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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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连忙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冷淡，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 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机会不能等（1）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机会不能等（2）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东南西北任你游（1）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 ”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 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