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_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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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后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帮人总想找我的麻烦……导火线是我写得《我是韩国人》……（135页）
“自从我出了《我是韩国人》这本书，不管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人……
（155页）
记得我在阅读该书时，几次被这样的语言所折腾得脑子僵硬，就像白痴一样，半晌回不过神来。
这本书就是我们央视那位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向我们所竭力推荐的《我是韩国人》。说实在的，我很欣赏那位韩国人，他的那种骨气，那种拚搏，那种身为富家子弟而甘愿漂流他乡的孤独奋斗，是我们现在很多青少年应该学习的。但就是这一点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书还在写作的过程中，连出版的影都没有，怎么就已经知道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什么什么，还写得活龙活现？是不是我的智商太低就是明白不了，还是因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反正我是真的搞不明白。这就像一个从未生过病的人，有一天他却突然对别人说：在我未来生病的那几年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我那情人还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看我，真的，我实在是感动得不行……你说如果你碰上这么一个人，你会怎么想：这人不是有毛病就是脑子有问题，对吧。所以，我希望以主持《实话实说》而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能给我一个实话实说的说法，以免让我这种脑子一根筋的人老是为此而夜不能寐，拜托了。
我之所以这么叫劲，是因为我可以忍受在物质上被别人骗一把，因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在精神上我真的希望能有一块纯净的空间，假如有一天连这个空间里都挂满了谎言的倒影，那么人类也就无可救药了。
2002年的某一天，在西安市的双水磨小学里，发生了一场悲剧。一个只有7岁的该校一年级学生涂迁，因为没有完成规定的作业而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然而生性好动的小涂迁却自己跑出了学校，结果在一个人工湖边玩耍是不慎跌入水中被活活淹死。就这样，一个幼小的生命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而失去了生命的存在。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悲剧。
当一个生命失去是由于被老师罚站之时，因此该老师和学校理应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我们灵魂发痛的闹剧开始了：事故发生后，该校从校长、班主任老师以及涂迁班上的同学竟一口咬定：那天涂迁根本就没来上学，且信誓旦旦，众口一词。其中就有一位是涂迁的同桌同学，这位女孩斩钉截铁地面对媒体说，涂迁那天就是没来上学！就这样，在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所在的“教堂”里，从主教、牧师到刚入教堂的全部修女，在其祷告的过程中向世人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们什么时候丢了诚信？
培根在他的《论真理》中有这样一句话：“谎言是直对着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的谎言制造者却同时面对着上帝和世人公然撒谎。那上帝就是那一颗颗尚未被玷污的幼小心灵，那世人就是媒体、社会和法律。但是，上帝在被教唆下已经失去了崇高，而世人也被再一次的玩耍和愚弄。真正在哭泣的，只是涂迁的父母以及涂迁在天之灵的眼泪。
然而这个世界毕竟还存在着一丝希望的灵光，在正义的感召和内心痛苦的挣扎下，一位涂迁的同学终于向世人公布了事情的真相：当涂迁事件发生之后，学校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假行动，从校长、班主任到老师，他们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竟集体教唆孩子们说谎！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被列为2002度“中国十大谎言”之首。而且我们还应该在教育部的门口刻上一个耻辱碑，上面应该这样写道：为缔造谎言的活人们默哀。
“老师说过诚实才是好孩子，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这就是那位最终说出真相的孩子之心灵独白。可想而知他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来挺身而出的，这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这么一个幼小的孩子，他要忍受多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境遇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前途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诚实而变得扑朔迷离。说真的，假如那时我是北大、清华的校长，那么我一定要接纳这位学生，尽管他或许考试的成绩不够分数，但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在这么多虚假者中唯一能挺身而出的人，这就够了！
明天你是否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
记得第一次听老狼唱这首《同桌的你》的时候，是他在一个大学生校园歌手比赛的现场，只见他手抱一把吉它，飘逸的长发随歌声一起飘扬，很美。当时我就说，这歌一定能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往往是人一生中最难忘的，并给人生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因为毕竟，人生的很多知识是在此期间学习的；人生的很多观念也是在此期间形成的；还有人生的很多习性和品格也正是在此期间培养的；当然人生还有最纯洁的情感也往往是在此期间萌生的。因此当很多人已经白发苍苍、年近迟暮之际，“老同学”这三个字对他们依然是如此亲切；而老同学相见时的那种激动万分，则更是体现出人们对昔日学龄时期的一种回味。
然而，我不知道当那位勇敢的孩子长大时，他会对他的小学时期有一种什么样的回忆；我更无法知道这种回忆会带给他一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明天他一定会记得昨天这场谎言
明天他一定还会惦记着涂迁的亡灵
老师是否还记得我这位勇敢的叛徒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校的你
谁嫁给多愁善感的我谁与我坚守诚信
谁来为我诚信作证把伪善者丢在风里
……
我不知道假如让老狼来唱这首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还是别唱为好，因为音乐本身有一种原则：它可以歌唱美丽，它也可以歌唱忧愁，它可以歌唱幸福，它也可以歌唱痛苦。但不可以歌唱谎言，哪怕仅仅是一种回忆。谎言应该被诅咒被唾骂但不能被歌唱！
学者周国平先生在他的一篇题为《诚信与尊严》的文章中曾经发问：“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诚信，如果曾经拥有，又是在什么时候丢掉的？”
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反正据周国平讲，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就已经为中国人缺乏诚信而大伤脑筋了。其所谓“流于巧伪”便是严复对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形容。不过周国平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正表明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保护。所以周国平先生最后认为：“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则和秩序。不过，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同时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周国平应该说是一位比较受人尊敬的学者，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尼采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对尼采的认识，就是从他的《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中开始的。他是一个比较有思想深度的学者。然而就他上述这篇文章而言，我想在此与周国平先生进行一下讨论。因为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首先我想说的是，既然严复先生在一百多前就已经在为中国人的不诚信而烦恼了，所以当下中国人的不诚信问题与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能说市场经济加剧了那种不诚信的程度和范围，因为所谓的“无奸不商”在很大意义上说是一种真理。
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我认为，诚信与不诚信，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某种天性的成分。这里所谓天性是指：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长期生存的人所形成的诚信或不诚信；另外一种就是环境变迁，当一种社会发生变迁之后所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环境，由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导致了人的价值观的改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诚信或不诚信。就这两种诚信与不诚信来说，我认为，目前中国人普遍地缺乏诚信，更多的是属于第一种。即天性中的不诚信。它与什么市场经济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某些地域，甚至是十分偏僻的农村，说谎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相传。在很多时候说谎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最可怕的一种不诚信。还有一种也是属于天性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如果换句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要面子”。一个人为了要“面子”是什么谎话都会说出来，这是我无论在当记者的时候还是做生意的时候，感触最深的一点。这种谎言一般没有太大的恶意，但却经常防不胜防。而且搞得你狼狈不堪。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你想请一位朋友去看电影并说好晚上七点在电影院门口不见不散；你这位朋友其实并不想去但她却告诉你，晚上我要陪我妈去医院看病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如果能赶回来的话我一定去。于是，你从六点半开始就等在电影院门口了，一直等到快七点了你那位朋友还没来，于是你就给这位朋友打手机但手机关机。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正当你心急火燎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你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告诉你，Hi；我妈的病有点麻烦了，我还得陪她做检查，晚上我就去不了了，抱歉，拜拜！于是电话挂了，里面传来“嘟嘟”忙音。此时，电影已经开场，眼看着别人都进去当《英雄》了，只有你孤零零的站在幽黑的路灯下像傻子一样。而此刻，你的这位朋友却正在家中舒适地躺在沙发上，磕着瓜子，喝着龙井，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她那位“病得不轻”的母亲正坐在她身边为她织着毛衣……
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而这种谎言与周国平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上述两种谎言外，还有一种谎言与市场经济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原本并不怎么说谎，但自从他做生意以后谎言就多了起来。这种谎言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导致谎言的必然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盛行了上百年了，而这些国家并不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骗子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周国平先生自己都认为；“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比如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受信用……”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日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否诚信，是与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有关。如果在一种人文传统中，诚信被视为人之为本的崇高目标，那么不管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诚信也不会别谎言所取代。相反，假如在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中，伪善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经济都会谎话连篇，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是在于一切经济活动也好社会活动也罢，他的执行主体在一种人文本质上是不是诚信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它必须有一群有效的执行主体，否则这些规则和秩序就是无效的。比如正在此时，就在我书房的窗外，鞭炮礼花正在灿烂地腾空升起，阵阵巨响导致楼下汽车的防盗器鬼哭狼嚎。大家知道，北京早就制定了禁放烟花炮竹的法规。可这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燃放者来说如形同虚设一样。如果说，这些燃放者还冒着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危险，那么你对那些谎言者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谎话连篇你把我这么着？我就一派胡言你又能把我如何？我就骗你把你骗得黑白都分不清谁让你傻呀你让我骗！如果我们当下的现实是基于这种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周国平所说的那种规则和秩序就完全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制定一个法律：说谎十次判一年，胡说八道一百次判十年；满嘴胡言者拉出去枪毙。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关系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核心。这就是：假如没有“人的现代化”，那么“四个现代化”由谁来执行？因为缺乏执行主体的任何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好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开放的一个时代，这给“人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时机。
因此，我现在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这种危机实际上早就存在。而现在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是与我们长期缺乏诚信教育有关。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导并予以行为上的严格督促。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从小教育，我们才能改变一种民族的习性，只有靠不断地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来成为下一代人�
