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所说，欧洲战场的牧师可能难以接受拿机枪扫射，但在布干维尔岛（所罗门群岛）“你不杀敌就会被敌人杀，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兵的尸体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布赖恩·考克斯，《英年早逝：太平洋战争中一名新西兰战机驾驶员的故事》（衣阿华州，1989），页157。另见麦考斯克阁下，“访谈”，页33—3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一些牧师也不能免于战斗前夜一般人都会有的兴奋。牧师欧内斯特·N。梅灵顿一想到“出入枪林弹雨”就立刻兴奋起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1922年即将登陆加利波利半岛的前夕，他和战友都在脑子里“摩拳擦掌，为了终于能经历‘不折不扣’的困境而有一种既奇怪又畏惧的兴奋劲”。欧内斯特·梅灵顿教士，“和澳新军团在一起，1914—1915”，1922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威廉·多伊尔神父也分明痴迷于战斗的血腥，在给父亲的信中就有对辖内士兵残杀行径的大肆渲染。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全书各处。事实上，没有这种感觉或受不了杀戮的牧师在部队里是混不下去的。正如J。史密斯教士所说，要是哪个牧师“对打仗有所保留”，就“不适于在军队工作，部队里的宗教和医疗工作也不例外”。憎恨“放血”只会使人“跟牧师一样没出息”。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也有很多牧师并不觉得协调自身的宗教信念和军队的道德要求间有什么问题。贯穿基督教的整个历史，战斗的话语在其典籍中无处不在。详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53。宗教是人类灵魂的“远征军”，基督是“伟大的领袖”，像在呼唤英国兵听从他的号令。阿瑟·格雷教士，《领袖》（伦敦，1921），页15及“1922年5月14日周日”，《磨坊山杂志》，1922年6月，页6。在《“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参与、无人可以中立之战事遐想》（1917）中，G。C。布里奇教士讲，有个连老是被一名狙击手骚扰。一名下士终于发现那人的藏身地，那块地方立刻被炮兵夷为平地。这件事在布里奇教士的叙述中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探险：　　　　
　　　　敌人被发现、消灭了。你有否训练过你的灵眼，使它可以辨别敌人？上帝教你用心观物，能在貌似平和的事物中发现危险；但不管怎样，也不管是好是坏，如果它会伤及你的灵魂，那就毁了它。把它当作练枪的靶子。毁掉那习常、嗜好和影响，免得它危及你的灵魂。基督会为你寻到靶场！G。布里奇教士，《“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参与、无人可以中立之战事遐想》（伦敦，1917），页17。　　　　
　　　　不经意间，消灭精神敌人的言辞就变成了要宰杀实实在在的宿敌。　　　　
　　　　军方和牧师所共享一种“伦理”，那就是男子气概。和平时期，要接受“阳刚”即为禁欲、温顺、忍耐、养心不是什么难事。可一宣战，兄弟情谊就要扩大，所标榜的自然也就成了好战、爱国、体魄——而牧师是最容易被指为纤柔的，这不是没有道理。从一战到越战，牧师作为非战斗人员的身份总使他们成为笑柄。在《圣战》（1915）一诗中，前线一位中年、携子的牧师就语锋直指他的同僚，说他躲在非战士的躯壳里。他指责“明哲保身”的大主教鼓励牧师在门可罗雀的堂区里终日无所事事。对（有“围裙、绑腿和高帽”的）牧师来说，他质问说，还有什么更不光彩吗？该诗恳请他们转变一下态度：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0

　　　　牧师弟兄们，首先要像个男人，　　　　
　　　　你们还当自己是英国人吗，是　　　　
　　　　就要精忠报国，像法国人那样。“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4—5。　　　　
　　　　尽管可能很少有牧师读到过这首诗，诗中表达的情绪却是触痛了许多“结实的年轻牧师”的神经，他们不愿年老的上级告诉他们上阵打仗是不允许的，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不愿吞下“软弱”、怯懦的指责。他们（用刚毅的基督教语调）宣布，“不论有没有手套，他们都可以出色地表现”，还辩驳别人对他们“口齿不清，只会诵经，或和女孩子打槌球”的指责。此外，他们还抵制有首歌“我那时是个苍白的年轻牧师”给人带来的遐想。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5—6；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及158。他们认为参战的牧师要有“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勇气（和）男人的心灵”。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4。即使在神学院这样的圣地，勇武和男子气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H。M。B。里德教授给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高级讲习班的学生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到神学院许多学生业已参军时他的语气就是赞许的：这“才像男人”。这些学生的行动表明神学堂并非“逃避兵役或不受欢迎的人的避难所，就相对比例而言甚至可算是格拉斯哥大学最勇武的一个系”。里德教授还“恭切地盼望这些学生战士的归来能在这里的长椅间集聚一种不寻常的力量”。H。里德教授，《神学在战后》（格拉斯哥，1916），页4—6。约翰·史密斯是一名澳籍长老会牧师，他参加了一战并上阵打过仗。他就看不起那些抱着“教区母亲聚会态度”的牧师，并以浑厚的语气卫护了像他一样上阵杀敌的牧师们：　　　　
　　　　战事的爆发调集了民族的精英。没错，教会也意识到这实际也是上帝的事业，于是派了上帝的子民上阵杀敌。牧师脑中的肌肉也该坚挺起来，他的情绪、他的谈话和讲道都应带上一丝锋利，至少应与他要激励的对象所要从事的事业有关。约翰·史密斯，引自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132—133。　　　　
　　　　在一个强调“刚毅的基督精神”的环境中，牧师身上的“阳刚气”是大家一致推崇的。最有名的战斗牧师（E。肯尼迪教士）受到的赞扬，见温切斯特主教序肯尼迪的《与不朽的第七师》，第2版（伦敦，1916），页Ⅴ。另见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劳伦斯，1994），页48。　　　　
　　　　道德和士气　　　　
　　　　也有意见认为部队里没有牧师的位置。这些人担心，战士信教可能会减弱其攻击欲，论辩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23—24；亨利·霍兰德，《如在火旁：战争笔记：二辑》（伦敦，1915），页23—24；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04。他们会被牧师调教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页90—91。有军官认为部队根本不需要牧师，在战时基督教国家不该再信仰基督了。陆军准将弗兰克·珀西·克罗热就公开说，牧师虽然可以帮着发香烟，但他们“于战争并不适宜”。F。克罗热，“随军牧师的用处”，《每日镜报》，1930年4月25日。　　　　
　　　　总的说来，牧师于杀人的事业并非可有可无：他们是道德仲裁人，士气的推进器，忏悔、告罪的对象。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甚至认为一个受士兵欢迎的牧师对于打胜仗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厉害的将军。S。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在全英各地，布道讲坛都成了应征地。一战时伦敦主教就自夸，仅他一人就鼓动了上万人参军。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1。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1

　　　　顺应了这种观点，宗教界的用途便不止一端——从训练营（“基督教会是我所见最嗜杀的造物主，我们对他们非常倚重”，一名负责训练的高级军官夸口道）到战前准备（牧师祷告“我的孩子们都能顺利地‘放掉’敌人的血”）都有他们的身影。陆军F。克罗热准将，《一个高级军官在战场无人地带》（伦敦，1930），页43；约瑟夫·欧卡拉汉神父，《我在“富兰克林”号上当牧师》（纽约，1961），页40；W。塞勒斯，《从奥尔德肖特到比勒陀利亚：驻南非英军的人道工作》（伦敦，1900），页113。鼓舞士气是牧师的重要工作。一战时，陆军上将R。C。B。黑靖爵士就曾对一群牧师说过，有他们在，部队“可以提升士气，并强化士兵的道德底气，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引自循道宗牧师约翰·伯里亚，《炮边草记和牧师》（伦敦，1917），页78。同样地，美国总统宗教委员会在1950年年度报告中也称赞了牧师们的工作，在他们的激励下士兵“表现得更好了”。《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50年10月1日），页18。另见页13潘兴上将和布雷翰·萨默维尔上将的话。他们帮士兵战胜了绝望，且帮他们培养了“征服的意志”，杰弗里·安克泰尔·斯塔德特·肯尼迪教士在他的《峻语》（1918）中说。G。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31。除了纪律、求胜欲、自尊、忠诚、荣誉感，1943年出版的一本随军牧师官方教材还提到塑造“斗士品格”，认为这也是随军牧师的职责所在。P。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51。英国陆军第八军上将B。L。蒙哥马利很欣赏一篇文章，是讲牧师在战争中作用的。文章发表在《随军牧师杂志：中东》（1943），告诫牧师们要　　　　
　　　　突出……善恶之争、对错之辩、我们事业的正当性、基督的无处不在、祷告的作用、牺牲的荣光、永生的幸福等，以加强士兵响应上帝召唤、上阵杀敌的诚意和信心。　　　　
　　　　在战斗前夜，牧师们被要求“选用大调而非小调”来说教，要把战气说得很神圣，鼓励士兵使出全身气力，提醒他们基督已“征服了整个世界”，要灌输这样一个正确信念，即“让上帝降临，他的敌人应被驱散”，主题应是“颂扬我们正义的事业，祈祷它值得我们付出一切，托付给上帝我们所有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牧师在战争中的职责”，《随军牧师杂志：中东》，1卷2期（1943复活节），页65—66。文末有B。L。蒙哥马利将军的批示，要让所有牧师都知道这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越战中，随军牧师都起了同样一个作用，那就是教导士兵要正确理解十诫中“不可杀人”的那条。越战的例子见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94—95。　　　　
　　　　就士气而言，随军牧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抚慰向其诉说杀人后内心不安的士兵。罗纳德·赖特，《推荐牧师：军中生活探讨》（爱丁堡，1944），页33，电台节目。士兵从不询问牧师杀人是否正当的例子我只见过一个：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103。牧师应“给军队注入些血性”，“要让自己、也要让任何与他接触的人心中的热血沸腾……胸中充满正义的仇恨”。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连“棒小伙”也可能需要别人来安慰他，告诉他把刺刀扎入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不对：“要是把一个德国兵交给我处理，我是不是应该毫无怜悯地用刺刀把他戳穿？”一战时有士兵这样问A。欧文·戴维森教士。戴维森充满信心地答道：　　　　
　　　　你上前线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要履行一名士兵对国家的义务。你学过当兵应该怎样，如何去打仗。那就投身进去吧，怀着这个高尚的目标和国家教给你的其他志向，等要你作决策时，应该完全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接着就应该去完成它。　　　　
　　　　那名年轻士兵很满意这个答案，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成了名“非常优秀的战士”。戴维森也很高兴自己很好地“把握了分寸，并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劝服士兵坚持这些高尚的目标”。A。戴维森教士，“一个牧师的回忆”，页1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半个世纪过后，英国皇家空军一名牧师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要向所在部队的投弹手解释屠杀为什么是对的。他记得自己无意中曾听到有年轻的皇家空军学员表示，他们对驾驶载有核武器的飞机执行轰炸任务有保留意见。这使他很吃惊，觉得有必要向这些年轻飞行员讲解“威慑的道德意义”。之后他又为其他牧师安排了一个特训科目，研究如何应对类似的异议。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14。二战时的例子，见麦考斯克阁下，“访谈”，1989年6月，页2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2

　　　　教会也承担起了为实际战斗提供道德指导的责任。前面说过，布道坛上空总是回荡着“参与这场游戏”，为上帝、祖国而战的劝诫。牧师会提醒体能和刺刀训练总部的参训士兵说，运动家总是“把公理置于强权之上。他会出手，且会狠狠地打，但从不攻击对方腰带以下部位”。G。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26。另见S。亚历山大，“和平与战争”，《卫报》，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