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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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以恒先是不说话，当他们将话说得越来越过分的时候，黄以恒以一把手的权威制止了这种改变了性质的工作争执，他希望在这个会上能把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但不希望人身攻击的话出现在这个场合，于是，他将手中的红蓝两支铅笔自上而下地顿了两顿，像一个音乐指挥家在处理休止符时的姿势：“少说两句好不好，就事论事，讨论工作，不是讨论谁的功过是非，更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老田，你这个同志就是有些喜欢夸大事实，我不赞成。”
老田这个从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没有什么政治资本，底气不足，但他在捍卫领导尊严与意志上，他是可以杀身成仁的，许多年后，郑天良才知道，一个上级能当众批评你，有时候就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如果要是能骂你的话，那你差不多就可以进入亲信行列了。批评和骂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就是一种荣誉。
田来有脸色苍白，郑天良直喘粗气，两人都不再争论。问题通过争吵已经非常明确了，黄以恒又说：“我们有了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追究责任。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如果我一开始就过问这件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所以省建行我们还得去，该烧的香还得烧，如果你们其他同志不愿去的话，我就再去省城，求人求多了，就麻木了，我得拉上市委梁书记给我壮胆子，他跟刘行长是当年的老同学。”
所有的人将目光瞄准了郑天良，郑天良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想强词夺理：“如果刘行长因为万源招标的事卡我们脖子，我就到省纪委、中纪委告他去！”
县委副书记乔岸打断了郑天良的话说：“老郑呀，你说刘行长卡我们脖子，证据呢？刘行长从来没有提过万源的事，既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批条子，你怎么告？”郑天良当然还没弄懂，刘行长来考察的时候让万源到场喝酒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官场上许多事主要靠暗示，暗示和听懂暗示是官场的基本功。郑天良在这方面简直就连幼儿园还没毕业。
乔岸的话让郑天良非常沮丧，他像一头被制服的牛，心犹不甘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他只好拼命地抽烟，香烟深入肺腑，脑袋里一片浓雾。
谈完了贷款的事，就开始讨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选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郑天良，郑天良在县领导中的基本评价是，这个人算不上什么坏人，但绝对是不能沾的人，年轻时，很有魄力，走在改革前面，人到中年，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他的古怪与反常的言行使他已经逐步成为改革的阻碍和惰性力量。因此，他在县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人，确实在进入县政府大院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县委副书记乔岸说黄以恒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为了合安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沤心沥血倍尝艰辛，所以大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眼看就要一致通过的时候，黄以恒说话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但我要说的是合安的改革与发展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在多次会议上都说过。所以我作为班长，如果把荣誉都留给我自己，这就等于认定了合安县改革发展是我个人的，群众的舆论也不好。”黄以恒喝了一口水，嗓音就清亮了起来：“我的意见是将郑天良同志推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候选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提议感到很惊讶，在这个等于是清算郑天良严重失职的会议上居然又冒出了这么个截然相反的提议，人们都觉得这有点像在枪毙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当枪口已经对准脑袋的时候，突然拿枪的人宣布要给他授勋，刺刀下授勋是改革中出现的最高的仪式。
黄以恒清清嗓子说：“郑天良作为人选是当之无愧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郑天良从我跟他在朝阳公社共事开始就知道了他的为人，从不公款吃喝，吃食堂从不搞特殊化，朝阳公社也就是后来的马坝乡风气一直很正。这与他这个带头人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二是从来不徇私情，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本人，谁的夫人是在家待业的，谁的夫人只拿六十块钱生活费？没有。前不久，我还提到了将郑天良的爱人调到外贸局或商业局，人事局我也打了招呼，接收单位也落实了，可老郑就是不同意，他说回收公司七十多人都没安排，他不能搞特殊化。爱人跟他吵，他就是不答应。三是为官清廉，老郑从来都不用公款招待私人吃喝，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姐姐用了一次公车交了十块钱汽油费，这次万源的五万块钱贿赂款上交县纪委，虽然客观上造成了省建行贷款不到位，但不能说他上交贿赂款就是错误的，难道一个党员干部把五万块钱留下来居为已有就是对的吗？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次贷款事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把社会的不正之风造成了我们工作受阻的责任划到老郑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郑天良听着黄以恒的话，是真的被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受了这么多委屈，只有黄以恒是最了解他的，他内心里产生了对黄以恒的真诚的愧意。进县政府以来，他总是对黄以恒的决策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进行否定，而黄以恒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正面冲突，表现了一把手宽阔的胸怀和气度，虽说都是为了工作，但他内心里实际上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信任和心理的不平衡。然而郑天良很快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借口，他认定自己绝对是从工作的角度跟黄以恒唱反调的，而一旦争执的事情形成决议后，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就拿合和酱菜厂搬迁和承包来说，虽说跟黄以恒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去厂里做说服动员工作。他觉得他是支持黄以恒工作的，他给“五八十”泼冷水是怕黄以恒在工作中出现更大的漏洞，他这种支持比田来有的肉麻的吹捧和毫无原则的赞扬更真实更诚恳。想到这些，他也就渐渐地内心平静了下来。
黄以恒以一把手强有力的论述证明了郑天良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然性，他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是不容更改的意见。一般说来，领导说话的语气和叙述态度就已经告诉你发扬民主的尺度和距离是多远了，有时候，领导的话一出口就知道讨论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做下级就一致说完全赞成或同意的话，不懂这一点，就说明你的修养还不够，功夫还不到家。所以今天黄以恒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很显然不是为了征求意见才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田来有没说话，但他也没说反对，应该算是弃权，不过这一票弃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郑天良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就成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以恒问郑天良有什么话要说，郑天良被田来有一开会就将了一军，气得情绪有点扭曲了，所以黄以恒让他表态的时候，他仿佛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第一次说了两句套话：“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把这个荣誉坚持和捍卫下去，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改革开放决不能以牺牲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我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我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虽然是候选人，但材料上报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郑天良从县城到省里同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们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前后十多天时间，郑天良好像一直在梦中飞行，那种神圣与庄严的感觉就像一个教徒终于聆听到了神的召唤和上帝的福音。
这一年冬天许多豪华而体面的场景成为郑天良一生最重要的记忆。十一年后，郑天良被枪毙前回忆起这一年冬天北方的天空和阳光，不禁潸然泪下。
吴成业反对同时建五条商贸大道，认为这是穷人摆阔；郑天良反对上啤酒厂，说合安县建五万吨啤酒厂是不切实际的左倾冒进。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即反对“五八十”工程，反对“五八十”工程，等于是反对黄以恒，而他们都是黄以恒在行政干部学院时的同学，小县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风吹草动全城都能感觉到摇晃，所以县城里的政界的人们都说这是“第三梯队”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当中，黄以恒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胸怀，以事业为重，以合安县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忍让妥协，求同存异；也有些人挑拔说黄书记心太软，对两个反对派姑息迁就，这等于是政治上战略退却，等于是放任后院起火。不过，吴成业泥鳅翻不起大浪，他不过是城建局的一个副局长，就像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无关紧要标点符号，完全可以省略或忽略不计，而郑天良就不一样了，他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负责着工业区的建设，他的杀伤力足以毁掉“五八十”工程，而黄以恒不但没有听信别人的谗言，还把“五八十”工程的重中之重交给了郑天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吴成业反对后说不干就不干了，而郑天良却不一样，他虽然在会上反对，但他在会后仍然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形成的各项决议，工作照样地干，这就是说原则性比吴成业强。
吴成业在商贸大道建设中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和反对意见，黄以恒并不跟他计较，就让他在一边负责监管进度，决策上的事和投入的事就不让他插手了，拆迁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让他出去冲锋陷阵了，现在县里成立了拆迁办，合和酱菜厂厂长于江海已经被招工进了拆迁办，转了城镇户口，还当上拆迁办第三小组的组长，享受副股级干部待遇，黄以恒就此事征求郑天良意见时还说对于江海这样的顾全大局的同志应该给予重用，并让郑天良负责找于江海谈招工转户口当股级干部的事，这等于黄以恒出礼金让郑天良出面做人情，郑天良找于江海谈话，于江海很平静，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不想再腌酱菜了。郑天良感到于江海似乎从一开始向他辞职的时候就有些蹊跷，也许他早就跟黄以恒联起手来准备对合和厂下手了，但郑天良不往深处想，他是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吴成业在于江海负责宏光大道沿途农户拆迁后，就轻松了许多，他有时嘴里哼着京剧看于江海跟老百姓打架，实在过分了，他就上前去拉架。于江海干了一个多月，脸上就被划出许多道血痕，凭着血迹斑斑的形象于江海迅速地转干了，成为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国家干部于江海下手更狠了，终于有一天被老百姓砸断了一条胳膊，住进了医院，黄以恒到医院看望了他，称赞他为合安的改革与发展付出了血的代价，黄以恒让宣中阳送去了“蜂王浆”和“中华鳖精”，于江海感动得当场就流下了泪水。郑天良去医院看于江海的时候将他骂了一顿：“我要是再看到你跟老百姓打架，我就叫公安局将你抓起来！”第二天宣中阳告诉于江海，打他的几个老百姓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拘留十五天，外加罚款。
黄以恒将吴成业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开始两人还开了几句玩笑。当领导有时候要学会跟下级开玩笑，开玩笑表示领导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容易造成与民同乐的氛围。黄以恒最近也学会了开玩笑，有下级说黄书记也开玩笑了，黄以恒就说这叫苦中作乐，工作压力这么大，不开开玩笑，让神经松弛一下，那自己的办公室就离马克思的办公室不远了，这话就很有些玩笑的成份了。大家就都笑了起来，那年头有一首歌叫《笑比哭好》，劝人们不管面对如何的挫折都要笑，然而像于江海那样，腿都被打断了你还要他笑，这是不大可能的。
黄以恒将吴成业按到沙发上坐下，就开玩笑说：“你们当过反革命的就是不一样，走路都是横着走，文革中当过反革命的人就跟当过老红军一样，资格太老，谁都不敢得罪你们这些反革命。”
吴成业也被这无拘无束的玩笑弄得情绪很轻松起来，他说：“当过反革命的人就像出家的和尚，牢都坐过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黄以恒说：“是呀，连林彪都敢反，还不敢反县委书记吗？”
吴成业说：“我可没反过你呀，你不能再给我打一次反革命了。”
黄以恒说：“你反‘五八十’工程，算不算反我呢？那我告诉你，‘五八十’垮了承担责任的是我，而不是郑天良和你，我的老同学，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在老同学困难的时候应该帮我一把。”
话题渐渐切入正题。吴成业说：“我能做的事当然会做，我不能做的事想做也做不了。比如说，跟老百姓打架。”
黄以恒说：“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什么打架不打架的，这叫发生纠纷，出现纠纷妥善解决不就行了，怎么能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立起来呢？我今天找你来是让你做能做的事，你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给我设计一些民房总是可以的吧？”
吴成业说：“五条商贸大道你不让我设计，民房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黄以恒说：“商贸大道不是不让你设计，而是你不愿设计，县政府决定设计成统一的五层楼，你非要两层三层四层混着来，最后建出来就像参差不齐的狗牙一样难看，县政府能按照你的思路来吗？”
吴成业说：“不要再纠缠什么历史了，你要把我的历史翻出来，就是反革命。有什么事，你快点下指示吧！”
黄以恒说：“我们县已经被列入了全省改革试点县，所以我们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城市建设、乡村建设都要走在全省的最前面。明年底工业区一期工程投产后，全省的改革试点现场会就在我县开，所以县政府决定，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示范会，经济腾飞的经验会，城乡一体化的观摩会，到时候五条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