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诈骗生涯-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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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自奔哪儿。詹姆士•；麦克林要去伦敦办一件案子，而我要去贝尔法斯特谈生意。谈话眼看要冷场，我突然憋不住了：“我再没干那些狗屁事了，坑蒙拐骗什么的。”我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幼稚而绝望，他似乎在沉吟该如何作答。

“好啊，”他语气中没什么表情。他微笑着，好像在说真的没什么关系。可我却更为不安。

我不肯放弃：“我没有。我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好啊，”他再次说道，点了点头示意我打住。我额头渗出汗珠，脸颊发烫，含含糊糊道了个再见，便走向登机走廊。在飞机上我本该回味瑞士，回味隆和大街、日内瓦湖鲈鱼和大喷泉，但我脑子里只有詹姆士•；麦克林和他对我的不信任。

这使我懊丧之至，却弄不清缘由。他确实是个好人，可话说回来，他认为我是或者不是罪犯，又有什么了不起？相信我故事的人多着呢，我跟他们说自己在金融领域天赋卓绝，他们就信以为真。不管烦恼因何而起，一杯酒下肚，再加上贝尔法斯特越来越近的灯光，自信心又回到我身上。毕竟几乎可说是回家了。

跟您介绍一下我头几个月在贝尔法斯特结交的朋友吧。我已经提到过在“信仰”碰到的迈克尔和埃德娜。埃德娜开了一家酒吧，还参与推广贝尔法斯特夜总会的活动。迈克尔是“信仰”的全职酒保。两人加在一起，为我提供了离公寓咫尺之遥的现成伴侣，我们可以深入探讨音乐，贝尔法斯特有什么最新活动他们也会马上为我通风报信。

然后有贝林丹，相识多年的好朋友，他一直陪伴我到最后一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派对上，他坐在角落里合着音乐节奏点头，一顶帽子几乎遮住整张脸。注意到我时，他瞪大那双本已够大的爱尔兰眼睛，问我看个什么鬼。这是个透着一股野性的年青人，几乎跟我对造反活动的热衷有一拼，并且带点儿笨头笨脑的幽默。他叫我“火箭人”，我则叫他贝林丹，那是爱尔兰的一个圣人，十二使徒之一。

除了这几位外，我还有一帮背景各不相同的狐朋狗友。基兰，什么都干过一点，没有长性。凯特林除了想方设法弄到晚上出去混的钱，几乎无所事事。多米尼克是一位兼职装潢师，全职酒鬼。另外大概还有几十个姓名和面孔跟我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这也许有些令人吃惊，我突然有能力跟人结交并维持朋友关系了。但这事儿得放在我过的日子中看才对。2004年春天来临之际，我是贝尔法斯特最有名的夜猫子。

星期一，您会发现我在一家叫做“禁果”的同性恋夜总会里。主顾们踩着难听的音乐跳舞，竭力假装那天并不是星期一。星期二晚上，汤普森夜总会是学生之夜，数百个喝得醉醺醺的学生在这家热辣场所摇滚，把1英镑5一杯的啤酒溅到我300英镑一双的鞋上。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星期三我还去汤普森，听节奏蓝调。星期四换地儿，去克里姆林。

克里姆林当时是（据我所知现在还是）贝尔法斯特最主要的同性恋夜总会。这地方不露一点儿锋芒，入口毫不起眼，不知究里的人一下就会走过。我对浩室音乐的喜爱此时已经牢牢生根。星期五，我会去一家叫做“光芒四射”的学生会俱乐部，欣赏当晚专门从英国请来的大牌DJ。

星期六，我会组织一队人马，把周末的酒吧和夜总会挨个泡过来。星期六的好处是我既可以买香槟，又不至于像个傻冒。接下来就是星期天了，我又回到克里姆林，在“红场”舞池中激情扭动，为一个星期划上句号。

尽管我很清楚自己其实并不善于维持朋友关系，我的活动日程却使人几乎无法不跟我交往。再加上我的公寓随时恭候大家派对后前来放松，人缘想不好都难。我的唯一希望是大伙儿别提太多问题、别兴奋太过头。

很快，无论什么时分，每天总会有新的朋友上门拜访。其中许多人对生活中大多数传统义务早已弃而不顾，并把我引为同道。我一般总是随叫随到，在当时这一点并未使人觉得奇怪。然而我还是需要自己的时间，要知道我工作之努力，与玩乐之疯狂不相上下。

任何时候都能上网，证明十分有用。每隔两天我会打一大通电话去酒店，可现在能弄到手的信息越来越少了。从皇家邮政网站，可以通过地址查到邮政编码，或从邮政编码查到地址。在英国电信网站上，可以通过地址找到电话号码，而从其他网页上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公司地址，外加一大堆有用信息。相当大比例的酒店客房都是用公务信用卡订的，非常有价值。

因为靠电汇转账诈骗弄钱意味着总得长途跋涉都柏林，我决定重新让信用卡公司寄卡给我，作为资金的补充来源。这样做也许有点偷懒，但对我来说，眼下新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过正常人的日子，这就要求我把风险颇大的都柏林当日来回减少到一两个星期一次。

如果信用卡的额度高、还款期限比较长，我就会用自己的名字申请一张副卡，通常是把艾略特·卡斯特罗说成某位持卡人的侄儿或继子，这样，主卡和副卡上的不同姓氏就说得通。有时，我会把公寓住址提供给信用卡公司作为主要账户地址，一旦信用卡到手，再打电话改回持卡人原先的地址。在其他情况下，我会找一个理由让信用卡公司把卡寄到贝尔法斯特。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几年来不断有信用卡寄往巴特菲尔德，并没有人发现蹊跷，说明没多大危险。

有的信用卡，一定得使用持卡人本人的姓名才能弄到替换卡，但如果值得费事的话，比如说享有公务信用额度的信用卡，偶尔我也会放松警惕，来它一下。努力没有白费，托英国多家上等酒店的福，信用卡源源不断跨越爱尔兰海寄到我手里。

我弄到手的其他信息则用在电汇转账诈骗上，大笔大笔的款子开始电汇到日内瓦，只留几张冒用的信用卡和一些现金供我在贝尔法斯特挥霍之用。这里是我居家之地了，所以不管在哪里花销，只要有人认得我的面孔，我就使用现金。

瑞士账户在稳步增长，同时我在贝尔法斯特满世界花钱，日子快快活活。我随时处于警觉之中，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水果把戏也没松懈，淋浴中或出租车后座上，我常会念念有词，把一个个身份过一遍。大多数下午我会在贝尔法斯特某家商店里回答安全问题，由面带歉疚的售货员转问我电话中的问题，再把我的回答传给另一头。公寓电脑中备份了额外信息，每晚加密。现在我有三部电话可用：一部和母亲联系，一部专供朋友之用，还有一部和信用卡公司联系。

挣钱如此顺遂，社交活动如此丰富，要把我从贝尔法斯特拽开可不那么容易。第一次外出实际上是出于习惯，当然我也希望到久已心仪却没去成的地方游玩一下。虽然刚往瑞士汇出一笔钱，公寓里还有相当可观的一笔现金，所以我决定今年早早享受阳光。迪拜的伯瓷酒店是全球唯一七星级，我曾在报上读到，但等我真正置身其中，才知并非浪得虚名。

在不惜工本上跟这家酒店不相上下（不管具体花在哪方面）的，我不是没见过，但要说公然以堆金砌银为荣，还真没一家可与伯瓷酒店相伯仲。每层楼面都有前台，眼到之处永远有侍者恭候调遣，整个酒店使用的金子如此之多，假如看到其它材料制作的物件，反而感到扎眼了。

我住在一间较小的套房内，一晚也要1；000英镑，我把厚厚一叠老旧钞票从大理石桌面推过去时，接待员无不惊诧莫名。住这样的酒店却用旧钞票付房费，看起来有点土鳖，但若不如此，我就可能再成阶下囚。就我所干的一行而言，冒冒险不算稀奇，但要是后果是砍掉双手，我可不想下这笔赌注。

波澜不惊的几天。对于回到我自愿撤出的奢华旅行世界，我当然甘之如饴，但我还是怀念贝尔法斯特生气勃勃的日子。这里的其他客人大多是肥硕老头，为体态袅娜的年轻女郎所簇拥，要吊上什么人实在不容易。我喝鸡尾酒，看书，想贝尔法斯特，直到返程那天。

第二次旅行更带个人性质。除了母亲跟我频频交流之外，我跟家里所有人距离越来越远。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我给家里打电话前会先打母亲的手机，免得她挨父亲骂，迪恩也不至于觉得被忽略而受到伤害。跟母亲我总有许多话要说，但实质性内容却少之又少。我们会小心翼翼谈一会儿我最近那份“待遇极好的IT工作”，然后放松下来，聊旅行、聊巴特菲尔德。

我无法带母亲去贝尔法斯特，万一在那里碰上某个朋友，两个人聊上劲，我的谎言就肯定穿帮。最后，我终于说服了她，来伦敦和我过一个晚上。令人激动！要知道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而且这也是一次机会，可以向她显示我如何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取得不小成就。

我必须显示以前所有的麻烦事已离我远去。为此，我在克拉里奇酒店订了两个房间。几年前我在这里住过一次，相信这家酒店一定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为她订了前往希思罗的机票，解释说我自己因为参加这样那样的旅客计划而能享受一些飞机里程，可以自己飞过去。我还给她寄了一张乘希思罗特快火车去帕丁顿的车票。

母亲很不爽我不去机场接她，但我解释说我的航班是飞盖特威克机场，没时间再赶去希思罗。当然，原因其实是另一码事：希思罗机场有一位探长成天想着以信用卡猖狂诈骗为罪名逮捕我；我的说辞更适合母亲一些。

我倒是真的飞盖特威克了，但留出了半天时间，赶在母亲抵达前把克拉里奇酒店安排好。我决定自己住套间，而妈妈住高级双人间，做出这一管理决策的理由是我更能领会套间的价值。住宿费是用现金付的。

套间内，我躺在有四根柱子的豪华大床上，欣赏着室内的奢侈布置。百叶窗拉了下来，我翻身下床按电灯开关，但什么反应也没有。我拿起电话打给母亲，但她一定还在飞机上，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留言。我正要留言，只听一记脆脆的敲门声响起。

即便我已老于此道，即便我是用现金付的房费，敲门声还是让我心蹦到嗓子眼儿，身体也一下子僵住了。片刻停顿之后，又是一记敲门，而且门把手跟着转了起来。

门打开，一个男侍者走进来，恭敬地半弯着腰。我勉强挤出一声：“什么事？”

“卡斯特罗先生，请问如何为您效劳？”

“嗯，对不起？”我有些困惑，马上怀疑这可能是一次非典型警察行动。侍者打了个几乎不为人觉察的手势，示意我肩后某个地方。我转过身，却什么也没有，然后才看到刚才按过的开关。

“真不好意思，伙计，我以为那是电灯开关。”

“当然。”他的耐心似乎好得过头，转身退出。

我躺下来，喘着粗气。虽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却有一股怒火攻上来。我好不容易营造了一个安全小窝，在贝尔法斯特过得这么舒服，实在不该冒险惹酒店雇员生疑。不值得。但这次旅行却值得，而且非按原定计划行事不可。如果让我编写自己被捕的脚本，最最恶心的一种就是把母亲牵扯进去。

我从房间的小冰柜拿了杯酒喝，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最恼火的是我登记入住时用了真名实姓，虽然付的是现金。我不想在和母亲走过前台时别人用假名叫我。但回头看，这是个错误，我担心酒店会接到要求确认我是否入住这里的电话。

可现在去改名字已经太晚。不过我想到一个主意，既能掩人耳目，又容易实行，可以让我放下心来。我戴上雨果波士太阳镜，来到前台，在远处晃悠，直到前台经理注意到我。我歪了歪头，他立刻赶过来，听我压低声音开口。

“不知怎么回事，有人打电话找卡斯特罗先生，电话转到了我房间。”

他等着我说下文，但我打住了。他张开口，又合上。于是我继续。

“有人应该告诉过你，我想隐姓埋名住在这里。”

他放了心：“哦，当然，我可以为您安排。用什么名字好呢？”

“对不起？”

“您想让人们用什么名字称呼您？”这有点出乎我意料，但我心情正好。

“皮诺曹先生，”我说，“就用它了。”他眼睛也没眨一下。

“没问题，先生，”他“啪”地一转身，退了下去。

我走向电梯，门刚在身后关上，就放声大笑。回到房间我又倒了杯酒，然后用手机拨打克拉里奇酒店。对不起，酒店没有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客人。我等了一会，喝干酒，又重拨。

“请接皮诺曹先生。”少顷，座机响起，我用手机和房间的座机通话，又一阵大笑。下楼去前台的路上、打车去帕丁顿车站时，我都在给皮诺曹先生打电话，一口美国口音，而且透出要务在身的样子。别说，还挺管用，对马上要在帕丁顿与母亲相见，我不感到那么紧张了。

我找到母亲这趟车停靠的站台，车正好进站。一开始她挺拘谨，但在前往克拉里奇酒店的出租车里我和她聊起最近的旅途见闻，她渐渐放松下来。进得酒店大门，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穿过大厅，一双鞋在克拉里奇著名的棋盘图案大理石地板上敲出阵阵脆响。经理绕过办公桌迎上来。

“这是我母亲，”我告诉他。

“很高兴见到您，卡斯特罗夫人，”他答道。意识到说漏了嘴，全身立刻绷紧，转向我，但我把话题岔开了。

“有人打电话找我吗？”我问道。

“是的，有几个电话，转到您房间了。”

“好极了。谢谢，”说完，我领着母亲上电梯。从镜子里，我瞥到她开心地往我这边看，但我回看时，她又隐藏起自己的兴奋。我把房间钥匙给她，让她放好行李就来找我。

走了一小段路，我们来到邦德街，我最美好的梦幻之旅就此开场。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正是它帮助我熬过了监狱里的漫漫时光，熬过了睡廉价床位、吃简陋早点的许多个夜晚，那就是：一定要带母亲到富可敌国的邦德街，告诉她，无论看中什么，就随便买吧。我想象着当我告诉她只要喜欢，钱不是问题时，她那欣喜的表情，还有女售货员感激涕零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