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6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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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宋雍州境内，设有很多侨郡县，刺史王玄谟向孝武帝进言说：“侨郡县没有真正的领地，新设立的和过去的相互交错在一起，十分混乱，田赋捐税无法按时征收，请求在这些新侨郡县中整顿户籍，让百姓纳税服役。”秋季崐，七月，辛未（二十四日），朝延颁下诏令，将雍州的三个郡十六个县合并成一个郡。侨郡、侨县一些流亡百姓不愿意归属于当地的户籍，就制造谣言，谎称王玄谟打算起来反叛朝廷。当时，骠骑将军柳元景家族势力很强。族兄族弟中有很多人在王玄谟手下做官，这些人也想利用这些谣言声讨王玄谟。王玄谟马上命令大家安静下来，再解除大家的疑虑。随后，王玄谟派人骑马奔回建康，向孝武帝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始末。孝武帝知道所谓王玄谟图谋反叛的消息是假的，就派主书吴喜专程前去安慰王玄谟，告诉王玄谟说：“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谋反想要得到什么呢？君臣之间，足可以相互作保。姑且跟你开个玩笑，把你紧锁的眉头伸展开吧。”王玄谟生性严肃，从没有随随便便开过玩笑，所以，孝武帝就借此事跟他开玩笑。
＇10＇八月，己亥，魏主还平城。
＇10＇八月，己亥（二十二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1＇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遗诏，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迩，自非宗室近亲，不得居之。延孙之先虽与高祖同源，而高祖属彭城，延孙属莒县，从来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孙镇京口，仍诏与延孙合族，使诸王皆序长幼。
＇11＇甲辰（二十七日），朝廷任命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为南兖州刺史，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当初，刘宋高祖刘裕曾留下遗言，认为京口是战略要地，距离建康非常近，除非皇室近亲，其他人不能驻守。刘延孙的祖先虽然和高祖是同一宗族，但是，高祖刘裕是彭城支系，刘延孙的祖先属于莒县支系，因此，两家从来不谈论血缘关系。孝武帝命令刘延孙去镇守京口后，才颁下诏书，跟刘延孙家合为一族，并让各个王和刘延孙之间排列辈分和长幼。
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流闻民间，无所不至。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逼，更徒之广陵。以延孙腹心之臣，使镇京口以防之。
孝武帝在深宫内，荒淫无礼，不论女子的亲疏、尊卑关系如何，丑闻流传民间，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刘诞却是生性厚道，待人温文有礼，而且，又在诛杀太子刘劭和讨伐丞相刘义宣的战事中立下了大功，因此，大家在心里都暗暗向着他。刘诞募集了许多有才能、有勇力的人，收藏了粗良的甲胄、锐利的兵刃，孝武帝因此对刘诞又是害怕又是猜忌，所以，他不希望刘诞还留在朝廷，便下令他镇守京口。以后，还嫌他在京口离建康太近，又把他调到了广陵。由于刘延孙是心腹大臣，所以派他镇守京口，防备刘诞。
＇12＇魏主将东巡，冬，十月，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
＇12＇北魏国主将要去东部巡查，冬季，十月，颁下诏令，命太宰常英在辽西黄山兴建行宫。
＇13＇十二月，丁亥，更以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
＇13＇十二月，丁亥（十二日），刘宋朝廷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二年（戊戌、458）
二年（戊戌，公元458年）
＇1＇春，正月，丙午朔，魏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故禁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
＇1＇春季，正月，丙午朔（初一），北魏颁布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一律斩首；遇到喜事、丧事的时候，暂时可以开禁，但一定要有日期限制。北魏国主因为士民、百姓常常由于酗酒而导致相互殴打，或者借着喝酒而在一起议论国家政事，因此，颁布了禁酒令。北魏朝廷又增加了内外候官，监察各曹、州、镇，有时，内外侯官还换上平民百姓穿的家常衣服，混杂在政府、寺庙等地，以此来寻找文武百官是否有什么过失，一旦发现，有关部门就会严加追究、盘查，抓起来，严刑拷打，逼招口供。文武百官接受贿赂赃物，布匹达到两丈，即予斩首。又增加七十九章法律条文。
＇2＇乙卯，魏主如广宁温泉宫，遂巡平州；庚午，至黄山宫；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戊寅，南如信都，畋于广川。＇2＇乙卯（初十），北魏国主前往广宁温泉宫，顺便巡查平州。庚午（二十五日），抵达黄山宫。二月，丙子（初二），登临碣石山，在山上远眺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戊寅（初四），又南下前往信都。再到广川狩猎。
＇3＇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3＇乙酉（十一日），刘宋朝廷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4＇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4＇丙戌（十二日），刘宋建平宣简王刘宏因为病重，免去了尚书令。三月，丁未（初三），刘宏去世。
＇5＇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5＇丙辰（十二日），北魏文成帝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生性乖巧善变，他又游说文成帝大肆兴筑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时开始兴建城池街市，兴建时他一定让人利用农闲的时节。何况，我们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朝会时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足可以用来登高远眺。况且，纵然要扩大建设工程，也应该慢慢进行，不能仓猝行事。现在核算一下，要抽调民差役二万人，而羸老、病弱供应饭食的，又得增加一倍，预期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现在是动用四万人，劳力和费用是无法计算的。这是陛下您所应该留心的事。”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劝谏。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有什么事做得不适当时，他就立刻请求晋见。文成帝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他商谈。有时，二人从早到晚相谈，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各位大臣不知他们谈些什么。有时，高允说话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文成帝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他始终对高允很好。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劝谏，而偏偏私下在隐蔽之处劝谏？这难道不是不想让他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吗？至于说臣子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主有了什么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显示他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一名忠君之臣所应该做的事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时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能说是忠心吗？”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小，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全都做了大官，被封为侯，部下们官至刺史、有二千石俸禄的人也有几十成百名了，可是，高允还仍然为著作郎，二十七年从来没有升过官。文成帝对各大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边侍侯，却不过是白白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劝谏过我一句话。而只是在看到我心情高兴时，要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全都没有什么功劳，却做了王公。高允仅用一枝笔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了，他的贡献不小，可他仍然不过是个郎官，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提升高允为中书令。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优待，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当天，文成帝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竭力推辞，但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很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上曾经称赞汉代卓茂、刘宽的为人，心地狭窄的人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和高允相处为官四十年了，从未看见他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为此，我才知道古人古事都不是假的。高允内心文采光明，外表温和柔顺，他说话时总是慢腾腾的，就好像不会表达一样。从前，司徒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博才多学，是一代俊杰，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点儿刚毅的风骨。’我也认为是这样，直到崔浩犯了罪，不过是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可是，皇上亲自审问时，崔浩吓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也都吓得爬在地上，汗流浃背，个个都面无人色。只有高允一人站在那里详细陈说事件的经过，进一步阐述是非曲直，表达清晰而有条理，阐明的事理清楚有深度，且声音高亢、宏亮，连皇上听着都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为他捏着一把汗的，这种行为，不是刚毅的风骨又是什么呢？在宗爱正好高升，把持着大权的时候，其威风凛凛，震撼四海。宗爱曾经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论事，王公以下的官员，全都小步前行到宗爱面前，向宗爱叩拜，只有高允一人走上台阶，只对宗爱长揖了一下。从这件事上看，汉汲黯可以躺在床上会见卫青，行对等的礼节，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亮节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看错了他的内在品德，而崔浩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气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对鲍叔牙的死感到万分悲痛的真正原因啊！”
＇6＇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6＇乙丑（二十一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7＇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7＇夏季，四月，甲申（十一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8＇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臣属。六月，戊寅（初六），吏部尚书分设两名，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一官位。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待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