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中国-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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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美国人。”
然而，简妮并没有很多时间想这个相对形而上的问题。很快，大学开学了，简妮在经济系注册上课。第一天去大学，是十月东部天高气爽的好日子，百分之百的蓝天丽日，经济系前面，是一大片绿色的草坡，棕色砖墙的老式教学楼的塔楼上，飘扬着与五星红旗气氛很不同的美国星条旗。简妮向自己教室走去的路上，流下了眼泪。
最初的一星期，是简妮生活中的奇迹。她的英文能力得到了系里教授的一致好评，教务主任亲口告诉她，她是他见到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程度最好的一个。在新入学的外国学生里，她也算出色的。在给外国学生特别开设的英文课上，她直接进了高级班，而且被教英文提高班的老师许诺，要是考试成绩好的话，可以提前结束。简妮多年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大学里得到了肯定，这有力地抚慰了简妮。她心里想，不管为了谁，自己总是在多年的努力中得到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为自己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天去大学上课，简妮都高高兴兴的，还有点自得。在交大和前进夜校，简妮都听到过许多关于美国大学是如何的轻松好混的传言。中国学生大都认为，经过了非人的初三升学考，高三毕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一路过关斩将，能进中国重点大学读书的人，基本上都已学成了人精。如果又将GRE考到600以上，到美国的州立大学读书，真的是小菜一碟。这种弥漫在上海出国学生中的舆论，在第一个星期里，似乎在简妮身上成了美好的现实。
但情况却慢慢地变了。细想起来，简妮觉得变化是从微观经济学课的seminar开始的。在微观经济学的课程里，常常教授会让学生们上seminar。教授出个题，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随便插话。教授将他觉得重要的观点写到黑板上，然后他会给大家一个总结。教授引导学生们自己找到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认识。
Seminar是课堂里最活跃的时候，不停地听到有人说disagree，也不停地听到有人打开铝罐可乐时那“砰”的一声。教微观经济学的海尔曼教授，在同学们的课椅和黑板之间不停地走动，他将领带夹在衬衫的门襟里，象捏钉子似地用力捏着支粉笔，在发言同学的面前歪着头听着，好象有点痛苦地分辨着那些声音后面的东西。有时，他匆匆放下一句好评，说声谢谢，然后大步走到黑板上，将发言中的关键部分写到黑板上，他不怎么会用粉笔，所以那粉笔总是因为他用力过猛而折断，他写得那么快，好象生怕会漏掉什么，那折断的粉笔头就象子弹一样从他手指处飞出去。被教授写到黑板上去的发言，常常通过他的总结，展现出有点经典的容貌，他不断地引用刚刚同学的发言，将它们升华到箴言的层面。那时，整个班上便洋溢着竞赛的紧张，与发现的惊喜。然后，接着的讨论，就在教授留在黑板上的那些关键词的基础上开展，宛如坦克车的履带那样节节向前，不可阻挡。同学们象履带那样紧紧联系在一起，彼此补充，环环相扣。大家的身体不再静静固定在课椅上，手握Big牌的简易圆珠笔，而兴奋地拧动，就象等在高速公路进口的汽车，随时准备在一个车流的空挡，加大油门冲进公路那样，准备说出能被教授记录到黑板上去的那个关键词。黑板渐渐写满，海尔曼教授的衬衣后背和腋窝也潮湿了，而他的脸开始光芒四射。他不停地夸奖发言的同学，great象他手里四溅的断粉笔头一样，纷纷落下。他的鼻子有点翘，他的人中有点长，简妮看着他，就想起迪斯尼动画里黄狗忠诚的脸来。
第七章 Individuality（10）
简妮从没上过这种课。她在课上基本上插不上话。
开始，她有点紧张自己的英文不够好，而且也不象美国同学那么张开嘴就能说，不管自己说的是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他们的问题简单极了，只要找到书看，就能找到答案。简妮认为，他们多半是仗着自己的自信，仗着自己不管怎么样，语法总不会错的优势。简妮不习惯在那么多同学面前长篇大论，而且，她得在心里先将意思用中文想好了，再用英文把句子都
组织妥了，才能发言。她不想出丑。但还没等她酝酿好腹稿，讨论已经深入了。班上的同学已经越来越兴奋地随着深入的主题呼啸而去，而她还在怀疑自己的观点够不够精彩，说出来是不是丢脸。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简妮心里有了被人撇下的，无助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就象中国班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为大家讲解和演算新的公式，同学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唱山歌似地回应着老师的询问，而不理解新公式的同学，总是在这时跟在大家的声音里滥竽充数。简妮想起来，自己那时很喜欢看到他们努力藏着的无助。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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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minar上，老是沉默，象块石头一样，令简妮尴尬和震惊。她摆出专心听别人发言的样子，和东方人的娴静。她怕同学发现自己的思维根本跟不上，所以，她紧张地捕捉着每个人话里的意思，但凡有一点点幽默的地方，她都抢在大家还没笑出来的时候，先出声地笑了。这种为了表白和捍卫自己尊严的紧张，在简妮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里，还是第一次遇到。窘境来得是这样不由分说，简妮得全力抵挡。她在课上为了不显得自己被集体撇下了，总是忙着将头转来转去，认真地听，努力地做出反应，
有一次，坐在简妮两侧的同学争了起来，一个说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只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社会不够负责，另一个人说政治才对社会负责，资本根本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大家应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要讨论的。简妮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她的思想突然被那个同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概括照亮，她发现自己一直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不得要领，是因为自己学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剩余价值”上面纠缠不休，没有想到过，原来资本不光是血腥的圈地运动，还有资本成长本身的许多规律。她想要谈出自己这一点体会，她相信这是美国同学无法做的比较。但这个问题被海尔曼教授轻轻一拉，就带过去了，他认为他们跑题了。“你们把简妮的脖子累着了。”海尔曼教授说，大家都笑了。简妮的心却为之一震，她想，自己将头转来转去的样子，一定显得很蠢。
简妮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从前在中国，要是班上同学都回答不出来，答错的同学一个个站在座位前竖着，最终，都是老师请她起来，说出正确答案，为大家解围。老师还愤愤地责怪那些同学：“不是都教过的吗！”要是题目简单，老师都不让她说，要她给别的同学发言的机会。她太不甘心。后来再上seminar，她只看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尖起耳朵听着，等待一个自己能插进去说话的机会。简妮紧张得耳朵里嗡嗡直响，以至于要听懂同学们的讨论，都感到吃力。她要找一个机会把自己插进去，就象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等待飞驶而过的车流中的一个空挡，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是智慧的，有创见的，可以一锤子定音的。简妮又急又恼，又害怕自己别人看到自己的这份紧张，所以她不时笑一笑，表示自己在注意，很从容。但是她恨自己这样，她想起自己从前英文班上的差生，也是这样被活跃的课堂排除在外的。简妮怕班上的同学认为自己连英文都不会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样子，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就是不想再在脸上笑笑的，对同学东张西望。交大的英文班上，有一个女生，什么也听不懂，但她又想掩饰自己的不懂，就是这样脸上高深莫测地笑着，望着大家，装出不愿意与大家讨论的样子。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smiling lady。一到老师在课堂上讲英语笑话，简妮常常促狭地特意转脸去看她的反应，让她受窘。如今，她不能容忍自己也成为smiling lady。
简妮焦虑地望着海尔曼教授。他抱着胳膊，正笑眯眯地听着大家说话。简妮想，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程度，他总不至于误解自己。
海尔曼教授注意到了简妮的目光，他在一个短暂的停顿里，扬声对简妮说：“嘿，简妮，简妮一定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你不必太谦让，大声地说出来吧，和我们分享。”班上这时安静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简妮。
“我的观点是，”简妮惊骇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又弱，又轻，还发着抖，与同学们的声音比起来，简直就是毫无把握的声音。
她不由地顿了顿。
班上更静了，能听到头顶上日光灯整流器工作时发出的嗡嗡声。
简妮对自己狠狠地说，我GRE能考到600以上，又能差到哪里去！然后，她加大音量，奋力说出自己在心里组织好了的句子。她引用书里的观点，甚至引用了《Harvard Business Review》里的观点，表示自己有很广的阅读面。她努力克服着突如其来的结巴。但她很快听到，有人在座位上发出悉悉嗦嗦的声音，有人“乒”的一声打开了可乐罐。她知道，那是有人觉得她说的无聊。简妮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发言是无聊的，平庸的，不雄辩的，不生动的，她看到对面的男生将自己的手指伸到嘴里，细心地啃起指甲来。这个动作真让简妮受打击。简妮说不下去了，“Anyway。”她踌躇地说，草草结束了发言。经过一个短暂的安静，她想那是对她的礼貌，也是对她发言的冷漠。然后，同学们又接着回去讨论刚刚被她叉开的问题。
第七章 Individuality（11）
在别人咭咭呱呱的说话声里，简妮先是松了一口气，她终于不再被人注视了。然后，她心里爬出了一些冰凉的东西，象阿克苏初冬时带着冰茬子的水那样尖锐和寒冷，那是她心里的失败感。简妮对它并不陌生，在学习中，要是考试失利，它就象冰茬子水那样漫上心头。学习上的失利，能让简妮体会到失败里面夹杂着的没顶般的恐惧。从来就是这样，她总是在没顶的恐惧里奋力挣扎出来。再穿上自信的衣服。简妮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伤痕累累的，只是穿着衣服的话，就什么也看不见。简妮和范妮不同的地方，在于简妮比范妮更有勇气面对真
实的自己，她不象范妮那样只能做鸵鸟。每当失败感来袭的时候，简妮都会忍着痛苦，强迫自己睁大眼睛去看那惨不忍睹的现实。把自己钉在那里不肯轻易离开，直到对自己的厌恶化为反抗的力量。简妮因此而理解了那些因为失败而自杀的人，她知道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而是因为自己太厌恶自己的失败了，心中的骄傲不能容忍，只能惩罚自己的生命。简妮意识到，自己的英文是没有问题，但现在，英文是大多数同学的母语，他们更没问题。从此，英文已不再是她的绝对优势。别人用英语阐述自己的观点，吸引别人，而自己却不能。自己拿不出独立的观点，可以和同学们比肩。
她意识到，自己成不了经济系的优等生。她并不怕苦，也不消极，象范妮，无论要怎样刻苦学习，她都能做到。但是，要做到事事都有自己的观点，鲜明，而且理性，这不是靠用功就能做到的。简妮本来靠中国优秀的成绩建立起来的自信，还有靠自己家的历史建立起来的对美国特殊的归宿感，突然变了质。象夏天没有放进冰箱里过夜的切开了的西瓜，在炎热的天气里放坏了，本来汁水饱满的，娇嫩的瓜瓤，突然就萎缩下去，象擦过污水的草纸一样，让人连碰都不想碰。她终于感到，美国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对这样的体会，简妮很焦虑，而且厌恶，但手足无措。她能感到，自己身上，象夏天变质的西瓜流出污水一样，流出了软弱，畏缩，强颜欢笑的样子。每次上Seminar，就象在上刑。
在美国的生活也开始让简妮觉得窄逼，这是简妮从前没想到的。在新疆，虽然家里其实没什么钱，爷爷也不可能资助给他们。但爸爸妈妈在新疆仍旧坚决地维护着心理上富人的优越感，对新疆的糖果，饼干，菜式，服装，房间布置，他们都有诸多挑剔，而且也都有自己的讲究。爸爸用两个旧卡车轮胎做的沙发靠椅，妈妈织的阿尔巴尼亚花纹的粗线毛衣，一直有力地支持着简妮富人的感觉。在场部中学的教工宿舍里，王家的生活方式是大家都羡慕的。
在美国，简妮的功课很紧张，又不想在住处的厨房里做中国饭，所以，她去学校食堂吃饭。虽然学校食堂价钱上算是优惠的，但简妮还是觉得太贵。她开始学同学的样子，到学校的超市的熟肉柜台里去买现做的三明治吃，这样比在学校食堂吃要省钱。后来，简妮发现要是自己买面包，火腿，生菜和西红柿做三明治，比那更省钱。于是，简妮就开始这么做。只是，这样要好几天才能吃到一次真正新鲜的三明治，一包吐司吃到最后一天，常常又干又硬，完全失去了面包的香味。这样是比较省钱，但吃得很不舒服，好几天吃不到热的食物，简妮发现自己路过主街那些热气腾腾的餐馆时，居然象巴普洛夫实验里的那条狗一样口水直流。
为了节约用那些始终能闻到消毒水气味的钱，大概里面也有惩罚自己的意思，或者还有要窝胆尝薪的故意，简妮要直到自己的极限了，才去学校食堂吃一次饭。学生餐厅在高地上，晚上坐在落地玻璃窗前，能看到远远的一片灯光璀璨之处，有人告诉她，那里就是曼哈顿岛。那两个象雪条一样的青白色的东西，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简妮想到自己在曼哈顿岛上的漫游，回想起Saks顶楼上，成千上万的换季折扣衣物掠过指尖的感觉。被自己的认同之地排除在外的痛心总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让简妮想到刚回到上海时的时候。学生食堂的食物里常常有奇怪的忌司气味，忌司被融化时略臭的气味，让简妮从心里往外恶心。她点的食物常常不能下咽，简妮不知道，这是因为她还没有对美国食物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