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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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司米羊毛衣和尼龙泳装，胸部在衣服下摆动，但从没有过任何的出格。我只能从理论上解释说，这是战前克拉科夫天主教僵硬刻板的教条的心理延伸。毫无疑问，这对她来说一定是难以摆脱的，所以她必须用这种方法来掩藏自己。再者，退一步讲，我想她可能不愿向外界暴露过去的苦难是如何肆虐她的身体。她的假牙有时会脱落，她的脖子上还留有皱纹，手臂上的肉仍有些松弛下垂。
但到现在为止，内森长达一年的帮助她恢复健康、变得丰满起来的计划看来已经奏效；至少苏菲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她已经开始有点解放，尽量将那对美丽的带有浅色斑点的Ru房露出一半，尽显一个女人的风韵。我颇为欣赏地看了它们一眼。我想这一切都归功于了不起的美国营养，把我从对她那比例非常协调的美妙臀部的渴望中稍微有些转移。现在我知道，她之所以盛装打扮，穿上如此性感的衣服，是因为这是内森非同寻常的一个夜晚。他将在今晚向我和苏菲披露一个有关他的工作的好消息。苏菲说，用内森的话来讲，那是“一枚炸弹”。
“什么意思？”我问。
“他的工作，”她答道，“他的研究。他说今晚要告诉我们他的发现。他们终于有了突破。”
“太好了。”我说，有点激动起来，“你是说他一直在从事的十分神秘的研究？他终于有眉目了，是吗？”
“那正是他的话，斯汀戈！”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他今晚就告诉我们。”
“上帝，太棒了。”我说，突然心里掠过一丝轻微但很明显的颤栗。
我对内森的工作一窍不通，尽管他曾对我详细（但总的来说是令人费解）解释过他的研究工作的性质（酶，离子交换，具渗透性的膜等等，还有可怜的兔子胚胎），但他从未透露过——我也从未启齿询问过——有关这复杂、深奥、具有挑战性的生物工程的研究目的。从苏菲的话里还可了解到，他也一直让苏菲蒙在鼓里，对他的事业一无所知。我最初推测——即使对我这样一个科盲来说也不至于太离谱（就在那时，我开始后悔把大学时光都耗费在华而不实的东西上。那时我完全沉浸在诗歌之中，对政治不屑一顾，对粗俗肮脏的世界嗤之以鼻，每日只对《坎尼翁评论》、新文艺评论和离奇的艾略特先生顶礼膜拜）——他在试管里创造生命。也许内森正在发现一种人类战胜目前那些可恶疾病的新方法，最美妙、最奇特的方法。我甚至想象内森正在试管中制造超人的微小胚胎，只有一英寸高，方下巴，胸前纹有“S”字样，而《生活》杂志正准备把它刊登在彩色封面上。但这只是瞎猜，其实我什么也不懂。苏菲突然带来的消息使我像触电似的浑身一震。我想知道得更多一些。
“他在我今早上班时打来电话，”她解释说，“在布莱克斯托克诊所，说他想和我共进午餐，给我说点事儿。他的声音很激动。我无法想象是什么事儿。电话是从他的实验室里打来的，这很不寻常。你明白吗，斯汀戈？因为我们从没一起吃过午饭。我们上班的地点相隔太远。再说，内森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再在一起吃午饭未免有点太……太过分了。可是他今早打来电话，声音很兴奋。他坚持要这样，于是我们到了一家意大利餐馆，就在拉法叶广场旁边，那儿是我们去年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噢，内森简直兴奋坏了！我还以为他发烧了。我们吃饭时，他开始告诉我发生的事。听着，斯汀戈，他说今天早上他和他的小组——就是研究小组，终于取得了最后的突破，对此他们期待已久。他说他们已到了最后揭秘的边缘。哦，内森高兴得饭都吃不下了！你该明白，斯汀戈，就在内森对我说这一切时，我记起来一年前正是在这张桌子旁，他对我讲起他的工作，他说他正在从事一些神秘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他不能对外说，即使对我也是如此。但我记得一点——我记得他告诉我说，如果研究成功，它将成为医学界的一大进步。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在做，还有其他人的努力。但他对自己的贡献十分自豪。后来他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他说它将赢得诺贝尔奖！”
她停了下来，我看见她自己也兴奋得满面红光。“上帝，苏菲，”我说，“这太奇妙了。你以为那是什么？难道他没给你一点暗示吗？”
“没有。他说一定要等到今天晚上，他不能在午饭时告诉我。他说他们已取得重大突破，但离最后的成功还有一步之遥。像普费泽这样的制药公司保密制度相当严格。这就是内森有时候神秘兮兮的原因。我理解他。”
“你以为几个小时会有什么区别吗？”我说，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是没什么区别。可是他说有。好了，斯汀戈，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很令人敬畏吗？”她紧紧握住我的手，直抓得我的手指都有些发麻了。
苏菲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的时候，我想到了癌症。我已真正兴奋与骄傲起来，渴望与苏菲共享她的那份幸福。是治癌良方，我一直这样想着；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女巫的儿子，一个科学天才，一个我有幸称他为朋友的人发现了治癌良方。我向招待打手势再要点啤酒。他妈的治癌良方！
但就在这时，有那么一瞬间，苏菲的情绪似乎出现了一丝很微妙的变化。兴奋、得意的情绪一下子溜掉了，一种忧虑悄悄溜进她的声音里，就像在信后附上的一句阴郁不快的话，整封信的兴奋只是铺垫，一切只是为了最后那句冷冰冰的附言（“又及：我要离婚”）。“后来，我们离开餐馆，”她继续说道，“因为他说在回去工作之前，要给我买点东西以庆祝他的发现，买点今晚我们聚会时穿的衣服，要时髦、性感的，所以我们去了一家精品店。我们以前也去过那儿。他给我买了这个胸罩和衬衣，还有鞋、帽、手袋。你喜欢这个胸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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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极了。”我说，这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是很……迷人。不过，斯汀戈，问题是这样的，当他付了钱，我们正准备离开时，我发现内森有点不对劲儿。我以前也见过他这样，不常出现，但总把我吓得半死。他说他突然头痛得厉害，就在脑后，这儿。同时，他脸色苍白，开始出汗。我以为是情绪太激动的原因，于是我让他回家去，回耶塔的房间躺一会儿，下午就别去上班了，可他说不行，他必须回普费泽，还有好多事要做。于是他向店老板要了三颗阿司匹林。他平静下来，不再那么兴奋，甚至还有些忧郁。后来，他平静地与我吻别，说他今晚一定来见我，就在这儿——和你一起。他想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郎第饭店吃一顿丰盛的海鲜以示庆贺，庆贺他即将获得的1947年诺贝尔奖。”
我不得不告诉她不行。因为父亲的来访，我不能参加他们今晚的庆功宴会。想到这里我觉得遗憾之极；多么令人失望啊！我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任何人都急切地想要知道的惊人消息，我却不能在它被宣布时亲耳听到。“真是太遗憾了，苏菲。”我说，“只是我必须去接我父亲。不过，也许在我走之前，内森至少可以告诉我他的发现是什么。等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再在那个晚上庆贺一番。”
她好像并没听我说，而是轻轻地自顾自地说着什么，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先兆。“我只希望他不会出什么事。有时他太兴奋太激动时，便会头痛难忍，汗水会把衣服浸透，像淋了雨似的，然后兴奋便荡然无存。哦，斯汀戈，不是每次都这样。但有时这会使他变得非常非常奇怪！他兴奋异常，飘飘欲仙，像一架飞机向上飞呀飞呀，一直飞到空气稀薄的平流层，然后再也飞不动了，只能掉下来。我是说完全掉下来。斯汀戈！唉，我希望他一切都好。”
“听我说，苏菲，他会好的。”我向她保证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任何一个有内森这种经历的人都会有些不同寻常的举动。”虽然我没有她那种深深的忧虑，但我承认，她的话令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把它们统统抛在脑后。我只盼着内森带来胜利的消息，给我们讲一讲已让我着急半天的秘密。
自动电唱机开始转动，酒吧陆陆续续挤满每晚的常客——大部分是中年男子，大腹便便，即使在仲夏也脸色灰白。他们就住在公园后面的那片犹太人聚集地，米色的砖砌房屋在那儿一排一排地延伸开来。现在他们酒瘾大发，直奔酒吧而来。很少有女性敢贸然独自到这儿来。邻桌都是常客，面带倦意，臃肿肥胖——但现在，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两个满脸堆笑的修女在苏菲和我面前弯下身子，把一个圣餐杯摇得叮当直响，嘴里嘟嘟囔囔地，以圣·约翰的名义向我们要求施舍。她们的英语十分生硬，看上去像意大利人，长得丑陋不堪——尤其是其中一个丑陋至极，嘴角处长着一个大得吓人的粉瘤，形状、大小与大学生俱乐部里的蟑螂差不多，头发像玉米须一样散乱地挂在脸上。我把目光移开，从口袋里摸出两枚银币给了她；但是苏菲却对着叮当作响的杯子说：“没有！”口气十分坚决。两个修女不约而同地往后一缩，急忙离开了。我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她。
“这两个修女运气真糟，”她郁郁地说，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我讨厌她们！她们不是很难看吗？”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可爱的天主教姑娘呢。”我开玩笑地说。
“我曾经是的，”她回答说，“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即使我还信仰宗教，但我还是恨她们。又蠢又笨的Chu女！面目如此可憎！”她浑身一激灵，摇了摇头：“太可怕了！哦，我多么恨那愚蠢的宗教！”
“苏菲，这就奇怪了。”我打断她，“记得几个星期前，你曾对我说你的童年是如此虔诚，讲过你的信仰，一切一切。为什么又……？”
她又一次摇摇头，把纤细的手指放在我的手背上。“求求你别说了，斯汀戈，那两个修女让我觉得恶心。她们又臭又邋遢，那么醒目……”她有些困惑，不知该怎么说。
“你是想说刺眼吧。”我说。
“对，刺眼。她们的上帝一定是魔鬼，斯汀戈。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存在的话。一个魔鬼！”她停了一下，“我不想说宗教。我恨它！那是文盲和低能儿的崇拜物。”她瞟了一眼手表，说：“都过了七点了。”她的声音有些着急。“哦，但愿内森一切都好。”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我又一次安慰她说，“苏菲，那项研究工作，或者说是攻关，不管是什么吧，肯定给了内森太大的压力。那种紧张必然使得他的行为有些怪异，反复无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必为他担心。如果我遇上什么难题也会头疼的，尤其是这种能获得惊人收获的事儿。”我说，还想再加上几句。我拍拍她的手，说：“不管怎样，现在放心好了。他再过几分钟就要来了，我敢肯定。”
这时我又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的纽约之行。（我真诚地讲起他的慷慨大方，对我的关怀备至，他的道德信仰，但没有提到阿提斯特以及他对我的奋斗目标所起的作用。我怀疑苏菲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是否足以理解我与那个黑人男孩因这笔钱而产生的复杂关系。）我继续说，我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幸运儿。我得到了父母无私的宽容，以及甚至有些盲目的信任。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儿子能够在艺术殿堂里折冠夺桂。我有些伤感地断言，如此目光远大的父亲让我有些害怕。我开始感觉到嘴唇因啤酒而有些发抖。
“啊，你真幸运还有父亲，”苏菲悠悠地说，“我真想念我父亲。”
我有些不好意思——不，不是不好意思，应该是不太自然吧；我突然想起几周前她曾对我讲起的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和克拉科夫的其他教授们像猪一样被赶到一起，然后被纳粹的机枪在寒冷的冰雪中枪杀。我想，上帝啊，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毕竟没受到什么伤害。哦，我们都曾勇敢地参战，做了应做的事，但比起无数的欧洲殉难者来说，我们失去的父兄的人数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太幸运了——幸运得让我们有些无法消受。
“时间已过去很久，”她接着说，“现在我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伤心，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正是这一点使整个事情更糟，斯汀戈！你想，所有的坏蛋——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法国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这些罪人都逃脱了惩罚，那些杀犹太人的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德国，在阿根廷；而我父亲——一个好人——却不得不死去！这不足以使你对上帝失去信心吗？当上帝把身体背对着你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她像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的这段话令我大吃一惊；她的手轻微地抖动着，然后她平静下来，又一次——好像她已忘了曾对我说过，或许再说一遍可以让她感到一些安慰——讲起她父亲多年前在卢布林冒着生命危险从俄国人的大迫害中营救犹太人的故事。
“L‘ir·nie在英语里怎么说？”
“讽刺？”我说。
“对，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冒死救犹太人，自己却死了，而屠杀犹太人的人还活着，有很多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我想，就世界而言，那不算是一种讽刺，苏菲。”我简练地总结性地下了一个很严肃的结论。这时我觉得需要去放松一下。
我站起身朝男厕走去，觉得皮肤有些发烫。这都是因为啤酒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枫苑的男厕。在那儿，我稍稍前倾着，对着小便池酣畅淋漓地放出如小溪清澈的尿液。墙那边隐隐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乐曲，罗哈多小子、沙米·凯叶还是谢普·菲尔兹，管他呢，我可以细细地想想自己的心事。二十二岁，多好的年龄，喝得微醉，知道自己案头上的工作进展顺利，创作热情高涨不衰，沉醉于托马斯·沃尔夫的赞美诗之中——确信青春的活力永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