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工厂-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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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巧的一群“反资本主义积极分子”路过，并且一言不合与拿着枪械的商团武装大打出手。
这的确让人非常费解，而钟泱从地宫那里得来的消息，这里面似乎有着马子任此人的身影。教唆民众实行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以激化**党和商团的矛盾为根本目标。
其实在‘扣械事件‘发生后两个月里，孙一直未下武力解决事件的决心，甚至打算藉北伐离开广东这个‘不生不死‘的是非之地。促使他最后决心武力解决商团，与来自苏俄政府的财政援助有很大关系。
早在1923年初孙与苏俄政府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时，对方已承诺要给孙中山的**提供财政支持。但直到一年多后的1924年10月7日，也就是广东商团正在发动第二次大罢市时，由苏联军舰装载的第一船武器弹药才抵达广州黄埔。这批武器对孙尤如雪中送炭，既给他带来了惊喜，同时也鼓舞了他的斗志。
在此之前，孙对苏俄政府代表的意见并非每事言听计从。当时在广州的苏俄政府代表、孙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孙中山放弃广东、仓促北伐的决策，极力主张镇压商团，巩固广东**根据地。
孙的军事总顾问、苏俄将军加仑也坚决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坚持‘除非有巩固的后方，也即是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但当时孙逸仙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出师北伐。
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第一批武器援助到来后，以后还将陆续有来，孙必须重视鲍罗廷、加仑等人的意见。10月9日，孙在给姜瑞元的函中，提出为了对付商人罢市后的局面，要成立‘**委员会‘，这一崭新的名词显然由苏俄引进。孙镇压商团的决心一定，鲍罗廷即为他拟定了详细的镇压商团的计划。
10月12日，由孙自任会长的‘**委员会‘成立，鲍罗廷为顾问，领导解决商团问题。13日，广州宣布戒严。14日，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姜瑞元、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
至20日，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江门、清远等地商团陆续被缴械、遣散，以‘扣械事件‘引发的‘商团事变‘最后终于以武力平定收场。在镇压商团过程中，不法军人、地痞和土匪乘机在广州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西关一带大肆烧杀抢掠，其结果是悲剧性的。
整个事情的经过，周华也向钟泱递交了一份经过整理的报告，详细的叙述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十月九日，新任代理广州市长李福林取得商团同意，经孙核准，发还扣械，商团纳款二十万，又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孙于是日下午电令姜瑞元将扣械移交李福林。
但同时又另密电姜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运扣械到韶关，参加北伐。次日，孙再电姜，作同样的要求。姜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
十日下午，商团派队收械，当装运至剩下四箱时，忽有工团军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企图冲过商团防线，为商团击败，事后双方均以挑衅相责。按工团军为廖仲恺所组织，以与商团对抗。而廖仲恺这老实过头的傻蛋，明显是被红门的马子任等亲俄分子给利用了。
商团收械后，发觉不但不足原数，枪械仅有四千支，而原数为九千支；子弹二十余万发，原数二百余万发，而且全是旧械，不是哈佛号运来的新械。
因此十分气愤，发动罢市如故。
十一日，孙仿效苏俄办法，组织“**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兆铭，姜瑞元，谭平山等六人为委员，以弭平商团事变。十二日，吴铁城之警卫军全部回省。十三日，五千军队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
十四日，孙命胡汉民为代理**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姜瑞元为军事委员长，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共同筹划镇压商团事宜。根据日后在美国发表的鲍氏本人所作的报告，是日会议中，即决定以全力围攻西关，一鼓扑灭商团。
各小队伍如工团军，甲车队等统归姜瑞元指挥。又以汪精卫为政治部长，吉少山，廖仲恺，谭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筹划**委员会及各军队的行动。
商团方面，陈廉伯等领导者误以滇军的范石生、廖行超等人与福军的李福林对自己的行动表示同情，又恃各县乡民团为后盾，及外国领事团的同情，天真的以为孙不致采取过激手段，故集中西关，戒严自卫，拒绝复市。
可到了十四日下午，许军，福军与警卫军开始在回澜桥，西门，太平门一带向商团进击，两方相持均四五小时后，吴铁城遂开炮轰击西关。
十五日晨，商团退守西关内围，以街闸为护，与政府军互相射击。十一时左右，政府军唆使理发工人，以三百箱煤油，放火焚城。西关房屋，密切相连，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时火势蔓延，无法控制。下午二时左右，商团遂停止其抵抗。到了晚上，大部份西关已在火焰之中。
根据地宫提交的报告，**政府军占据屋顶，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一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政府军迫退回火区，卒至焚毙。
大火到十七日晨，才自行烧尽。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其惨酷情形，和清兵入关亦不遑多让。
计十五日之一天，大焚劫后，商民之希望孙政府停止焚杀，殆与满清兵入粤时，自第一甫杀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头谢恩，请勿再杀，同一情形。而暴兵于十六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广三码头之放火焚毁，万目共睹，皆知为福军放火。
十六日下午，长堤一带又抢劫如故。至十七日，本为**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政府仍未宣布解严。福军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张民达所部大焚大掠后，又在惠爱西路捕杀人多名，被杀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问何故，捉到就杀，商民生命危险如此。
西关屠城之后，孙在粤很难站住脚了。五天后的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二十四日，冯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北冯南孙，皆苏俄政府企图操纵中国的安排。当年孙，冯行动一致，绝不是偶然的事；。孙中山遂于十一月十三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这次离开，却是再也没回广东。
………【第二百零二章 议评】………
孙逸仙下令焚毁西关，这事的确有之，在取道日本之时就在日本媒体面前公开承认过此事。主要的具体执行着，乃张民达，这个孙逸仙的忠犬，**党的爪牙。
不过说孙逸仙这人残忍嗜杀，却也不对，整件事情的起因经过与结果，更应该算是一场充满遗憾的误会。军工团这个和红门关系匪浅的暴民组织，加上许崇智等内部的军方高层，孙逸仙仅仅是纵容了下属。
真要论是非，也只能说孙逸仙无能。**党治下的广州混乱不堪，以至于商团民团要自己购买军火来保卫自己，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无能。御下不严，甚至是纵容无度，为了整军北伐，居然连军纪也不进行约束。
广州的动荡局面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且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大不以为然，而说到农民，他们认为孙、陈之争纯粹使农民遭殃。因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而导致的持械军队后方骚扰之事，时有发生。
西关事件之后，就连孙逸仙自己也承认：自滇桂联军入粤驱陈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里的官产，是指大元帅府下令收缴社会福利部门进行拍卖的事件，其中包括了福利院、学校、林场以及道观庙宇。
而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资本家来说，并非初衷。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愿看到的。孙也深知这一点。1923至1924年，孙中山曾作过许多努力，试图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
为了解决军队截留税收的问题，孙就反复召集财政会议，迭次下达财政统一令。然而，各军将领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特别是占据富庶地区，省内佛山、南海及北江沿岸的滇军和西江流域及江门一带的粤军。
其将领虽公开表示按照孙的要求，限时交回财权，但时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它各军也步其后尘。上峰虽三令五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响应，此种瓜分税收的恶例一开，几成军人当然享受之权利。故司财者虽数易其人，然终乏朮挽救此积重难返之弊。
1924年9月，廖仲恺兼任大元帅府财政总长和广东省财厅厅长，推行孙的财政统一计划。但各军将领根本不把廖仲恺放在眼里，逼得廖仲恺仅仅10余天便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忧心忡忡地说：“默察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虽欲负责，诚恐力不从心”。
1923年3月7日，鉴于广东商人在贩货途中屡屡遭到兵、匪抢劫，广东省省长徐绍桢下令恢复“广东保商卫旅营”，专职保卫省内河道客货船的航行安全。6月，廖仲恺任省长后，又令广东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卫旅营切实负起缉匪护商之责。
这里的番禺保卫旅营，其实是三区联合政府安排的一支私人武装，算是民团，却从大元帅府那里拿到了正式任命的文书。而代价，仅仅花费了一万二千元，廖仲恺所负责的财政部门，竟窘迫到出售军队番号。
但是，恰恰是政府的这类措施却被不法军人、官员利用，由‘护商机关‘变成‘害商机关‘。为此，孙于6月27日签发《临时军律》共6条，严厉规定军队不得欺压民众。7月上旬，又下令关闭广州市区内约15处‘民军办事处‘，以期杜绝随意拉夫现象。
从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孙的这类命令更加频密，先后下令撤消北江商运局、小北江商运事务所、水陆侦缉联合队、珠江水上保安事务所等等，并令一律撤消广宁、四会一带的‘护商机关‘。至于直接向各军将领发布的严禁扰民的命令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孙的命令如一纸空文，各种名目的稽查队、巡缉队、侦察队非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扰民、害民之事频繁发生。各种投诉不断涌进大元帅府。甚至在孙的眼皮底下，这类现象也毫不收敛。
如1923年底，孙中山刚下令所有军队移驻广州市郊外，不得占住民居。不久，大批军队就以筹款名义，从东江战场涌入广州，大北、南岸一带的民居多被占据，滋生不少纠纷。1924年8月，驻广州的滇、湘、桂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滇湘桂战时军需处‘。该机构一成立，便不顾大元帅府的禁令，宣布对剧院、渡船、汽车、冥钱、棒香等征收一系列新税。
由于整治不法军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孙中山在各军政要人的会议上不禁愤愤地说：“迭次战事，滇军肆意索饷，致我罗掘俱穷，复卖公产，弄到民沸腾，集矢于我。”
在这里，孙逸仙的确也有些冤屈，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些军阀以及下层军官士兵干的坏事，屎盆子全都扣到了大元帅府头上。实际上北伐资金从这里得到的实惠，连五分之一都没有。可御下不严以及治军无方，却是实实在在的。
孙逸仙这人道德上姑且不去说，政治立场倒也值得称道，可这治理地方，**党实在是狗屎一坨。就算是日后的姜瑞元当政，在处理经济的问题上，也重复着这样的老路。至于更后面的红门，好吧，那时候不存在经济一说了。
时至1924年8、9月间，促使孙下决心再次北伐，由经济危机引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对广东**根据地失去信心并打算放弃广东，希望通过北伐，为**另辟一新天地。他在写给姜瑞元的信中就曾说：“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即：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指入粤的滇、桂联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
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将广州还给广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税。这当中包含了他对广东人民的许多内疚和无奈。
说句公道话，孙逸仙出身香山，力行**，未必就没有救国救民的宏大理想。野心自然也有，不择手段也是性格使然，可说他一心一意祸害民众，却也未必。更多的却是时局的无奈，英雄之于世，难免有些疏漏。
可太多的英雄被神化，产生的历史崇拜，却会成为阻碍思想前进的心魔。评价某一个人，应该就事论事，而后论人。论人而不论事，论事而不论人，皆有失偏颇。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孙逸仙这人有野心有决断，想成为**者是肯定的。但想要拯救中国的志愿，却也未必虚假。他最大的问题，还出在行事不择手段上面。
这些权宜之计并非不可，但到了后来，无论**党还是中国红门，全都把手段当做了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人民自主的的权力太过虚幻，无约束之自由的危害性也的确很恶劣。
可在法治建设上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最让人难以忍耐。从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为何中国的**屡禁不止？是道德的原因，还是不民主无约束？根源就出在这人治的国家体系上。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
当领导决定了下属的升职和官路，下面的人便只能投其所好，费尽心思获得上级的赏识。贿赂和**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制度的原因，是人治让贪官得以横行，清官却无能为力。或许在体系刚刚建立之时，领导者还不至于腐朽，尚且能够制止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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