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处长。团长说：“办厂子，搞机器设备容易，可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侦察英雄的本事太大，皮革厂和手榴弹厂的名声太响了一点，过了没多久，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
066①武官寨：今河北故城县武官寨。
066②郑家口：今郑口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故城县县城。
1942年4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19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
这个阶段正在开展“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就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像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像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两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在马尾巴上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
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像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
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而且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从队列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老百姓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到处奔逃，还可以清楚地听见“三八大盖”“嘎勾——嘎勾”的枪声。
既然只有西南方向可以走，大家只好埋头向南行进。
中午十二点左右，骑兵团行进到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刘春雷放眼一望，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天呐，这么多人！”
十二里庄附近的高粱全都收割过了，四周围一棵高秆植物也见不到。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足有两三千人。掩护这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是特务团（团长宁贤文，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团是由军区警卫营的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总部机关向西南移动，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二十一团已经转移走了。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开国中将）正在着急，看到骑兵团主动赶来支援，不禁十分高兴，其他人看见骑兵的高头大马也安心了许多。
和总部领导会合之后，骑兵们发现机关干部的觉悟确实是高，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情绪高涨，演讲动员的、唱歌鼓劲的声音此起彼伏。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铁篦子合围？”这是刘春雷头一次听说这个新名词，他觉得这次“扫荡”真的就像是被敌人用铁篦子捋过一样，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把“铁壁合围”误当成是“铁篦合围”。
王任重正在演讲，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飞机。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日本飞机冲着地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瞎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幸好，这时候空中刮起了大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军区范朝利参谋长看到情况危急，大声呼喊：“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