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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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最初政府对金融改革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这种积极主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动地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有效地获取收益。政府之所以能　够做到对金融积极主动地控制，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政府控制收益与控制成本的巨大差距，使得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和能力控制金融，上面的分析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政府控制金融的这种积极主动性和能力是随着控制成本的上升不断弱化的，这种弱化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就是金融和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这也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政府控制由积极主动转为被动，也就是政府对金融由控制向调控的转变，按照上述分析逻辑的延伸，这一个转变点应该由货币化程度决定，即这个点应该是货币化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换点。关于中国货币化程度引起的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变点，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易纲认为：货币化进程是制度变迁的函数，在1985—1989年间，货币化水平放慢，但随着新一轮改革启动，货币化和金融发展进程自1992年后又获得新的推动力；谢平认为，1992年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处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的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张杰通过对政府金融控制成本………收益变化的量化分析，认为从1992年开始，政府控制金融的成本已超过控制收益，同时认为政府金融控制从主动转为被动的临界点在1988年。按照他们的分析，中国货币化程度在80年代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应该是变为被动和逐步走向弱化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应该有实质性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用货币化率即M2/GNP来衡量）应该是停滞不前或小幅上升。但有关的数据却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在1993—1999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从103％持续上升到144。13％，这一货币化水平不仅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相比明显偏高，例如，1992年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尼为46％，韩国为44％等，而且也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相左。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当货币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货币化进程便告结束，M2/GNP会在某个区间保持相对稳定，而这个区间的最高上限在1—1。2之间。无疑，中国的情况是个例外，这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谜，解开这个谜，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这个谜的解开，要求助于对中国金融组织的扩展分析，这种分析就是金融组织扩展进程中国有金融与其它地位变化的分析，即政府对整个金融控制程度变化的分析。
　　2。中国金融的两个新谜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金融发展首先表现为货币化程度提高，表现为货币化程度（M2/GNP的比率）的上升，经济发展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上升而不断获得发展。但货币化程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将会停止，但上面分析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中的货币化存在持续升高的现象，因此，理解和把握中国的金融发展，只有从金融工具的整体增长来分析了。
　　关于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戈德史密斯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所谓金融相关比率，就是全部金融工具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国民财富）之比。一般实物资产价值用GNP替代，其表达式为FIR=（M2＋L＋S）/GNP。这个表达式比麦金农金融发展的货币化指标多了两个非货币性金融变量L（全部银行贷款）和S（有价证券），显然更能够反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其它金融工具出现后的实际。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第89、98页数据整理。转引自《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第4…5页。
　　从上表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背道而驰，但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却又表现出“惊人之处”。在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在高速的货币化情况下呈现出高速增长，这种情况下，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表现为货币化支持的高速增长，是能够说得过去的。按照这种关系发展，随着中国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应该表现出持续的高速增长，但令人迷惑的是，1996年后在国债和金融证券发行、股市扩容步伐加快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持续提高，同期经济增长却在逐步回落并最终陷于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很难发现M2/GNP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类似1992年前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仅用政府对金融控制没有弱化，显然难以完全解释。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谜………货币化程度提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
　　中国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又是如何呢？中国的FIR从1978年一直处在上升状态，到1999年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如1999年我国达300。6％，而美国1992年为326％，日本为392％，德国为294％，韩国为234％，巴西为175％，印度为114％。这说明，我国FIR水平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却接近或高于经济发展类似国家。应该说，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的金融发展无疑也是显著的。我国的金融工具总量增长也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这无疑又是超出金融发展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又一个谜—金融相关比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谜，即货币化持续升高、货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和金融工具整体增长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致。解开这些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中国金融发展的谜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发展的货币化之谜，源于政府对金融控制的稳固性，而后两个谜，都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是显著的，但对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金融相关比率都持续快速地提高，说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起到扭转作用呢？
　　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的符号经济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问题，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这一问题必然表现为金融效率的降低。一般来说，金融的效率由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的流动性共同决定，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的量性发展必然能够支持更大的经济增长规模，即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量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GNP的同比例增加。中国的情况是不是表明中国的金融工具与货币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呢？
　　首先，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金融发展是显著的，但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如何计算呢？我们认为，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的市场可交易性，也就是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取决于能否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等价交易。我们看一下中国金融工具的流动性。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工具的增长（金融相关比率的上升）主要是靠M2与L的不断增加来支撑，也就是说，中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企业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这实质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这无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十分相符：到1999年仅四大国有银行就有不良资产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国家为处理巨额不良资产，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对口剥离，这巨额的不良资产无疑会吞噬掉大量的货币，从而使现实中流通的货币减少，大大削弱货币的流动性；同时，上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增长十分迅速，远远快于M2的增长。十分明显，S（股票和债券）在整个金融工具中所占比重非常小，1999年仅为43。8％，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这说明在中国金融量性发展是比较迅速的，但存在结构性问题，而这种结构性问题在于中国有近80％的国有股票无法上市流通，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从而使金融效率大大降低。
　　其次，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来看，中国货币总量增加是显著的，但货币的不同层次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货币层次的流动性也存在差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发展表现为货币化和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能却被金融效率的不断下降所抵消，大量货币“迷失”了，成为“超额的货币”，而大量金融工具成为呆滞的、悬浮于实质经济之上的面纱，对实质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出现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向个人的倾斜，但由于缺乏多样化投资渠道和满意的收益率，居民选择金融资产时由于没有太多的余地，银行储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使得居民储蓄存款（活期）增长很快，并占到M2的一半以上，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化率大大提高。但由于在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二元结构状态下，这种增加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在政府与金融、政府与企业和金融与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大量储蓄增长被用于支持低效的国有经济发展，形成广义货币M2和信贷资金L支撑起持续走高的金融相关比率，为巨额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从而导致货币流动性降低，金融效率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由于缺乏市场理性，发展股市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压力下逼出的，是企业融资手段的替代性发展。中国股市不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股市，而是为摆脱国有企业困境发展的股市，在产权不清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股市成为“圈钱”的主要场所，股市活跃与政府托市、大户坐庄小股民跟风密切相关。从而导致金融工具的增长与经济增长脱节的局面。
　　中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当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发展即量的增长的观点，无疑是最有力的反驳。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局面，深层根源仍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政府利益攫取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所做的汲资手段创设，市场因素是比较弱的，与金融组织的扩张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金融发展必然表现为单纯的量性增长，由于这种量性增长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扩张，这就意味着增长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因此，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效率的降低。

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如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　
　　关于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的衡量，金融发展理论的鼻祖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中介比率来表示。从统计上说，金融中介比率在流量方面就是由国内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取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部门发行的金融工具净额占发行总额的比率，在存量方面则表现为金融工具总值除以某一特定时期内国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发行的债务与股权证券的市场价值之商。为测定扩展的金融组织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我们可以把金融中介比率分为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金融机构中介比率，而前者又可以分为国有　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商业银行金融中介比率等。这些指标通过各金融机构持有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以此来衡量中国扩展的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状况与政府对金融控制变化状况。
　　上述分析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获得真正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削弱，只是原有制度框架下一种形式的扩展，而非实质内容的变化。一方面，从金融制度体系变化看，到1988年为止，中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金融体系，而正是这种体系的政府控制弱化导致随之而来的金融秩序混乱和整顿，1993年后金融迅速发展，不仅国有金融迅速发展，非国有金融也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和金融资产迅速扩张。更为重要的是，1993年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和成立政策性银行，1995年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体制，1998年设立中央金融工委和九大跨省分行的成立，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国金融逐步由政府控制转为政府调控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治理整顿后，金融秩序归于正常，在1993～1996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接调控措施的运用是国家历次宏观调控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是运用的调控手段最多的一次，也是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结合作用最显著的一次。实现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势头。在这种下，中央银行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主要依靠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贷款利率、窗口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