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第1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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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那一片延绵的绿，他忽然间想起：那是汴京的郊外。那纵马豪语的人，是自己，那从小立志的，是自己，可为什么，一切会变成如今这样呢？
他想起那一箭，那痛楚，那些报纸……
在这一刻，他忽然觉得，他愿意在那绝望的深渊中继续沉沦，不再醒来……
……
石越默默地站在床边，望着昏迷不醒的文焕，什么都没有说。
“他若就这样死了，他不会甘心的。”仁多保忠沉声说道。
石越没有应声，但他在心里也在说着：“你若这样死了，实是在太不值！”
跟在石越身后的一个判司文书安慰着仁多保忠，“我们会尽全力的。文将军福大命大……”说到此处，他似乎是又想起了文焕不过是个叛臣，觉得自己的话有点不伦不类，立时闭嘴不语。
石越回头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道：“走吧。好好安排人照顾文将军。”
说罢，又转身对仁多保忠道：“方才所说，还请将军三思。接下来的事情，将军可先与丰参议他们谈妥。”
“是。”仁多保忠欠身应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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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
亚欧大陆东部的心脏。
掌握着人类最富庶的国度的皇帝，正在崇政殿召开一次相对秘密的御前会议。受诏参预此次会议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却都是大宋最具份量的大臣。
“朝廷收入不可谓不多，但支出更为可观。”户部尚书司马光的声音平稳而严威，几乎让人只听他的声音便无法置疑他所说的话的权威性，“熙宁八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六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一贯七百四十三，结余二百万贯。熙宁九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七千二百万六千贯五百一十二，虽然朝廷收入增长，且厉行节俭，但是许出支出仍然继续增加，整编军队的花费加上几处灾情的额外支出，结余反而只有三百二十万贯。熙宁十年，朝廷岁入继续增加，折合缗钱达到七千四百二十一万六百二十贯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陕西用兵，兼之数路再遭天灾，整编军队与军队换装速度加快，朝廷在熙宁十年的结余是净负二百万贯。熙宁十一年岁入与熙宁十年相当，然各路水旱灾情不断，兼以整编禁军之花费剧增，结余亦不过二百余万贯。熙宁十二年是财政收入最好的一年，岁入七千八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贯三百五十七，又无大灾害，节余达到六百万贯有余。但是，臣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收入，还包括了自熙宁十年八月以来至今，累计发行的交钞六百五十万贯。”
相当一部分人自动忽略了司马光其他的话，而是对熙宁十二年的财政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虽然这也是大家早有耳闻的事情，但即便是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除了吕惠卿等少数人外，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司马光证实。大宋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好的光景了？
“臣还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因为连续大规模用兵，兼之不断发行交钞，铜钱与交钞大量流行于民间，今年京师的米价，官价已经达到石米一贯，市价更高。既便是去岁大熟的湖广与两浙路，米价亦已达到石米七百，几乎与仁宗对元昊用兵时的米价相当。朝廷熙宁十一年军费耗费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价上涨。如若朝廷决意在西北大举用兵，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人有赖供食。而陕西之兵，便已不止十万，臣以为一旦有事，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人之粮供给，便以人日食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万石。（注二）陕西虽薄有军蓄，最多亦只能勉强以当一岁之供给。而战事一兴，则不可期之骤胜，日后军资，皆需由他路转运，路途遥远，耗费更多。西夏打上两年，朝廷至少要耗费一千万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则物价沸腾绝不可避免。以此计算，伐灭夏国，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万贯的军费，并且要尽量希望战争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
司马光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这些让人几乎无法反驳的数据。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光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很可能会耗尽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胜，保证必能灭亡西夏，或者超过一千万贯的投入还有价值。但是战争是没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败，或者久战不定——特别后者，简直便是财政上的噩梦！
“除此之外，”司马光加强了音调，“我们最好还要祈祷上天，这两年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灾大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汴京每岁要从东南六路运米六百万石，而陕西还需要数百万石，每岁汴河能真正能运输的时间只有那几个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运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时保证陕西的军粮供应与汴京的粮食供应，这是极大的难题。而如何平抑淮浙一带的米价，更是大难题……臣愚钝，实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偿所失？若将这一千万贯的军费，用于国内之建设，用之于学校，则可使上百万之孩童读书识字；用之于湖广开发，则朝廷不出数年，又得一大粮仓；用之于减税，则天下咸受此利！臣请陛下三思之。”
司马光可谓言辞恳切。从为天下理财的角度来看，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对与西夏的战争始终无法表示支持。在他与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看来，这种战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给人民与社稷带来任何好处，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对于薛奕统率的海船水军在海外的扩张，司马光等许多大臣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与北部扩张所要遇到的阻力与付出代价而言，此时宋朝海船水军在凌牙门以东的海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谋求这种优势不仅不扰民，还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说辞。
司马光已经隐约意识到，与其向西，向北，还不如向南，向南。
大宋在西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人民就必须忍受物价飞涨的痛苦。一个如宋朝这样的文明国家，与其它国家打传统的大陆战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赢利的。打仗就是以财富换安全。但是宋朝的海船水军若要在凌牙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莫说汴京，但是两浙、广州的粮价，都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输了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赢了国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为汉、唐的继承者，代表着华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从西夏与辽国身上移开。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存在，还代表着边境的威胁与不安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几乎是家喻户晓。忍气吞声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彻底扭转乾坤，一洗耻辱的时候，岂能轻易放弃？！
赵顼是为什么要变法图强？！
在皇帝赵顼的心中，还有更深的隐痛——这个伤疤尽管整个大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但直到雪耻的那一天，它永远是宋朝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最耿耿于怀的耻辱。
大宋的太宗皇帝，是在与辽军的战斗中受伤，疽发崩驾的！
欲图契丹，当先灭西夏。
赵顼的决心不可动摇。祖宗的耻辱，必须用胜利来洗雪。
“卿不必多言。便是砸锅卖铁，朕亦要打赢这一仗！”皇帝如此向他最重要的臣子们如此宣布着，“汉唐故土，绝不能久染膻腥！”
“陛下英明！”崇政殿中，所有的臣子都拜了下去，高声附和着皇帝的豪情壮志。只有司马光屹然不动，目光平静从容地望着皇帝。
赵顼亦不以为意。他早已习惯他这些臣子的脾气。平心而论，赵顼称得上是史上少有的能优容大臣的君主。他将目光转向他的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们。
文彦博微微躬了下身子，沉声道：“陛下，枢密会议商议的结果，臣等已具表上呈。”
“朕已读过。”赵顼点点头，由年高德勋的军中宿将、元老们组成的枢密会议，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参谋机构，专门就军事方面的问题讨论，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决策。枢密会议对于伐夏有种种意见，但有一点却是统一的：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但是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在伐夏的问题上，内心却有点矛盾。他非常懂军事，但却并不是一个武人，而是一个名臣。所以，一方面，他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担忧，担心无法速战速决，久拖不下，使国家陷入泥潭；另一方面，曾经久历西事的文彦博，与枢密会议的那些元老宿将们一样，亦无法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
这样的机会，一百年间也只会有这么一次。
况且，文彦博也明白，宋军是有很大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宋朝为了这场战争，准备了许久了。熙宁十一年以来，陕西路通过种种手段陆续储存了四百多万石粮食，导致司马光所说的熙宁十二年两浙、湖广米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亦是其中之一。这四百多石军粮，可供十余万军队，数十万丁夫半年至十个月之用（当年石越在赵顼面前，还是说了外行话，他大大低估了运输的耗费；而司马光亦低估了这个数字）。只要前期军粮有充足的保证，以宋军现在的战斗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种种准备，战争就大有希望。
仿佛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文彦博继续说道：“陛下已决心一战，抵定西北。臣等不敢不切实言之。以军费而论，臣以为一千万贯的开销是决然不够的。虽然大军在外，利在速战，但若期以一年必胜，只怕不切实际。臣以为，朝廷至少需要有打上两年的准备。除与西夏外，对契丹亦不可不防，开封黄河以北地区的堡寨，不能停工，与辽国接壤地区，尚须继续修葺城池，保持警戒，以防有不测之变。禁军之未整编部队，亦当加速整编——在西夏作战的军队，未必不需要援军。此外，每次胜利之后的犒赏费用，亦不能省。朝廷不能奢望着前线的将士们节省着打仗。”
无论如何，文彦博都必须先将困难指出来，做鸵鸟是打不赢战争。
“此外，至熙宁十二年为止，朝廷在延绥行营有步军四万二千、马军一万八百；环庆行营步军一万五千、马军九千；秦凤行营步军三万九千、马军一万二千六百；熙河行营步军一万二千、马军一千八百；长安以陕西内地驻军步军二万四千、马军三千六百。全部禁军合计步军十三万二千、马军三万七千八百。这还没有计算陕西路的厢军、蕃兵、沿边弓箭手的数量。西夏虽经屡败，兼之内乱，但控弦之士，附翼于梁氏者，亦不下二十万，其余各种势力，更不可不防。朝廷欲期以必胜，不能仅以西军之众伐灭人国。枢密院以为，河东路之飞武军第三军、飞骑军亦当参预伐夏之役。而自殿前司诸军中，当调遣拱圣军、骁骑军、宣武第一军、第二军、铁林军为助。再遣使招董毡助战，如此，方能保持对西夏之绝对优势。故此，在计算军费的时候，臣以为宁可高估一点。”
文彦博将兵力配置向众人一交底，司马光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一千万贯！他实在是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这样规模的战争，一千万贯能支持一年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插道：“朝廷养兵之费，每岁至少在五千万贯，多则六千万贯。其中大半耗费在陕西。若能平定西夏，则朝廷无复西顾之忧，大力裁兵，归兵为农，单一岁所节省之军费，便不止一两千万贯。此乃万世之功业。臣以为为大臣者，当目及长远，不可锱铢必较。”
“吕相公说得轻易。”司马光读出了吕惠卿话中的讽刺，立即反唇相讥，“休说战无必胜之事。便有必胜，治理西夏的开支，又岂能少了？无大军威慑，只怕军队前脚方走，立时便有变乱。在西夏驻军，转运之费，未必下于战争之费。要使群羌心服，谈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无裁军之日。”他又转向皇帝，亢声说道：“陛下，臣不敏，亦知圣主当修德以徕远人。设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强兵练，夏国与契丹又何敢犯境？纵有扰边，我击破不难。何必如此耗费根本，大兴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为子孙除害，立万世之功，此汉武之托辞，前汉衰败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圣主，不是那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之主，而是能让天下百姓丰衣足食，使外敌不敢冒犯之主。愿陛下三思之。”
身为户部尚书，皇帝与整个朝廷暗中对于伐夏的决心与所做的准备，司马光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明知道无法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已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了几年的财政之后，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些观念更加坚持，而另一些观念，却也同时发生也不易觉察的改变。他更加坚信，灵武、燕云，不应当成为宋朝的历史包袱，汉唐有汉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全力支持军队的改革，一只更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谋求与西夏、契丹的和平相处，便没有必要选择战争——毕竟，现在宋朝对西夏与契丹，都不必支付那耻辱性的“岁赐”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个政府能力行节俭，人民能丰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司马光理想中，不逊于三代之治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只会让远方的蛮夷们羡慕向往，而绝不敢轻易侵犯，纵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冒着财政破产的危险，打一场必要性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战争，身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历史蒙住了双眼。
司马光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回避的战争的书呆子。他的观念也在微妙的发生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转变。他其实并不是回避战争，而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战争必须划算，主动发动的战争，它的风险要尽可能的可以控制。对于向南方、向海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