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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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吗，我甚至在学会说波兰语之前就会说德语了，所以以后我第一次进教会学校时，我就能用德语去骗骗别人。
“你知道，克拉科夫是个很古老的城市。我们的房子离市中心广场不远。广场中心是一栋很漂亮的建筑，大约建于中世纪时期，它的波兰名字叫Sukiennice，在英语里应该是纺织大厦之类的意思。那里面是一个大市场，买卖各种各样的布料和纺织品。圣玛丽教堂上有一个钟楼，很高，但并不敲钟报时，而是由真人站在栏杆前，吹号报时。晚上，那声音很美，有一种很悠远、忧伤的感觉，有些像巴赫管弦乐组曲中的号角声。这声音总让我想起神秘的古时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总爱躺在黑暗的房间里，听着楼下的马蹄声。波兰那时还没有多少汽车。快要睡着时，我总能听见那些人在钟楼上吹号，那么忧伤、遥远。那时我总是想着时间这个神秘之物。要不，我就躺在那儿想着钟。在我家走廊里有一个很古老的座钟，是祖父母传下来的。有一次我把后盖打开了，钟仍然走着，我朝里看去，看见了里面所有的杠杆、齿轮，还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红宝石。于是，到了晚上，我就躺在那儿，在钟里尽情发挥着一个孩子的想象：我吊在那大钟里的一个弹簧上，看着那些杠杆摆动，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还有那美丽晶莹像我的头一般大小的红宝石。想着想着便睡着了，带着那钟进入了梦乡。
“噢，克拉科夫留给我的回忆太多，太多了。我简直无法一一描述！那是多么好的年代啊！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岁月，即使波兰这么一个贫穷的还在经受内乱的国家也是如此。内森认为我在夸张我的那段好日子。他总是挖苦波兰。我告诉他我的家庭，以及我们过着多么文明的生活，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真的。……你们在星期天玩什么呢？……他对我说，……朝犹太人扔土豆吗？……你瞧，他能想到的波兰就是如何反犹，而且总是讽刺挖苦，拿它来开玩笑，这让我觉得很伤心，因为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波兰的确以反犹著称。这让我觉得十分羞愧。就像你，斯汀戈，就像你面对南方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虐待一样。不过我告诉内森，不错，波兰的确有过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他必须明白，真的，必须理解，并非所有的波兰人都像这样，还是有一些好人、正派人的，比如说我的家人，他们……噢，这一切都让我为内森感到伤心，他太……他完全被困扰了。我想我得换个话题……
“对，谈谈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回忆总与大学有关。那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约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除了教师女儿的生活之外，我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类型的生活。或许这就是我对那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的原因。斯汀戈，将来你一定要去波兰看看，写一写她。她太美，太令人伤感了。想想吧，我在那儿生活的二十年，也就是波兰仅有的自由的二十年。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波兰几百年历史上惟一的一次自由！我想，难怪父亲常常说，那是波兰最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这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知道吗？在大学和中小学里，你可以学到任何一门你想学的功课；人们尽情享受生活，学习，读书，听音乐，在春季夏日的周末到乡间度假。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对音乐的热爱不亚于对生活的热爱。真的，我们总在听音乐会。我小时候住在这所房子……这所古老的房子里，晚上我总是醒着躺在床上，听妈妈在楼下弹钢琴，舒曼，或是肖邦，要不就是贝多芬，史卡拉特，巴赫。她是个不错的钢琴家。我就躺在那儿，听着音乐在屋子里飘荡，觉得是那样温暖，舒适，安全。我总想，没有人有我这样的父母，有我这样的美好生活。我还会想，我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会结婚，嫁给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优秀教授；也像母亲那样当个音乐教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和教孩子。这样的生活太美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克拉科夫本地人。我母亲出生在洛兹，父亲是卢布林人。他们在维也纳读书时相识。父亲在奥地利科学院学法律，母亲则在同一城市学音乐。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经常去做弥撒，上教会学校。但并不是说我是个狂热、顽固的宗教狂。我十分信奉上帝，但我的父母并不如此……你看，我不知道英语该用哪个词，法语好像是……是的，严厉。他们并不那样。他们非常开明，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总是投劳工党或民主党的票。我父亲仇视毕苏斯基。他说，这个人比希特勒更仇恨波兰。毕苏斯基死的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好多荷兰杜松子酒以示庆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尽管他总是喜欢谈论波兰那段好日子，但我知道他很郁闷，很焦虑。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那已是1932年了，我听见他用一种忧郁的声音说，这日子不会长久了，就要打仗了。命运总是不让波兰永远和平安宁下去。我还记得，这话他是用德语说的。在我的家里，我们说德语的时候比说波兰语的时候更多。至于法语嘛，我在学校里说，而且相当不错，但我觉得不如德语那么容易。这就是维也纳对我的影响。我父母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父亲在那里当法律教授。那时学术界都用德语交流。母亲做得一手相当出色的维也纳风味菜，当然她也烧波兰菜，不过波兰菜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菜系。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克拉科夫那间大厨房里做的那些菜，噢，还有她做的那些美妙无比的甜食，有一道叫梅特尼布丁的东西，里面有栗子、黄油和桔子皮。
“我知道，我这样唠叨会让你心烦，不过我父母真的都是很出色的人。你瞧，内森现在很不错，很平静，他正处于良好状态之中。说……状态……，对吧？但如果他处于不良状态，正在气头上的话，就会像你第一次看见的那样，我这样说他，他便会对我尖叫，不停地骂我是反犹的波兰猪。噢，我从没听过他骂的那些脏字，不管是英语的，依地语，还是别的什么语言。他总是骂着同样的话：……你这肮脏的波兰猪，你要杀死我了，就像你们这些肮脏恶心的波兰猪杀死犹太人一样！……我想和他说话，但他根本不听，只顾气得发疯。我也知道，在这种时候跟他说波兰人的好处，跟他讲像父亲那样的人，根本没用。我父亲生在卢布林，那时还由俄国人控制着，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惨遭屠杀。父亲年轻时，曾和他的一个当教士的哥哥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三个犹太家庭藏起来，躲过了那场大屠杀，躲过了那些哥萨克士兵。这是妈妈告诉我的，因为父亲从不愿提起这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内森怒气冲天时对他说这些，他只会骂得更厉害，说我是又臭又脏的波兰骗子。噢，那种时候，我只能对他耐心些。我知道，那时的他十分虚弱，状况十分糟糕。然后，我只能走开，一声不吭地想想别的事儿，等着他把气发完。到时他又会对我非常和蔼、温柔，充满柔情蜜意。
“我第一次听父亲说起大屠杀，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战前一二年吧。那是报纸上刊登纳粹对德国的犹太教堂和犹太商店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毁的时候。我记得父亲第一次提到卢布林的那次大屠杀。他说：……先是从东边往西，这次是从西边往东。……我并不完全懂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因为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人不像别的地区那么多吧，不管怎样说，我觉得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该受到迫害或成为牺牲品。我想我还不怎么懂事。那时，我和卡什莫尔结了婚。你瞧，我结婚很早，太年轻了，还像个小姑娘，以为美好的生活会永远这样舒适、祥和、安宁地继续下去，妈妈、爸爸、卡什莫尔还有卓娅（这是我的昵称）幸福地生活在这幢大房子里，吃着别致的波兰菜，看书，学习，听巴赫的曲子，直到永远。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那么傻。卡什莫尔是数学教师，我是在父母所在的大学为青年教师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他的。结婚后我们曾打算去维也纳，就像我的父母那样，卡什莫尔到奥地利科学院读数学博士，我学音乐。我从八九岁时便开始学弹钢琴，到那里后可以在名师弗罗·西曼的门下继续深造。她曾教过我的母亲，尽管那时她已经很老了。但就在那年，奥地利被吞并，德国人涌进维也纳，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父亲说，战争肯定会来的。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在克拉科夫度过的最后一年的日子，不敢相信这样的日子即将结束。我和卡什莫尔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幸福，我非常爱他。他是那样的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而且十分睿智。斯汀戈，你瞧，我只对那些聪明的人着迷。我不能肯定自己对卡兹克的爱是否超过了内森。我太爱内森了，爱得让我心碎。也许我不该将爱拿来相互比较。我爱卡兹克，爱得很深、很深。一想到战争就要临近，卡兹克就要上战场，我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们干脆把这一切抛在脑后，什么也不想。那一年，我们听音乐会，读很多很多的书，到剧院看演出，在街上散步。就在那时，我开始学俄语。卡兹克原来在俄国占领区布列斯…利托夫斯克长期居住，他的俄语说得和波兰语一样好。这一点不像我父亲。他也长期生活在俄国统治之下，但他仇视他们，只在迫于无奈时才说那种语言。总之，我那时知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以为那是很自然的事儿，比如从父母家搬出，如果需要的话安一个自己的家。但我想把这些留待战后再说，因为我想战争不会很长，德国人很快就会被打败，我和卡兹克很快就可以照原定计划去维也纳。
“我真是太傻了，斯汀戈，像我的叔叔斯坦尼斯罗一样傻。他是我父亲的兄弟，是波兰骑兵部队的上校。他是我最喜欢的叔叔，对生活充满希望，一直很乐观。他对波兰始终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好像波兰从没长时间地被普鲁士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占领过，和英国、德国或别的什么国家没什么不同。他总是穿着那身漂亮花哨的骑士制服来拜访我们，身上佩带着马刀，嘴上蓄着轻骑兵的那种小胡子，高声大论，还不停地大笑，说如果德国人敢来与波兰打仗，他们得到的只会是教训。父亲委婉地与叔叔开玩笑，卡兹克却直截了当、有理有据地和叔叔争论起来，问他：……如果德国装甲部队开着坦克来波兰，你们骑兵能抵挡吗？……而叔叔总是说，最重要的是地形条件。波兰骑兵知道怎样利用熟悉的地形，而德国人肯定会在陌生的地形中失利。这就是波兰军队对德国人的致胜秘诀。你也许知道那次对抗战中发生了什么——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波兰骑兵一败涂地！啊，这种充满绅士风度的民族自豪感真是太蠢了！毫无意义！所有的人和马！太惨了，斯汀戈！太惨了……
“德国军队进驻克拉科夫时，是在1935年的九月。我们都吓坏了，对发生的一切充满仇恨。但我们都保持着镇定，尽可能地把事情朝最好的方面想。刚开始时还不算太糟，斯汀戈。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那阵子，我们觉得德国人对我们还不错。他们并没有像轰炸华沙那样炸毁这座城市，所以我们觉得有些特别，有一种受到保护、躲过劫难的感觉。那些德国士兵也算行为良好。记得父亲说，这证实了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德国士兵延袭着古普鲁士军队的良好传统，即恪守荣誉与正派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伤害或虐待平民。同样，听着成千上万的士兵说德语，也使我们觉得安心。对我们家来说，这种语言像母语一般亲切。就这样，刚开始的那种痛苦慢慢淡了。尽管父亲对华沙所发生的事感到焦虑和痛苦，但他说，我们可以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他说，他不知道希特勒会怎么对待知识分子，但在其他城市，比如维也纳和布拉格，许多教师都被允许继续工作。所以他认为，他和卡什莫尔也能如此。几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克拉科夫城还算平静，我的意思是说，还可以过得下去。
“11月的一天早上，我到圣玛丽教堂做弥撒，就是我说的那个真人吹号的教堂。在克拉科夫时，我常去做弥撒。德国人来后，我也去了很多次，祈祷战争快点结束。这听来有些自私吧，斯汀戈，但我真的是一心祈盼战争尽快结束，我就可以和卡兹克去维也纳读书了。噢，当然还有太多的事需要祈祷，但人总是有私心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家人都还安全、自由，所以我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让我们重新过上以前的日子。但就在我做祷告时，突然产生一种……一种感觉，是的，一种预感，一种恐怖、可怕的预感。我不知道这恐惧从何而来，但突然间我停止祷告，感觉被教堂里一股又冷又湿的寒流所侵袭。我猛然意识到，这像闪电一样袭来的恐怖来自何处。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一天早上，克拉科夫地区的新任纳粹总督，一个叫弗兰克的家伙，让大学里的所有教师在校园广场上集合，要向他们宣布占领区必须遵守的新规定。这没什么，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集合，通知他们那天早晨必须到会。我父亲和卡兹克是在头一天听说这事的。你知道，这听起来十分自然、合理，没人会联想到其他什么。但现在，这道闪电让我感觉出事儿了。我冲出教堂朝街上跑去。
“噢，斯汀戈！我现在告诉你，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和卡兹克，再也见不到了！我跑啊，跑啊。那地方并不太远。等我跑到学校时，校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街上已戒严，只有一些庞大的德国篷车，还有端着来福枪和冲锋枪的一群群德国士兵。那儿设了一道路障，那些德国士兵不让我过去。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熟人——沃西纳教授夫人，她丈夫是化学教授。她一下子扑倒在我的怀里，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噢，他们走了！他们被带走了！所有的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另一个教师的妻子也走过来，哭喊着说：……是的，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