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篇经典小小说打包下载-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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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酒瓶子朝她的额头上直捣下去。这差不多总是为了钱，那些姑娘都欠了那么一身债，她们想走，非先把每一文钱都还清了休想走得了。
　　　　　　　　　　　　　　　　　
　　老板娘和警察所里的人有来往；姑娘们一定得跟他们回来，要不然就得进监牢。唔，她们总是回来的，不是跟着警察，就是跟着老板娘的另一种朋友，她也使得动那些男人替她出力，可是她一概都打赏得很阔，让我告诉您吧，这样，姑娘们只得留在那里，除非她们生了病；要是病得太厉害，她就把她们打发走。白朗沙太太说：“你在这上边有点把我拉痛了。”
　　　　　　　　　　　　　　　　　
　　把一股头发弄一弄，“还有呢？”我真该死——可是这位姑娘，她跟老板娘可真结了仇。她说了好几次，我在这里挣的钱比谁都多，就因为这样每一个星期都得闹几场。
　　　　　　　　　　　　　　　　　
　　最后，有一天早上，她说现在我决意要离开这儿了，她从她的枕头底下拿出四十块钱来说：这是还你的钱，老板娘就直嚷起来说，你从哪儿得来的。你——？就诬赖她偷了那些来光顾她的客人。姑娘说，放开手，要不然我要打你个脑浆直流。一听说，奶奶就抓住她的肩膀，抬起膝盖来，穷凶极恶地踢她的小腹，甚至于踢她的下体呢，白朗沙太太。过后她又拿起一个酒瓶子来劈面就打，姑娘一路跌回她自己的房间里来。我正在那儿打扫，我就扶她到床边去。她坐在那里，低着头，按住腰身的两边，等到她再站起来的时候，她在哪儿坐过的哪儿就有血。所以老板娘一会儿又走进来，嘶叫说，现在你可以滚出去了，你对我再没什么用处，我不想把她的话一句句都再说过一遍，您明白这太不成话了。她能找出多少钱就拿走多少钱，到了门口，她提起膝盖朝姑娘的背后猛可地一顶，她就一跤摔到街上去，过后她站起来就走了，也不管衣裳简直遮不住身体。
　　　　　　　　　　　　　　　　　
　　这以后，认识这位姑娘的客人老说是说妮纳蒂哪儿去了？往后许多天他们又一直这样问，弄得老板娘再不能光是说，我把她赶走了，因为她作贼。不行，她开始明白了自己不该把这位妮纳蒂撵走的，她就说，她过几天就回来的，你们别担心。
　　　　　　　　　　　　　　　　　
　　现在，白朗沙太太，如果您想听的话，我要讲到古怪的地方了，我想起这件事情来就是因为听您说您的衬衫给作了法。那一家的厨子是个女的，跟我一样的是个有色人种，跟我一样的带得有不少法国人的血统，跟我一样的总跟那些画符念咒的住在一块儿。
　　　　　　　　　　　　　　　　　
　　但是她的心很硬，她在什么事上都帮老板娘一手，她喜欢看这一套热闹，还给姑娘们散播些闲话。老板娘对她比对什么都信任，现在就对她说：喂，我到哪儿去才找得着那个臭婊子呢？因为老板娘刚要叫警察把她带回来以前，她已经跑出了百新街了。唔，厨子说，我懂得一种符咒，在这里纽俄连斯行得通，有色人种的女人就用来招回她们的男人，七天之内他们就回来了，很高兴住下来，可是他们也说不出为什么，连您的仇人也会回到您这边来，还相信您是他的朋友哩。这的确，这实在是一种纽俄连斯的咒法；他们说就是隔了河也灵验呢……他们就照着厨子讲的做了。
　　　　　　　　　　　　　　　　　
　　他们把这姑娘卧室里的溺盆从床底下拿出来，他们放了水和牛奶在里边，再把她剩下在房间里的东西，找得出多少就掺和进多少：她刷子上的头发，粉扑上的面粉，还有她的一小片一小片指甲，那是他们在她惯常坐着修手指甲和脚趾甲的地毯边上找出来的；她们又把沾了她的血的被单浸到水里去，从头到尾，厨子在上面念念有词，声音很低，我听不清楚，可是到了最后，她对老板娘说：吐一口唾沫下去。
　　　　　　　　　　　　　　　　　
　　老板娘吐了，厨子就说，她回来的时候，她就会变成您脚底下的烂泥。白朗沙太太滴答一声合上了香水瓶：“唔，后来呢？”后来在第七天晚上那位姑娘回来了，样子像害了大病似的，还是穿着原来的衣服，什么也没有改，可是很高兴在那个地方了。
　　　　　　　　　　　　　　　　　
　　有一位客人说，欢迎你回来，妮纳蒂！她刚要开口和老板娘说话，老板娘就说，闭嘴，到楼上去，打扮一下。妮纳蒂，这位姑娘就说，我一下子就下来。此后她就安安静静地在那里住下去了。　

　　
　　

　　　

妈妈〔美国〕戴维。奥丹　
　　　　　　　　　　　　　　　　　　
　　　　　　　　　　　　　　　　　
　　妈妈为我做三明治做到一半时死了。如果我知道那会要她的命，我就不会要求妈妈做了。以前她做三明治给我吃都没事，为什么这么突然？我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不太谈这件事，我们根本很少谈这件事。有时候我们试着想谈，有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一道儿吃晚餐，一切都接近完美。但，只是有时候。大部分时间，气氛不一样了。经常我会做一些诸如忘了不用替她摆位子的事情，于是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时，我们根本不想说话。三个盘子、三个杯子。厨房闪闪发光。一间明亮发光的厨房，妈妈总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我爸爸、妈妈的位置、和我。妈妈随时可能一阵风似地穿过那扇门，抓着揽着一捆捆一盒盒的东西，我的大冬季外套密密实实的包住她的肩和臂，她的脸笑眯眯的，有条条的皱纹，像植物一样。我早该知道多一点。我早该知道这些事。妈，你说嘛？为我做一块三明治就会让你死掉吗？这件事真的会杀死你吗？记不记得以前你怎么跟我玩？记得吗？我偷偷走向她的座椅后面，拆下她的发卷，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直到她说好了，问我想干嘛？然后她站起来，走向爸爸，打开她的浴衣，让他偷看一眼，看看以前的魅力还在不在。我想是不在了。什么？他说。他从没看过这个？去做三明治，他说。然后他让自己的身体像一滩布丁，溶进安乐椅中。就这样，那是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把电视开大声，走进厨房，而我们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大叫救命。我爸爸和我一样，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穿过房间——他每一步都在地毯上摩擦出声，好吓她一跳——然后，就是那样。妈妈死了，躺在厨房的地板上，腰际的浴袍敞开着。我想到，好，妈妈死了，接下来呢？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没有人想到当你发现你妈妈直挺挺地死在厨房地板上以后的事。不过我告诉你，真正有趣的事就是从那以后开始。那是你得对她——老天，你的妈妈——做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时候，而你心里明白，万一她醒过来，她会因此啐你一口，但无论如何还是得做，否则万一她不醒过来，一切都完了。那也是你必须打电话叫救护车，且等着他们来，在她脸上盖上白被单，将她从你身边带走的时候。那是你得坐在一边看着他们在她身上摸来弄去，心里明白他们绝不相信你会试图救过她的时候。那是邻居看见你家门口一闪一闪的红灯，怀疑你到底是个多么差劲的儿子，竟然救不了自己的母亲的时候。那也是你必须面对自己的一生，而这一生已成为一个接一个你无法救她的借口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爸爸把她抱到椅子上，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等着。我们一边等，一边看电视。
　　　　　　　　　　　　　　　　　
　⊥这样。但就像我说过的，我们现在不怎么谈这件事了。我们怎么谈呢？妈妈总是那个开口说话的人。她过去老是这么说。她老是说：“男生们，没有我，你们怎么办？”而我们现在正是如此，没有她。就算你付钱要我们说话，我爸爸和我也不知道如何交谈，所以我们连试也不想试。不管怎样，谈的不多就是了。我该说些什么呢？你过得好吗？一个人睡觉是什么滋味？他不希望我那么说，他根本不希望我那么做。他希望我离开这间屋子，不过，他也并不真的希望如此，你知道的。那他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注意点，六个房间可能显得太多。我有时在吃饭时这么告诉他。我告诉他，他有多需要我，多在乎我。但他不在乎。他在乎厨房，那件袍子，及我为了想救他的太太所做的事。我的手。她的身体。我的唇。她的嘴。
　　　　　　　　　　　　　　　　　
　　“告诉我，”他说。
　　　　　　　　　　　　　　　　　
　　“那就是你想记得你妈妈的方法吗？”　

　　
　　

　　　

桥边的老人〔美国〕厄尼斯特。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轴。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喔。”
　　　　　　　　　　　　　　　　　
　　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顾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钢丝边眼镜，于是我问他，“什么动物？”
　　　　　　　　　　　　　　　　　
　　“各式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着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的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我问？“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里开？”
　　　　　　　　　　　　　　　　　
　　“巴塞隆那。”
　　　　　　　　　　　　　　　　　
　　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
　　　　　　　　　　　　　　　　　
　　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
　　　　　　　　　　　　　　　　　
　　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
　　　　　　　　　　　　　　　　　
　　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