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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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以为法国大革命会改变女人的命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场中产
阶级大革命所尊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制度和价值，几乎是由男人独自完成的。强调下面这
一事实是重要的，即在旧制度中，作为一个性别，工人阶级妇女始终拥有最大的独立性。
女人拥有经营权，拥有她独立就业所必需的所有法定权力。她可以做缝纫工、洗衣工、
打磨工、店主等，可以参加生产活动。她或在家里工作，或在小店里工作；她在物质上
的独立性，使她有可能在行动上有很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往往是
在小旅馆里，可以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她是丈夫的伙伴，和
他是平等的。她受压迫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表现在性别方面。在农村，农妇在农
业劳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被当做仆人对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儿子同桌吃饭，
她比他们更艰辛地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劳累还要加上母性负担。但和古代农业
社会一样，男人有必要让她受到他的尊重。他们的财物，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牵挂完全
是共同的；她在家有很大的权威。由于生活艰苦，这些女人也许可以表现自己，要求得
到她们的权利；但怯懦和顺从的传统却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法国大革命前的国会
cahicrs （陈情书〕几乎没有包括女性的权利要求，这些陈情书只限于让男人不要从事
文人的职业。在示威和暴动时，肯定会看到女人站在她们丈夫的旁边。不过，这些女人
到凡尔赛的目的却是为了到面包房去找“面包师，他的妻子，他的学徒”。但是，领导
这场大革命并享受其果实的，并不是这些普通百姓。
至于中产阶级妇女，有些人则热情投身于自由事业，如罗兰夫人（Mllle Robo）和
吕西勒·德穆兰、夏洛特·科黛（comtte cotany）是她们当中深刻影响大革命进程的人
物之一，她暗杀了马拉。当时也有一些人鼓吹女权主义。奥林拍·德·古杰
（OlylnpedeGoUgde卢1789年提出了《女权宣言》，和《人权宣言》相抗衡。她在宣言
中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不久她就被送上断头台。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短命的刊物，
少数妇女徒劳地从事政治活动。
17op年，法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的继承特权，在这方面女孩子和男孩子成为
平等的人。179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确认了离婚权，因而婚姻束缚有所松懈。但这仅
仅是些不重要的胜利。中产阶级女人和家庭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作为一个性别没有任
何明确的共同责任感。她们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推行自己主张的独立等级：在经济上她们
过着奇生生活。于是，那些本来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别去参加事件的女人，由于本阶级的
缘故却无法去参加，而那些属于行动阶级的女人，却被迫不采取行动，只去做女人。经
济权力一旦落入工人手中，工作妇女便可能赢得寄生女人——贵族妇女或中产阶级妇女
一一从未有过的权利与特权。
在大革命的清洗年代，女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但一旦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她又被牢牢地束缚在奴隶地位上。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法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但对现代法国妇女不幸的是，她的地位早在军事专政时期就决定了。拿破仑法典把她的
命运固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大延迟了她的解放进程。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拿破仑宁愿
让女人只做母亲。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他也并没有破坏社会结构，给予母亲
明显超出妻子的地位。他禁止调查父亲身份，为确认非奸母亲和婚生子女规定了严格条
件。已婚女人本人并未因为有做母亲的尊严而受到庇护，封建的矛盾在这里依然存在八
女孩子和妻子被剥夺了公民资格，她们无法行使法律上的权利，担当监护人。但是在婚
姻维护旧有的依附地位的同时，独身女人和老处女却拥有一切公民权。妻子必须服从丈
夫，丈夫可以因通奸将她单独监禁，提出和她离婚。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法
律认为他是可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妇带到家里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时妻子
才可以提出离婚。居住地由男人决定，他对子女的权威比妻子大得多。除非妻子经商，
她承担的义务必须由他认可。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受着婚姻的严格控制。
18世纪的法律制度只是加剧了拿破仑法典的苛刻性。离婚在1826年被废止，直到
1884年还没有恢复，当时离婚仍很困难。中产阶级决非很强大，它的权威还很不稳定，
它要认真对付产业革命带来的潜在威胁。据宣称，造出女人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政治，
是为了做家务而不是为了履行社会职能。奥古斯特·孔德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有着肉
体上和精神上的根本差异，这使它们彻底分离，尤其在人类当中。女性气质是一种“延
长的未成年状态”，这种状态使女人不具备“人类理想”，使她的精神衰竭。他预言，
以后家外女性劳动将完全被废除。在道德和爱情上，女人也许会处于优越地位，但只要
她在家里没有经济或政治的权利，男人就仍然是优越者。
巴尔扎克用更加讥讽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
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
品。”他这是在反对18世纪的放荡，在反对当时危险的进步思想，也是在为反女权的中
产阶级辩护。巴尔扎克指出，排斥爱情的资产阶级婚姻自然导致通奸。他告诫丈夫们要
严加管束，不要让妻子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和文化，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们引人注目。中
产阶级按照这种程序把女人关在厨房和家中，严密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使她们完全处
于依附地位。作为补偿，女人也受到敬重，受到极其温文尔雅的对待。巴尔扎克说：
“已婚女人是一个必须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隶。”在小事上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把她摆
在第一位。人们不应当像原始人那样，让她负重，而应当迅速让她摆脱一切艰巨任务和
忧虑——同时摆脱一切责任。大多数资产阶级女人都接受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约束，几乎
听不到有人抱怨。肖伯纳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
束缚会带来利益。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受到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
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面工作。她同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共同利
益可言，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由于这种顽抗而停下来。机器的出现摧毁了土地所有制，
推动了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出现的工人解放运动。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力促女人走出
家庭，赞同她获得解放：柏拉图设想出了一种公有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妇女将享有斯
巴达女人那种自主权。随着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和卡贝的乌托
邦社会主义的出现，也产生了“自由女人”的乌托邦。这种理论认为，对工人和女人的
奴役应当废除，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不幸，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这
一学派并不流行，如傅立叶就把妇女解放和恢复肉欲混为一谈，要求每个人都有屈从情
欲召唤的权利，希望用爱情替代婚姻。他认为女人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在发挥她的色情
功能。卡贝认为有可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但他又对女人参与政治加以限制。其他人则
要求让女人受到良好教育，而不是让她们获得解放。在19世纪，由于改革的影响，始终
存在着对女人的高尚见解，这种见解也出现在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n）那里。但
是，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俱乐部。杂志以及“布鲁默
主义”之类的情愿运动，全都沦为笑柄。当时最有知识的女人，如德·史达尔夫人
（Minedestae）和乔治·桑（Geong sana），始终在回避这些运动，为自由而进行她们
自己的斗争。但总的说来，女权运动得到19世纪改革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一运动在追求
平等公正。蒲鲁东（Proudhon）是个明显例外，他破坏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关
系。他把正派女人贬到家里，贬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他试图证明她的劣等性。“要么
当主妇，要么做妓女”，这就是他为女人所提供的选择。但是，和所有反对女权的人一
样，他也为“真正的女人”，即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进行热情的祈祷。
蒲鲁东虽有这种热情，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书信只不过是反映
了她的一腔哀怨。
这些理论论争都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它们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
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从史前时代就已失去——是因为
她走出了家庭，在工业生产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
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
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女人的合作成为必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最重要
革命，它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她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
这次革命所波及的范围，认为妇女解放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倍倍尔说，
实际上，“妇女和工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受压迫。”由于女人和工人的劳
动通过技术发展将呈现出重要意义，他们会共同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同
私有制的历史联系密切；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一场灾难，它使女人受着世袭财产的奴役。
但是，产业革命却是对那种权利丧失的补偿，它将导致女性的解放。这一结论在前面已
经引用过（见第三章 ）。
在19世纪初，女人受到的剥削比男工更可耻。在家从事的劳动构成了恩格斯所谓的
“血汗劳动制”。女工虽然忙得团团转，挣的钱扔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勒·西蒙
（Jues Simon）写的《女工》，以及保守的勒鲁瓦精利厄（Inap－Beaulieu）1873年出
版的《世纪的女性劳动》，都对这些可恶的弊端进行了谴责。勒鲁瓦一博利厄说，法国
有20多万女工，每天挣的钱还不到50生丁。她们要匆匆忙忙地从家跑到工厂去上班，而
且，直到不久以前，她们在工厂以外也只干些缝纫、洗衣和做家务之类的活苦钱少的工
作。就连饰带。女工之类的生产也被工厂垄断。作为补偿，在棉、毛和丝织品行业有大
量的就业机会；纺织厂尤其雇用女人。厂主往往宁愿雇用她们也不愿意雇用男人。“她
们活儿子得好，要的工资少。”这种带有讥讽意味的说法，揭示了女性劳动的戏剧性，
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女人才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且姗姗来迟。
纺织劳动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进行的。布朗基道：“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
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几乎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1831年，丝织工人在夏天要
从早上3点子到天黑，冬天要从早上5点干到夜里11点，每天要劳动问个小时。如诺贝尔
·特律坎（Norbert Truopin）所说：‘“工厂里的劳动环境往往是有害健康的，那里
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年轻的女工有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她们若是抱怨，
就会受到指责，说她们是在装腔作势。”
而且，男雇员还占年轻女工的便宜。《里昂事件之真相》一书的匿名作者说：“为
了达到目的，他们动用了骇人听闻的手段：贫困和饥饿。”有时女人除了工业劳动，还
要从事农业劳动。她们受到玩世不恭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这样一个注释：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妇女，特
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
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
们温柔恭顺的无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在总结马克思和评论倍倍尔
时，G·德尔维勒（G．DerVille）写道：“要么当宠物，要么做役畜，今天女人只能如
此。她们不工作时要靠男人养活，拼命工作时仍要靠他养活。’女工的处境十分悲惨，
以至西斯蒙和布朗基要求不给女人接近工场间的机会。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部分在于
她们最初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不懂得怎样通过工会把自己组织起来。妇女的“协会”
要追溯到1848年，这些协会开始时是产业工人协会。如下面的数字所表明的，这一运动
进展缓慢：
1905年，有781392名工人加入工会，其中妇女有69405人；1908年，有957120名工
会会员，其中妇女有88906人；1912年，有工会会员1064413名，妇女占92336人。
1920年，有工人1580967人，其中女工和女雇员有2390l人加入工会；在总数为
1083957名女性农业劳动者当中，加入工会的只有36193人。总计有3076585名工会会员，
其中女会员有29M人。她们之所以在新机遇面前如此束手无策，是因为听天由命和顺认
的传统，是因为她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女性劳动的调整进行得缓慢而拖沓。法律只是在1874
年才加以干预。然而，尽管帝国开展了竞选运动，涉及女人的规定却只有两条：禁止未
成年女性做夜工，她们在星期天和节目有休息的权利；她们的工作日被限于12小时。至
于对30岁以上的女人，所做的只不过是不准许她们从事矿井和采石场的地下劳动。1892
年11月2日，出现了有关女性劳动的第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