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末当军阀-第3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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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长江运输，甚至跑海洋运输。
但是姚匠头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杨潮将他的事迹通过报纸大肆宣扬，此人俨然已经是明星人物了。别的不敢说，至少南京城是无人不知了。
免费的宣传也给姚匠头带来了更多的订单，但这绝对不是杨潮的目的，否则杨潮就得收他的广告费了，杨潮是拿他做一个标杆，目的其实是希望千万个姚匠头这样的人物出现。
杨潮需要这样的人物，因为杨潮打算大规模出售官产。
将官吏管辖下的，没有效率的各种官产变卖出去，收回一笔收益是一方面，激活这些产业的生产才是最主要的。
大明朝庞大的官产不亚于后世的国企。几乎所有大型的作坊都是官办的，比如纺织业最大的作坊是朝廷的织造局。瓷器业最大的作坊是朝廷的官窑场，兵工生产则是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兵仗局、军器局等等。
首先从南京开始，以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等八局为核心，将南京城大大小小的本来是给皇宫生产的作坊招募商人承办，价高者得。
但是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没有人敢接手，这些局、作坊过去都是给皇家生产的，谁都不敢保证能盈利，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因为这跟皇帝挂钩的，商人有些心理阴影。
杨潮不得不采取妥协，找熟人承揽，当然将来或许会落人口实，但是只要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也算是公平公正，将来没有抓住机会的人最多说些风凉话。
兵仗局让跟杨父关系不错，过去还算帮助过杨家的李太监接手，杨潮允许他打造各种兵器出售，免费给他办了工贴。
银作局交给了姑苏银铺，邀请他们在南京开设分号，给予了大量的保证，比如绝对不会收回等等，甚至写了盖着大都督府大印的信条。
内织染局给了南京城中最大的纺织作坊家，针工局交给了给金钗楼做活的一个老绣娘，巾帽局说服了局里的老裁缝接手，酒醋面局卖给了金钗楼让康小宝管理，但是浣衣局实在是找不到人接手，毕竟给人洗衣服，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免费给了浣衣局中一个老妇，他曾经是宫中犯过错的宫女，十来岁就被打发到了浣衣局做苦工，什么活都会干，熬了一辈子也成了浣衣局的女官，管理经验丰富。
相比这些作坊，其他产业变卖倒是容易了许多，最容易找到买主的，还是南市楼、旧院这样的官办青楼，因为金钗楼的大掌柜康小宝就积极参与，这些年金钗楼也积攒了大量的银子，不缺购买的资金，康小宝花了三万两银子，才将南市楼从几个勋贵手里抢了过来。
南京之外，接着向其他地方推广，苏州、松江是第二批，浙江、江淮是第二批，苏州的丝织局，松江的棉纺局，杭州的丝织、江淮的盐场和造船厂，都在变卖之列，一年时间杨潮要将所有的官产卖掉，然后将其中的冗员都分配到其他衙门，或者任由他们辞官。
甩掉这些官办产业，官府才能够轻装上阵，而且激发了这些产业的活力。毕竟作为官办作坊，这些手工工场的规模都堪称庞大，也有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设备也是最大型的设备，最有可能发展成现代工场的就是这些作坊了，只可惜在官办之下，文官、吏员和太监三驾马车监督，贪污**，倒空卖空，不但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也不能保证，价格还十分昂贵，宫中采办的费用往往比在民间采购要高许多倍。
第二步经济改革和教育培训改革是同时进行的。
首先杨潮鼓励乡下的豪族人士自办家塾和私塾，并且希望他们招收贫贱人家的孩子，对于这样的孩子，杨潮愿意支付他们的束脩，对于一个孩子一年一两银子的私塾束脩费用，杨潮认为实在不值一提，每年一百万两银子，就能让他在十年后收获一百万识字的一代人，这笔买卖很值的。
对于这些配合的缙绅家族，杨潮自然也要给与一定的利益，比如允许他们用自家的赋税来抵消办学的经费，对于有的诗书家族来说，将自家的税赋变成办学的资金是用来教化，显然比不情不愿的直接交给官府更让他们能够接受，起码他们可以获得过去读不起书的那些穷人家族的感激。
接着杨潮还要重建各个县的县学，之所以是重建，因为其中加入了大量大明朝过去不曾有的教育内容，第一项每个县学的学生，必须是开蒙过的十岁以上的孩童，他们进入县学后的学习内容也将不同。
在县学中，杨潮加入了数学、几何和天文学等已经介绍到中国的自然科学，同时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些财务管理、兵法、律法以及农学、工学等实学的课程，目的是直冲科举去的，这样能最低限度的降低豪族送学生入县学的抵触情绪，同时也刺激这些学生用功学习新知识。
当然这些人在考科举前，依然要服至少一年的兵役，对于知识阶层，激发他们的勇气，是杨潮的最低要求，将一个懦弱的管理者推向大航海时代后的弱肉强食的强国丛林中，是对民族的不负责。
而教育改革的第三步，则是建立一所完善的西方式大学，用来研究新出现的自然科学。
对于建立一所大学，杨潮是不遗余力的，因为他知道这其中的意义。
牛顿此时已经五岁了。
就在大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牛顿这个人物出生了，似乎有某种隐喻意义，从此世界的中心也一步一步转向了西方，东方的太阳落下了。
但是真的是牛顿这个人物厉害吗，不用怀疑牛顿本人的天赋和努力是他成功的必要因素，但是一个培养出牛顿的教育体系，或许才是牛顿能够出现的必然原因。
正是文艺复兴后，通过吸取古希腊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加以总结和发展之后，发展出了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这才让牛顿的诞生有了基础，而牛顿本人是站在无数千人的基础上，将他们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发展而已，从而让西方拥有了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
牛顿之前，自然科学算是萌芽，而牛顿之后，西方的自然科学找到了方向。
所以说，牛顿这个人厉害，但是培养他的那个教育制度和科学体系，才是基石。
杨潮迫不及待的想要将这一套制度引入进来，至少在牛顿完善科学体系之时，中国人能够立刻接受过来，这样才不会在日后的科学狂飙式发展中，慢慢沉寂下去。
但是要建立一个大学谈何容易，就算杨潮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搬出来，其实也不足以建立一套科学体系，因为他不用的知识很多忘记了，生疏了，而根本原因是他自己都没有能够掌握完全的自然科学。
说实话后世的教育体系，其实很大一部分只不过是科学的常识教育，真正的深入教育，都是进入大学之后才会出现，而前沿则是到博士的时候接触的。
所以杨潮既没有条件，其实也没有精力，亲自去培养科技的苗子，强行拔高弄不好还是事半功倍，还不如将教育牛顿的教育体系，照搬过来的好，杨潮相信，以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还不至于理解不了。
杨潮的精力，更应该放在总领全局上，毕竟他是一个统帅，作为一个统帅，最应该关注的，其实是战争，这关乎国家民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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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四节广东战局
这么一大摊子事，让杨潮分不开身，而战争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宋坤一到广东，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作战立功，这两年在湄公河可是憋坏他了，整天跟那些狡诈的盗匪作战，让他头大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没作为，那些盗匪从来不讲究什么正面作战，都是打了就跑。
所以宋坤的作战经验其实很丰富，这两年他作战的次数绝对不比国内任何一个总兵少，但是作战的规模却太小了，几乎很少有千人以上的战斗，大都是三五百人的围剿、追击、诱敌和埋伏等等，尽管规模都不大，但是频繁发生的战事，让死在他手里的盗匪最少有一万。
这次宋坤手里有五万大军，谢飞手里更是有十万人，两人联手可是有十五万人的兵力，足够跟广东清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了，对这种大规模战斗，宋坤异常的渴望。
但是谢飞太过稳重了，对洪承畴的部署十分忌惮，显然吃过太多次亏了，涨了记性。
这让宋坤十分懊恼，多次请战，谢飞也坚决不允许，只是表示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后，才能攻打广州。
而谢飞要做的准备包括摸清敌情，扫荡周边，储备军资，步步为营，应该算是老成持重，但是宋坤就是觉得他太过保守了，这样打仗还不步步被人猜到，哪里能打的赢。
加上宋坤的资历其实比谢飞要老的多，他是跟王璞那批人一批的，是杨潮最早招收的十几个人之一。是出自孝陵卫的第一批军官。因此两人之间很快就爆发了争吵。官司都打到了杨潮面前，看过两人的信，杨潮立刻派亲兵李良亲自去传令，打了宋坤一顿板子，让这个跟盗匪打了两年交道的家伙回忆一下杨潮军中是有规矩的。
挨了一顿板子之后，宋坤老实多了，这次主将是谢飞，他必须服从。
然后他拉下脸来跟谢飞商议。积极配合谢飞，同时派出他的侦察兵积极侦查。
不得不说宋坤手下的哨探确实有两把刷子，在湄公河流域的荒野上练出来的本事，用在广东简直小菜一碟，他手下的哨探可以一出去就是两三天，回来后就能清晰的描绘出具体情况，甚至还能用沙盘捏出重要的地形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到了五月间，谢飞大军才开始出战，步步推进到了惠州府。
这时候宋坤的手下又得到了施展的空间。洪承畴的作战方法十分狡猾，或者叫做充满谋略。高密度采取诱敌、伏击、迂回、偷袭等等战术，此前谢飞就是被这种战术搞得头大不已，三次被焚烧了粮草后，才开始稳重下来。
但是这时候宋坤将手下分散开来，多的一千人，少的只有一百人，多数都以三百五百为单位行动。
这时候谢飞才发现，宋坤的部下，有一种他的部下完全不具备的素质，那就是灵活，宋坤的手下分成小股后，那些军官能够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独立的作战，而且能够准确的摸清敌人的位置，作战目标和方法，甚至能够反偷袭、反伏击等等。
他不知道的是，这完全是被湄公河流域那些柬埔寨、越南甚至来自海上的盗匪逼出来的，宋坤的老部下虽少，带回来的只有四千人，但是这些人中，军官不用说了，甚至很多士兵都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能够根据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灵活性上别说谢飞的部下了，就是杨潮最精锐的亲兵都有所不及。
正是因为宋坤的辅助，谢飞才平平安安的打到了惠州城下，这才历次攻打这里的过程中还没有发生过，此时谢飞也不得不对宋坤刮目相看了，也更能接受宋坤的意见了。
惠州没有悬念的打了下来，这时候谢飞部的督师张煌言也回来了，但是脸色有些不好，他这次出去是协调和游说在南方和海边打游击的陈奇策等明军残部，甚至连农民军王兴等部都进行了游说和招抚，他的政治活动还是很成功的，只可惜他听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广西被孔有德攻占了，而他心牵的皇帝朱慈焕，目前不知所终。
“张大人不必担心，陛下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平安脱险，待我军收复两广，恭迎陛下还朝！”
谢飞安慰着张煌言。
张煌言点点头，他也知道着急是没有用的，皇帝虽然不知去向，但是也有几个说法，有的说逃到了湖广和广西边界的连山一带，也有的说逃去了贵州，只要没有被俘虏的消息，这就是最好的消息。
但是张煌言倾向于皇帝逃进了深山中，因为云南几年前就已经被孙可望一伙西贼占领，封锁了所有边境，在哪里割地为王，皇帝如果落到西贼手里，恐怕比被清军俘虏还要悲惨。
在张煌言眼中，认为张献忠的余部大西军依然是反贼，依然会像以前那样，抓到宗族，立刻杀掉，甚至烹食。
张煌言认定皇帝肯定也知道这一点，因此绝对不会向云南方向逃亡。
张煌言猜测的也不无道理，事实上朱慈焕也很担心这一点，因此他没有逃向云南，而是逃到了贵州。
贵州南部，安隆，这里是一个千户所，地势险要，但是人口不多，只有百来户人家。
此时这里依然在明军手里控制着，但是手下只有一千多兵力，其中半数还是在安隆所拼凑起来的老弱残兵，剩下的都是马吉翔手里的锦衣卫亲兵。
从广东逃出来后，朱慈焕先是逃到了南宁，接着在哪里修养了一个月，结果孔有德就有追了过来，他不得不逃到了桂林，留在南宁阻拦的瞿式耜跟手下战将焦琏和胡青牛战死。
孔有德很快就追到了桂林，朱慈焕再一次跑到了柳州，但是孔有德步步紧逼，他只能一直往西逃亡，路途上甚至生出了逃到安南避难的想法，可惜无法判断安南人的政治动向，最后作罢。
直到现在，逃到了贵州最南端的安隆所，朱慈焕觉得他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整个贵州都在分裂的军阀统治之下，最关键的是这里山地连绵，所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尺高，一直都是蛮荒之地，土司众多，朱慈焕根本不敢冒险深入贵州。
而这时候突然统治云南的大西军派人来联系了朱慈焕，希望他们进入云南。
“洪承畴并不在广州！”
宋坤派出去摸底的探子带回来一个消息，原来洪承畴已经离开了广州，坐镇肇庆。
显然洪承畴不但关心广东的防务，还关心孔有德的攻势，他在肇庆居中操控两广清军。
“谢总兵，本官以为，我军当沿东江先行攻打东莞，继而攻取广州。同时请郑家水军从水路两面攻打，则广州不难破也。”
持重之言，平淡无奇，谢飞点点头，觉得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郑成功也没有意见，郑家这段时间收获颇丰，在杨潮支持下，他扫荡了潮州一带海盗，已经盯上了盘踞在珠江口一带已经投降了满清的海盗，扫清广东海盗集团，以后大海上依然是郑家的天下。
张煌言道：“本官已于陈奇策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