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立志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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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从火车站医院推出来的时候，外间已经挤满了。巡捕房的警察尽数出动，与国民党人一同维持着混乱的秩序。而宋教仁则在王亚樵等着的护送化妆成医生踏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
前往南京的火车上，王亚樵的神经都高度紧张，他一直都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保护要员还是第一次。车厢内和过道他都设置了岗哨，所有干部都作好了应对突然事件的准备。
“你们也都休息去吧。”宋教仁看到这些小伙子心中万分感动。
“把人分成两班，随时保持警戒。”王亚樵认为宋教仁太不小心了，好在他听从了劝告穿上了防弹衣“对不起先生，我得到了命令是保护你了安全，直到危险解除。”
“难道还有什么危险吗？”黄兴惊讶的问道。
“是的，这次没有成功，他很可能会对您再次下手。”
“是谁？”黄兴急切的问道。
宋教仁挥了挥手，“好了，那不过是你的怀疑，现在我们要以大局为重。”
“是的。不过保护您的安全是我的责任，所以从今天起我将寸步不离跟在你的身边。”
“那好吧。”宋教仁并没有再坚持，如果不是王亚樵坚持让他穿上那件“盔甲”说不定他已经死了。
宋教仁遇刺后，陈其美等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而在上海社会人民党总部的地下室，武士英在审讯人员的严刑逼供下，把应桂馨与他结拜，以及应桂馨命他去杀宋教仁的事全给抖了出来。
办案的人问道，“应桂馨让你去杀宋教仁先生，他没有讲为什么要杀宋先生吗？”
武士英回道，“他说宋教仁是与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其他没说。”
军情处上海站长曾生拿着审讯笔录眉头紧皱。
应桂馨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委应为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归国到上海，陈其美命谍报、庶务两科负责照料，应桂馨在上海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并兼任庶务科长。但是，应桂馨妄自尊大，挑拨是非，刁难临时政府官员，欺侮华侨来客，又从应办菜席中克扣银钱，孙中山才知道他从中舞弊。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把他撤职，而且要逮捕查办。孙中山本着与人为善，又碍于他是陈其美推荐，就宽容了他，革了他的职。
应桂馨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中华民国共进会”，自任会长。共进会成立时，虽标榜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该会成立后，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浙江都督朱瑞、江苏都督程德全先后通令查禁民国共进会，黎元洪也曾下令通缉应桂馨。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民国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述祖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民国共进会名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江苏常州人，清附生，1884年至1891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
曾生需要应桂馨与北洋有直接联系的证据，只有抓了应桂馨才有可能从他家中搜到所需要的证据，只是由他们军情处在租界直接抓人，思虑再三之后，他决定在行动之前，最好先请示一下为妥。
“老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派人给我盯着应桂馨，一切听我命令行事。”
“是，老板。”
“我们已经向大老板请示了此事，你们都先去做好准备，另外来往应宅的人也都要盯住了。”
“可是老板，我们只有十几号人不够啊！”
“人手的事，我来安排。”开什么玩笑，军情处上海站的确只有他们十几个人。可是别忘了社会部直属“斧头帮”那里可是有上千弟兄。
军情处与社会部，一个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一个隶属于党部。社会部在上海那可是有年头了，社会部潘广林被称为“戴眼镜的蛇”辛亥革命前后他一直担任“斧头帮”帮主，目前担任社会部副部长，公开身份为仁和基金会理事长。
（仁和基金会是“斧头帮”改组后的对外名称）
潘广林自然知道曾生找他来目的，“广文兄，请。”
曾生并不是挺进社老班底出身，其为军情处招募人员，原为是杭州的一名巡长。
他从杭州调至上海时，就见过潘广林那么一次面，加上这次第二面。曾生把废话全省了，直接将杨洪森的密电交给了潘广林，“潘部长，应该收到委座的电报了吧。”
“已经收到了，委座让我们社会部全力配合你们。”
“目前我们已将应桂馨给监控了起来，随时都可以抓他，但是应府那边还请潘部长多多费心。”
“这个你放心，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时间定下来，一起行动。”
按袁大总统电文“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的指示，各界纷纷开出赏金，其赏格之高，前所未有。所以整个大上海，一时间沸沸扬扬，兴师动众，撒下了天罗地网。
可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究竟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他选在众目睽睽的车站进行刺杀，刺杀后又立即逃匿，显然不是一般的劫持财物，那他又是为的什么呢？
案后掌握的唯一物证只有一枚从宋教仁身上取下的子弹，弹形尖小，可以认定这是一枚当时极少见到的新式手枪所用子弹。
道义连同金钱，双管齐下。上海的巡警与中西密探见此赏格均像扎了吗啡一样兴奋起来，他们倾巢出动，不分昼夜地明查暗访。而对案件侦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英国租界巡捕房。他们在线民的帮助下，很快就查到了应桂馨的头上。
英国租界总巡捕朴罗丝迫不及待的出动了大批巡警抓捕应桂馨。
当天晚上，当应桂馨在租界皇冠大酒店寻欢作乐时，被朴罗丝派的巡捕抓个正着。可是就当他们准备将其带至巡捕房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十数名巡警被打死，其中还有两名英国人。
对于这伙人，他们只找到了现场的弹壳，以及失窃的两辆汽车，还有几张面具，其它什么都没有。
因为有英国巡警被杀，英国领使馆对“宋教仁遇刺案”更加关注，并且同样开出了高额的赏金。而英国租界总巡捕朴罗丝一方面觉得丢了面子，一方面对此局面也大为震惊。抢走应桂馨的人根据他的经验应该是一群军人。
“事件背后会不会另有背景、另有后台呢？”朴罗丝陷入到沉思之中。
第七章 要文斗不要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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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案”全国各大报纸都在报道，外国报刊也都在跟进。而就在所有人为上海发生的枪战震惊之时。宋教仁却活生生地出现在了南京。
活的宋教仁？真是太震惊了。
宋教仁在黄兴等人的陪同下在南京接见南方革命军的将领们。
袁世凯有一些坐不住了，很显然刺杀失败了，没有想到革命党人会跟他玩了一招暗渡陈仓。
宋教仁接见驻宁的军队没有什么深意，但是在袁世凯眼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袁世凯的御用报刊开始大肆的攻击宋教仁，漫骂国民党人自编自导刺杀案。
外电收到宋教仁突然出现在南京消息后，还以为愚人节到了。
国民党党人因为北方政府污蔑及其愤怒，中下层军官主张“革命”把没品的袁世凯拉赶下台，但是上层将领却都在观望。
第三党派在袁世凯的鼓动下开始抨击国民党为了大选胜利是不择手段，卑鄙无耻之极，竟然使用刺杀这样的苦肉计。
国民党人在群情激怒之下一时苦说不出。不过，在上海案情又有了很突破。
英租界租收到线报，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货船上抓获了武士英、应桂馨。抓捕过程中英租界甚至出动了军队，为此有六名英勇的安南士兵阵亡。
总巡捕朴罗丝在货轮中还找到了大量未销毁的证据材料，这让他兴奋异常。
未销毁的证据材料被英国领使馆拍摄保存了起来，这些未销毁的证据材料让英方震惊的之余，也倍感愤怒。
按照租界与袁世凯私下达成的秘密协议，袁世凯可以派人进入租界抓捕革命党，袁世凯默认租界的扩界行为。可是这次他闹的也太大了，已经触到了他们英国人的底线了。
租界的外国报纸最先将证据中的来往函电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中有：“密码送请验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1本，上注“国务院‘应’密”。
1月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桂馨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索一数目。”
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
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
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
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函电被外国报刊公布后，全国各大中文报纸转载，陈其美、居正等国党民等要员，要求英国领使馆将这些证据交给他们。而北京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程全德索回这些证据以备查清案件，奇＋shu网收集整理还事件本来之面目。
英国领使馆对此次“证据门事件”大为光火。英国方面并没有打算把证据公布，而是准备与袁世凯换点东西的，现在事情全给那些记者搅黄了。
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以及大量证据材料的出现，让袁世凯惶恐万状。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
接着，他致电催促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
鉴于外界的强大舆论以及中国的政府的要求，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又将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存的函电证据5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
目前，“宋案”的证据中，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都全部指向内阁总理赵秉钧，而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国民党内部对该案的处理分处两派，一派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一派主张通过武力解决。
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立即够船票赶回国内，后来接国内来电称宋教仁无事，便暂缓行程将日本考察的诸事料理完毕后才回到国内。回国后针对此事的处理，孙中山主张以法律手段加以解决。
宋教仁权衡再三次，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上海地方当局传票赵秉钧到案接受质询，可是赵秉钧却迟迟不到。宋教仁亲自致电袁世凯，要求让赵秉钧到上海。袁世凯也行动了起来，公开发出手令敦促赵秉钧南下。赵秉钧以年老体弱、身体有病辞去内阁总理，同时回到了天津休养。
因为赵秉钧不到案，迫使“宋案”的审理工作无限期搁置。国民党党人为此极为不满，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舆论抨击。一些国民党人更是倡议国会自行召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以此保证立法机关的安全，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
袁氏闻听此说，便张惶失措，日夕焦虑，求消弭之策。
遇刺后的宋教仁首次公开出现在演讲台前，演讲进行时，宋教仁拒绝了王亚樵了贴身保护，在其看来袁世凯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他。但是王亚樵认为此时参加这种大型的群体活动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是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对于宋教仁可能再次遇刺，抱着一种极度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