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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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希腊仍然延续着民主的传统。希腊在欧盟国家中的经济地位是最低的，在欧洲的国家中，希腊政府也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希腊并不富裕，因为它的税收很低，但它却给了人民很大的权力。尽管终年沐浴着爱琴海的阳光和海风的希腊人生性懒散，但是今天的希腊人民仍然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乐于对事情发表意见。
当地人说，希腊人经常为一点儿小事就举行游行和罢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不满。就在我们到达希腊前不久，希腊足球队奇迹般地历史性地获得了欧洲杯冠军，在举国欢庆之后，希腊的公交车驾驶员罢了一天工，原因竟然是政府没有考虑到他们收看欧洲杯足球赛的权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们的印象中，游行罢工似乎就意味着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其实在希腊的任何一次罢工都是经过了法律程序的，而且对某个行业的罢工将对国民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会通过媒体提前告知公众。希腊政府对于绝大多数的游行罢工都是持“有单照批”的态度，而罢工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都严格按照政府批准的时间、地点进行罢工，绝不会超越法律进行，因此他们的罢工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是很小的。在我们离开希腊的前一天，居然也碰到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为了什么，但我们确信，希腊的民主名不虚传。
最后一分钟哲学。
早在好几年前，国际奥委会就提出了“奥运会要减肥”的口号，这主要是针对近二十年来，奥运会主办国有把奥运会越办越大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比赛场馆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比赛项目越来越多，需要参与的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官员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奥运会的规模越办越大，使得承办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据说一九九二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就亏了一大笔钱。然而，各国争办奥运会并且把奥运会越办越大的趋势却有增无减，倒是希腊人给了我们一些意外。
每届奥运会的主赛场都会是奥运会主办国不惜巨资兴建的重点工程，都希望建成一个足以流芳百世的标志性建筑，而唯独雅典奥运会的主赛场是希腊人在原来一座老体育场的基础上翻建的，希腊人的逻辑是：一样很漂亮啊，一样也能用啊！
那届奥运会场馆的建设进度一直备受舆论指责，我们江苏城市频道奥运报道组在希腊采访时发现，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场馆还没有竣工，还在尘土飞扬的建设当中。七月二十五日，我们在雅典的最后一天，拍摄一八九六年首届现代奥运会主场馆时，巧遇了一群中国建筑工人，我问他们：“你们的活什么时候能干完呢？”对方操着一口很浓重的河南口音回答说：“早呢！木工活还没有开始呢！”我问：“那你们不着急吗？”回答说：“希腊人都不急，我们急什么呀！”我大吃一惊：七月二十五日距奥运会开幕已不足二十天，一个重要场馆的木工活儿竟然还没开始！而希腊官方却早就宣布这些场馆已经竣工了，他们的逻辑是：外边完工了就算竣工了，里边的东西慢慢弄，开幕之前一定弄好！
走在雅典的大街上，我们看到很多人行道上拉着一条条长长的红线，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了迎接奥运准备要翻修人行道的地砖。我问他们：“那怎么没弄啊？”他们说：“还早呢！”人们对奥运会的漫不经心是随处可见的，在希腊的一周时间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并没有看到想象中应该出现的奥运氛围，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大街上有任何奥运标志和宣传品，倒是在很多小店里看到了价格不菲的奥运纪念品。但是如果说希腊人对奥运会没有热情那是不公平的，在我们采访的雅典市民当中，提到奥运会他们都非常兴奋，他们觉得由希腊主办这届奥运会是理所应当的事，因为这里是奥林匹克的故乡。所以，希腊政府也不像以往那些奥运会主办国那样，赛前都宣称要把他们主办的奥运会办成最好的、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他们的口号是一句异常平静而又自信的话：奥运回家！对于国际舆论对他们的一些批评，希腊人也并不介意，他们相信有希腊众神的庇护，什么奇迹都会发生。二〇〇四年希腊足球队近乎奇迹般夺得欧洲杯冠军，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最后一分钟哲学”。
希腊的笑容。
从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到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人们最关注的事情莫过于我们能拿多少块金牌和我们在金牌榜上的名次。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了历史，夺得了五十一枚金牌，金牌榜上列第一，足以让国人扬眉吐气。可以说，北京奥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开幕式的宏伟壮美，还是体育赛事进行中组织工作的有条不紊以及接待工作的热情周到，都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反思。
我想到二〇〇四年在希腊的采访，印象中更觉得我们似乎还缺点儿什么，缺什么呢？好像是我们的人民缺少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曾经在雅典的大街上和巴黎的机场里，我们都在不断地拍摄采访，不管我们的镜头对着谁，对方一旦发觉，无论当时他在做什么，都会对着我们的镜头展开他们的笑容，做出友好的姿态；无论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也总是非常有兴致地乐于回答和交流。我做了十几年记者，在全国很多城市进行过拍摄采访，在我印象中，我们的大多数国民只要看见摄像机对着他们，总是有意地避开，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会做出国际新闻中丑闻当事人被曝光时的举动：用手或包挡住脸。尤其是一些美女还会对着摄像机恶狠狠地吐出两个字：讨厌！其实，我们只是想拍摄一些街景和行人而已，而当我们想要问他们什么问题的时候，相当一部分人避之不及。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们中国人天生就内向吗？但也不至于反应如此过度啊。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大街上的行人、公园里的游客，他们中有多少人面带着笑容？或者说他们中有多少人会以笑容面对陌生人？
北京奥运会已经渐行渐远，永远定格在二〇〇八年，但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却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有人说，只有不再为生存焦虑的人们才会有那种恬静自信的笑容。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也在大幅度地提高，展现中华民族发自内心的美丽笑容，是该成为政府和全体国民努力的第一要务了。
第十九章不一样的世界杯
像世界杯这样的国际赛事，如果放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举行，那一定是早早就启动，大赛氛围也早早就深入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但来到德国后，我却惊讶于这里的行事风格：不事张扬，务实第一。
1、感受不到“大赛氛围”
经过十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一行三人于德国当地时间六月三日下午五点抵达了法兰克福。其实所谓“第几大”城市的说法或者“大城市”的概念，我们中国人和西方的观念区别很大。按人口和面积，法兰克福在德国排第五，可是它的金融和科技地位却是首屈一指，相当于上海之于中国。而这个城市的人口仅仅六十五万，甚至不及我生活的那个区。飞机降落时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格外清新。
接待我们的是德国之声电视台的吕先生，他竟然还是我的四川大老乡，让我很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尽管之前听从德国回来的朋友说过，德国恐怕要算是欧洲最美的国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在驱车前往宾馆的路上，这座城市的绿色、安静和古典还是令我吃惊。
好像很多记者赛前从德国发回的第一条片子或第一篇稿件几乎都不例外地以“感受德国世界杯氛围”为主要内容，而结果都毫不例外地出乎他们的意料。我们的记者太习惯中国式的风格了：我们要办个什么运动会，赛场提前大半年就完工了，设施提前三五个月就运转了，提前一两个月就到处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地“营造”气氛了。而二○○四年，希腊人办奥运会却是那么慢条斯理。我曾目睹，离开幕式只剩五六天时间了，相当多的奥运场馆连油漆都还没有开始做，全世界都跟着他们着急，很让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奥运会“要等房子结婚”的焦虑。结果奥运会如期举行，什么事儿也没有耽误，让全世界瞎操一回心。当然，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严谨的德国人身上，世界杯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中进行。只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欢天喜地地笑迎八方来客、四海宾朋的情形却是不曾看到，就连各种数量不多的世界杯宣传品都是小小的，不张扬地出现在各个角落。我喜欢德国人这种务实和安静的态度。唯一熟悉的所谓“大赛氛围”应该是一路上看到的临时交通管制，路遇的一名金发碧眼的德国女警漂亮得可以上杂志封面。
2、市长没有球票
我们那次德国之行的邀请方之一是德国布郎菲思市市政府。这是一个距离法兰克福六十千米外的德国小城市，面积小，人口也只有一万两千多，但是这个美得如童话一般的城市是整个德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城市，将近百分之七十的森林覆盖率使它被德国政府授予空气疗养城的称号。
六月四日上午，我们受邀做客布朗菲思市市长史密特先生的家。德国人的社交活动是很少在家里进行的，尤其是政府官员，所以史密特市长在家里接待我们报道组一行是很罕见的举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密特市长对中国怀有特殊的好感，另一方面得益于接待我们一行的德国之声电视台的吕龙霈先生，因为他们私交甚好。
车绕过弯弯曲曲的小道来到市长家门口后，我们发现，市长家与他的邻居家比起来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唯一特别的就是听吕先生说，这栋房子是史密特先生亲手设计并和家人一同亲手修建的，前后竟然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我想能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建房的市长恐怕在欧洲也不多。
史密特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温和亲切的德国老人，碧蓝的眼珠让人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纯净和平静。在一小时的采访中，我与史密特先生聊了很多话题。他向我介绍了布朗菲思市的历史与现状，谈到了他对曾经访问过的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印象，他在盛赞中国经济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存遭到破坏极为痛心。在谈到二战之后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致力于化解仇恨、增进交往的工作时，史密特先生所表现出的坦率和真诚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本人因为对这项工作的突出贡献获得了“欧洲议会友好城市市长大奖”，布朗菲思市也因此获得了“欧洲议会友好城市大奖”。这个奖项全欧洲每次只评出一个，所以很能说明史密特先生对世界和平友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谈到足球时，史密特先生立即呈现出另一种状态。当我问他会不会到慕尼黑看世界杯开幕式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不、不、不，弄不到票，只能在家看电视。”这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难以想象的，堂堂一市之长去看在他们本国举行的世界杯的愿望都难以实现，可以想见在德国官员的权力所受到的约束。
而史密特先生丝毫没有觉得在来自异国的记者面前表示弄不到球票会难堪，他愉快地告诉我，他会和朋友、太太一块儿找个酒吧看比赛。他说那样的感觉更好。我问他，作为市长在酒吧里看球赛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他耸耸肩膀摊开手说：“没有、没有，这时候没有市长，大家都是球迷。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认识我，我是他们每个人投票选出来的，我是他们的好邻居。”
就在这时，我们的采访被门铃声打断了。几分钟后史密特先生向我们表示歉意，他说邻居家的猫钻进了一间没有人的房子，出不来了，邻居来向市长家求助。这个插曲似乎是在以最快的方式向我们证实他几分钟前所说的话—“我是他们每个人投票选出来的，我是他们的好邻居。”
十几分钟后，市长夫人从邻居家救猫归来，我们的采访也结束了。市长夫人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品尝她家里的中国茉莉花茶和她亲手烤的蛋糕。这次采访的结束时间我特意安排在了《南京零距离》开始直播的时候，我拨通了“零距离”直播热线，和晓乐做了一次直播连线。当然，少不了让史密特市长用我刚刚教会他的一句中国话向大家问好：“《南京零距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德国人的性格。
德国人的严谨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在德国游历的几天里，我当然感觉到了，不过，除了严谨，德国人身上还有更多让人惊叹的特质。
1、志愿者阿卡尔
在驱车前往多特蒙德的路上，学德语文学的吕先生和我聊得很投机，提出晚上请我喝酒，而且多年不喝烈性酒的他竟然要和我喝白的。连续的疲劳工作使我欣然同意放松一把。在买酒的小店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一个年轻人胸前挂着一个印有世界杯标志的胸牌，吕先生马上跑过去和他聊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叫阿卡尔的小伙子是世界杯的志愿服务者，他愿意为我们做向导。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见到了阿卡尔。他说我们一定要去多特蒙德市火车站广场看看，那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