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现象学之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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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嫉妒和平均欲导致从文明和野蛮倒退，“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制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49〕。马克思在这里特别强　调了妇女地位是衡量人的解放的标尺的观点：“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情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　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50〕。这正表明，马克思所要求的共产主义以及　他对以往共产主义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感情生命活动的直接性的理解之上的；这种理解，即后来表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　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点。
　　　　其次是具有民主或专制的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和干脆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这两种共产主义都已意识到最终是要解放人（而不　光是出于嫉妒和平均主义），但还不懂得怎样才能解放人，不懂得私有财产对于满足人的需要也具有积极的、属人的性质，因而不能简单地废除它，而要由它的自身　的运动来提供扬弃私有制的现实和理论的根据。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这些空想共产主义的参照呢？什么是他认为“完成了”的共产主义即“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制”呢？
　　　　马克思说，真正完成了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　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51〕。人与自然的统一使人回复了人的感性活动，消除了人与社会、个人和类、存在与思维的抽象对立。共产主义就是“人以一种全面　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52〕；它解放了人的感觉，使之成为了“人的”即社会性的感觉，“别人的感觉和享受　成了我自己的所有物”，成了“祭祀的器官”，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53〕，它不再是个人孤立的感觉，而是社会普遍的、随时可以　“对象化”而为他人的哲欣赏所共鸣的感觉。因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便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社会性确证。所以马克思说：“理论的对立本身　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54〕，只有从“工业的历史”这部打开了的、感情的人的心理学中，才能找到扬弃异　化的真正道路。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情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情的］需要所做的准备”　〔55〕，“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　而易见、无可辩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　物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56〕。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的、完成了的共产主义〔57〕，便这同时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存在　论”的明白无误的表述。
　　　　很少有人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原理和共产主义理论在这种直接同一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们常常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为未来某个时候人类将要建　立起来的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但马克思本人的表述却是：“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能动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　人的社会的形式”〔58〕。在《德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共产主义对我们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之为共　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9〕。马克思并不想预言家式地规划未来，他所关注的只是人的解放，即人的感性活动的解放和复归。人的感性　的、现实的实践存在——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点和实质。反过来说，这三大思想领域也构成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不可分割　的“三重根”。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今天给大家讲方法论的最后一讲。这次要讲的是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原来发表过一篇《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八大文化错位》，那是在2001年的《福建论坛》上发表的，后来又加了两个文化错位，加了有2000多字吧，所以就把它整成一个十大文化错位，在2002年的武大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了《世界哲学》的2002年的增刊上。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工作的奥地利汉学家雷立柏博士（Leopold　Leeb）看到了，十分欣赏，征得我的同意把它译成了德文，发表在德文杂志《今日中国））2003年第22卷上。这篇文章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反省我们中国一百年以来引进西方哲学、引进西方文化的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引进西方哲学。那么我们在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文化错位。这里列举了十个方面的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例子，试图要理清我们在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一些误解，一些误读。我认为如果把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清除以后，对我们今后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局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开拓。因为这十个方面是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地阻碍着我们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首先呢，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就是宏观地来说，对于文化传播，任何文化传播都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哪几个阶段呢？首先第一个阶段，最初两种不同的文化碰撞，它呈现出一种格格不入和互相排斥的状况。不管哪个民族，包括我们认为学习西方最积极的日本民族，日本民族在文化碰撞的最初阶段也是经过了一个互相格格不入、互相排斥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时候，因为是异民族文化嘛，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人们更多地看到两种文化之间的相异之点，要么就完全不接受，要么顶多呢就是说，它有它的长处，我们也有我们的长处，我们并不比他们差，然后呢，以这种借口我们可以把它拒之于门外。那么在这个阶段当然是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要提升，它有待于对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之点以及相通之点的发现。如果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要进一步继续下去的话，你就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一个拒斥的态度嘛，你完全把人家拒之于门外，以种种借口，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总而言之是不接受，那文化就没办法交融了。
　　　　那么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人们发现两种文化之问有可以相通的地方，甚至有相同的地方。于是，这有助于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比附，互相解释。在印度文化、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一旦我们觉得佛教还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文化，我们可以开始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里面的某些因素去解读佛教文化、佛教哲学、佛教的宗教教义，这个叫“以老解佛”。我们以我们老子的这个道家哲学来理解佛家的哲学。这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也发生过，以老解佛、佛学的玄学化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发现还是不行，用中国的老子和魏晋玄学去解读佛经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嘛。你在两种文化中发现了相通或相同的方面，但是还有大量的是不能相通的方面、是不能够用道家哲学、玄学去解读佛家哲学的，有很多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唐僧要去西天取经呢？也就是说要把西方的原典文本原汁原味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不满足于前一个阶段。你老是说古已有之，我们中国本来就有，那就不用学别人的东西了，复习一下自己的东西就行了。虽然这样说有利于克服某些障碍，就是让人觉得西方文化也不是什么天外来客，西方人也是人，跟我们也差不多，思考的很多问题，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有相通之处，这当然有它有利的一方面。但是也掩盖了大量的问题，你终究不能够把对方原原本本地吸收进来。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人们就致力于去发现同中之异。前一阶段是发现异中之同，本来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然后我们从中发现相同的、相通的方面。而更高的阶段呢，就是要在相同、相通的里面再去发现不同的地方。反反复复，最开始是异，后来是同，然后又是异。这个异呢，跟第一个阶段的异不一样。它不是为了拒斥不同的文化，而恰好是为了理解不同的文化，更加深入、更加准确地去理解异民族文化。这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所以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再次发现了文化之间的同中之异。我们经常通过比附以后，有些东西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已经视为当然。老子跟释迦牟尼没有很大的区别，天下的这些圣人都是一样的，甚至有人说“老子化胡”。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就变成了释迦牟尼，去教化印度人。编出这样一些神话来，反映了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这时候呢，我们开始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重新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去深入那些本来以为没有问题的问题。那么，这个陌生化的眼光跟第一阶段好像是一种复归，又发现它的同中之异了，但是呢，这个阶段标明的是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是两种文化的真正融合从这里开始。前两个阶段都还没有。你拒绝它也好，你认同它也好，都在表面的层次上，没有深入到本质，没有深入到内层。只有当你．发现同中之异，你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重新看待你已经认为被你所同化的那样一些观点、那样一些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开始融合。我们今天的中西文化比较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中西文化比较我比较强调的就是，要发现同中之异。所以我的中西方文化比较总是指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专门是就那些看起来好像完全相同的方面去指出它们背后的差异。如果表面一看就知道的差异，那个没有什么说头，说了也是白说。但是具有理论性的就是在那些人们认为完全是一致的方面要指出它们的差异，这个就是文化融合的开始。以前都是猎奇，在此之前都是猎奇，或者是新瓶装旧酒，换一个套子，思想还是那些思想，然后换了一些名词，换了一些术语，吸收了一些外来语，一些流行的、时髦的名词“大爆炸”，那个没什么用的。你以为你引进了那些名词你就引进了西方的东西？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西方精神的内核。只有在你从相同的、相似的这些观点这些思想的背后去挖掘它的相异之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互相理解了。很多人讲你这样就不能互相理解了，连那么相同的东西你都认为是完全不同的，那不是把两者又割裂开来了吗？很多人听了我的讲座以后就提问了：照你说来中国人跟西方人是如此地不同，那怎么能融合呢？我的回答就是：我刚才就是在融合嘛。我把这个不同的地方告诉你了，你知道了，我们不就沟通了吗？因为我是中国人在这里研究嘛，我不是听一个外国人在这里说，我是中国人凭自己的理解而说出了不同的方面，这就是同呀。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层次，那不就沟通了吗？所以要从辨证的眼光来看呀，它确实有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当你说不同的时候，你就是融合的开始。当你大而化之地说我们都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时候，恰好你跟这一方是隔绝的。你用同一种语言说着完全不同的意思，但表面上好像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见、都同意。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全世界的人都在说这句话，难道就同了吗？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恰好处于不断的争斗和误解之中。只有当你把这背后的文化背景剖析开来，指明在同一句话背后所隐藏的那些不同的理解，这个时候，相互之间的沟通才开始，理解上的相同才开始形成起来。
　　　　那么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呢，应该说在19世纪末以前，我们大致上处在第一个阶段。从l840年直到甲午战争以前，我们基本上处在第一个阶段。西方的文明，物质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物质文明我们可以拿来，但精神文明那是绝对不可能进来的。那么进入到20世纪，在整个20世纪，基本上是处在第二个阶段，以及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不是同吗？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主义，我们都想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看到它同的方面、相通的方面，我们甚至于还取得了现实的成果。但是我们跟西方文化的隔膜恰好在这一层面纱的掩盖之下越来越深。你无法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究竟讲的是什么，你以为你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这个老祖宗都搬到中国来了。实际上你跟他根本就没有形成对话，也没有达成理解。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是简单化的，是实用主义的理解。那么现在呢，是跨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当然从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了，现在是处于第三个阶段的起步的时候。所以我这篇文章呢，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来写的，就是要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吸收了的那些西方文化的观点里面，揭示出来它的一种文化错位，实际上是不同的，实际上跟西方原本的那种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已经从西方的原来的意思里面理解到了一些原本的东西了。当然是不是这样还有待于读者的评价，但是我自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是从这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