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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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样，均田制度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容易走向一个极端，最终，变得腐朽，进而破坏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坏。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李唐定鼎关中时，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推行均田令，为的就是鼓励农民拓荒，刺激经济发展，而且成效显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简单说来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唐朝的赋税制度刻板教条，其基点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所谓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
甚至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为了扩大财政来源，李唐王朝也曾想过各种方法。肃宗、代宗与德宗间，宰相刘宴“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其中，盐、铁、茶、酒专卖，曾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岁入。
赵赞则试行过“税间架，算除陌”。前者为房产税：房屋以二架为一间，上间上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
后者为交易税：公私贸易，千钱者上税20％，超过者依50％。物物交换者，参照物之价值上税。不过，赵赞之税因为“民益愁怨”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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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税制改革，则有赖于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
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
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后世的税收观念来看，此举措颇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
第四，“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商人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同样要缴纳赋税徭役。第五，税收每年分夏秋两次上缴，“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但杨炎的两税法遭到陆贽等人的严厉批评，陆贽以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而“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结果导致了“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鉴于唐后期衰败的现实，德宗皇帝采纳了两税法，一直到唐代灭亡。杨炎大胆的改革虽然不无创新之处，但毕竟与传统的财税传统相冲突，结果是他也不得善终。。
值得肯定的是，杨炎以“财产”替代“土地与人头”的税收思路，预示着封建税收向资本税收的发展方向，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得益于杨炎的两税法。
杜睿在麟德殿内畅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两父子听得也是目瞪口呆，他们虽说是这个天下最为尊贵的两个人，在某些领域也颇有建树，但总归眼界不宽，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现在被杜睿一说，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李家这个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隐患。
或许一两代人看不出什么，但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动摇的都将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一想到日后大唐王朝的衰退，太宗和李承乾都不免冷汗淋漓。
太宗道：“贤婿！似你所言，可有解决之道！”
刚才杜睿只是将均田制度和目前大唐所行的赋税制度批驳了一番，但是却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看着太宗孜孜以求的眼神，杜睿的心中也是一阵矛盾。
要想解决，当然有办法，但是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若是太宗心动之后，让他推行，杜睿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历朝历代的变法先驱，哪个能有好下场，商鞅变法强秦，最终却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李俚变法强魏，却万箭穿身而亡，范仲淹老而困苦，王安石激进遭贬，虽称得上青史留名，但却饱受流离之苦。
杜睿也是个普通人，虽然有着重生者的先天优势，但毕竟还没有伟大到为了天下，不顾自身的地步，当初刚一重生，得知自己是杜如晦小儿子的时候，他甚至还兴起过做一辈子纨绔子弟的念头。
但是明哲保身，知难而退又不是杜睿的性格，和历朝历代，倡导变法的先驱相比，杜睿所处的环境明显要好得多，而且生逢明君在位，若是能得到君主强有力的支持，杜睿未必不能成功。
范仲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宋真宗的软弱，以及刘娥的跋扈专权，最终他的改革还没开始便夭折了。
王安石虽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无奈后党势力庞大，豪门大族集体抵。制，最终才被司马光掀翻，导致变法失败。
可杜睿遇到的确实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华夏历史上最为大的帝王之一，而且如今大唐定鼎天下时间还不算长久，朝野上的势力，也并非豪门大族一家独大，那些跟随着太宗披寒露，斩荆棘的功勋派在朝中的势力也不可小视，若是能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杜睿倒是很有信心，做出一番成就。
想到此处，杜睿便道：“圣上！若要消除这些隐患，微臣主张变法，当施以雷霆手段，震慑宵小，变法方可以成功！”
太宗闻言，心中微微一惊，其实他刚才听着杜睿高谈阔论之时，便想到了杜睿要做什么，当初看杜睿那部《资治通鉴》之时，他就感觉到杜睿对商鞅十分推崇，没想到杜睿这小子不单单是崇拜，还打算效仿。
只是变法一事，太宗也不敢轻言许诺，一国之法关乎根本，一旦稍有不慎，则国乱岁凶，更何况杜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难免性情急躁，行事急功近利，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刚刚平定的天下，可又要乱起来了。
可世间万物都是一个道理，变则通，不变则亡，刚才听了杜睿的话，太宗也想明白了，这大唐的江山，虽然目前看上去如同铁打的一般，但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却存在着足以致命的隐患，这些隐患要是交给后世儿孙，谁知道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太宗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王德！”
太宗突然喊了一声，自打杜睿进殿，一直在外面守候的王德连忙跑来进来：“圣上有何吩咐！？”
太宗想了想道：“你速去传旨，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前来觐见！”
王德领旨下去了，杜睿看着，心中也是稍定，看得出太宗已经下定了决心了，只是有些不相信他，这才招了这几位老成练达的肱股重臣前来商议。
王德去了，麟德殿内的对奏并没有结束，接着太宗又问到了杜睿所陈三事的最后一件一一科举制度！
目前大唐奉行的科举制度，起源于前朝大业元年，魏晋以来，对人才的考量择仕，采用的都是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九品中正制又是源于察举制，称得上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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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到了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至此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但是一直到了如今贞观年间，科举制度依然未能完善，后来的历朝历代也只能不断的摸索，变形，最终导致了畸形，在明清两朝，甚至演变成了八股取士的荒唐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不完善，不但不能做到为朝廷输送人才的目的，甚至还有可能对社会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随意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杜睿并没有将这些弊端说的太过详细，只是简单概括了一下，可就是这思想僵化，争名逐利，官场**，三句话，就将太宗又一次震撼了。
事实上，太宗登基之后，也曾对科举制度做过一些改革，将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太宗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也被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杜睿批驳的一无是处。
太宗听着又是惊讶，又是气恼，可是却无法反驳，他知道杜睿所说的这些，在以后都将成为现实，就像府兵制度，均田制度一样，都将成为大唐江山的隐患。
太宗正想问问解决之道，长孙无忌等人也到了。
太宗沉吟了一阵之后，说：“今日召众卿前来，乃是有要事，众卿且先看看这个！”
说着便让李承乾将杜睿所言三事的奏本递了下去，一场关系着大唐江山命运的内廷密议，便在这麟德殿内悄然召开了。
正文 第三十一章 敢为天下人不敢
“大唐帝国贞观二十二年，黄帝纪年3333年，发生在大唐帝国中心帝都长安城太极宫正殿内的一场朝会，正式开起了贞观盛世的序幕，也同时奠定了大唐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而作为大唐帝国第一贤臣的杜睿也从此走上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